现代社会需要领导者，但追随者、协作者乃至特立独行者同样不可或缺。主流舆论对领导力过分强调，可能导致年轻人的异化。
1934年，萨拉・波拉德向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发出入学申请。她的家长被要求填写问卷，萨拉的父亲诚实地说她“更多地是一位追随者，而非领导者”。
那所学校接收了萨拉，解释说它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领导者。
我们很难想象现在能发生这种事。没有几个神志正常的家长会承认孩子天生是个追随者，也几乎没有哪所学校会接纳这样的学生。如今，我们对领导力的颂扬高于一切――
哈佛大学告诉学生，它的使命是“教育学生成为公民及社会的公民领袖”；耶鲁大学的网站向申请者表明，它寻找的是“一代领导者”；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网站上，领导力排在各种素质的第一位；以艺术文化见长的韦斯利恩学院也根据领导潜力评估申请者。
然而，一个运行良好的团体――更别说政体――同样需要追随者。它需要那些想去服务而不是追求地位的领导者，它需要团队协作者，更需要那些特立独行的人。
我见过的很多年轻人把领导力视为权威和主导的同义词，将领导者定义为“可以支使别人”的角色。
一个姑娘回忆说，她小时候快乐、热情、爱读书，大提琴水平也很棒。直到高中时，“大学申请就在眼前，突然间，我的每一项活动都与领导力这个圣杯相抵触”。“大家都知道，”她补充道，“不是聪明、有创造力、有思想或正派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而是领导者。与领导力无关的任何活动和成就都一文不值。”
这个姑娘试图彻底改变自己的性情，一度成功，后来还是因为不够外向而出局。当时她很受打击。但结果证明，她因此获得了自由，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科学。她18岁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获得了她申请的大学所能提供的最高奖学金。
对追随者们来说，好消息是，一个名为追随力的学科越来越受欢迎。1988年，管理和组织行为学教授罗伯特・凯利在《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个术语进行了界定，并列出一名优秀追随者的素质，包括忠诚于“一个目标、一项原则或其他某个人”，“勇敢、诚实、可信”等。
近些年，更多思想家开始投身这方面的研究。例如，“领导力的浪漫”理论认为，我们往往错误地将一个组织的所有成功和失败都归因于它的领导者，忽视了它的大批追随者。
团队协作者也很重要。我的几个儿子都是狂热的足球运动员，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观看这种“美丽的运动”。它的美丽之处不在于领导力（虽然优秀的教练很重要），也不是足球进门的那个瞬间（虽然胜利得到了喧闹的庆祝），而在于阵型和传球的复杂结合，是每个球员估量队友的力量和需求，是把球传给队友或丢给对手前的每一个闪光的瞬间。
我们的社会对开创自己道路的独行者的依赖比我们意识到的要深得多。我们在各行各业都看到过这种人物：在科学界、艺术界、体育项目上。艺术和科学与赋予生命意义的诸多事务有关，但它们的核心不是领导力。哈佛大学英文教授海伦・文德勒曾撰文鼓励这所大学吸引更多艺术家，而不要期望他们“成为领导者”。她写道，其中一些学生会成为艺术界的领袖，“但你不大能想象他们追求公职”。
也许，过分颂扬领导力对领导力本身造成的伤害最大――后者被掏空了，失去了本质意义。它吸引了那些追逐聚光灯的人，他们的动力不是实现某种理念或服务民众。他们努力打拼是为了掌权，而不是为了某项事业或信念。这两种心态的差异是深刻的。后者的典型代表包括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圣雄甘地，而前者――我们最近看到了这种领导风格的很多例子。
如果我们告诉年轻人，值得追求的素质不是领导力，而是卓越、激情及对超越自我作出贡献的渴望呢？这个框架将涵盖更多青年才俊，而不会让领导力成为唯一的标准。
如果我们对未来的领导者说“只有当你非常关心手上的问题时，才能担任这个角色”呢？
如果我们能诚实地袒露自己真正看重的东西呢？如果我们是在寻找最有可能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年轻人，那么让我们承认这一点。然后，我们才能坦率地讨论这么做是否是个好主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