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价值观外交”的安倍内阁始终对亚投行说“不”
质疑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的报道，在日本一直持续到3月31日，这天是亚投行募集创始成员的截止日期。
《日本经济新闻》险些“站错队”
3月20日，一直对亚投行提出质疑的经济类报纸《日本经济新闻》（下称“日经新闻”），忽然在这天早晨发表社论称：“应该积极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
日本媒体的观点通常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一旦政府决定在亚投行问题上持反对态度，舆论一般会支持政府，因此在亚投行的问题上，本来毫无探讨的余地。日经新闻显然违背了日本的新闻规则，发表于20日的社论建议日本该在亚投行问题上有所松动。
很快，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20日这天参加完内阁会议后，特意走到日本媒体所在区域，非常唐突地说：“谁来决定融资，这是非常重要的。”日本在场的记者都知道，麻生不是在说日本的事，而是特指亚投行。从电视新闻播出的画面来看，麻生接着说：“至少我们该参加进去，起码有进行协商的可能性。”这与当日早些时候日经新闻发表的，多少有些叛离日本一贯外交及经济政策的社论，形成了呼应。似乎日本要转变态度。
但仅仅在4天之后的3月24日，距离提交成为创始成员的最后截止期（3月31日），仅剩一周时间。参加完当天的内阁会议后，麻生太郎再次给记者几分钟提问的时间，他开口说：“我们还难以决定参加（亚投行）。”
其实在日经新闻于20日发表社论后，其他日本媒体并没有与日经新闻形成呼应，包括一贯强调报道公正准确的《朝日新闻》，说了一些要求政府对亚投行做出冷静判断的话，但也为日本加入亚投行提出诸多前提，如保证透明性与公开性、重视环保、杜绝腐败等，而这些都是日本政府质疑亚投行时常用的说辞。
“好在我们没有跟进，日经新闻孤掌难鸣，其后也没有再发类似的社论。”一家日本媒体的记者这样对笔者说。
拒入亚投行，日企利益恐受损
这两年日本企业效益相当好，从3月底陆续发布的各家企业过去一年的财务报表来看，效益均比预测的要好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企业在转型上做得比较成功。这个转型是指从单纯的产品制造，向提出综合解决方案，如提供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案的转型。
“感觉我们在和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的对抗，只要是中国倡议的，日本必定要反对。”一位管理经济事务的日本官员对笔者说。日本的国家政策，在做出判断的时候，当然会考虑国家利益，考虑企业今后的利益等问题，但自从2013年开始推进“价值观外交”后，这位日本官员更加清楚地感受到日本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对峙的坚定态度。
这让人感到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有些僵化。美国也没有加入亚投行，但美国没有忘记和中国沟通，为今后加入亚投行，或者为今后与亚投行合作，留下了充分的余地。日本是否在与中国沟通？在什么问题上与中国进行了沟通？在东京想拿到相关的信息比登天还难，也许日本政府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已经让中日在外交层面彻底丧失了沟通的渠道。
外交中的“金融时报风险”
4月初，在东京开始有媒体谈论所谓“金融时报风险”问题。
在3月30日，也就是日本决意拒绝加入亚投行之时，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回答英国《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商界觉醒得有点迟，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就加入亚投行采取宣传攻势，宣传效果目前看来是非常好的。”木寺昌人公开表示，日本可能在6月申请加入亚投行。
就在木寺昌人接受采访后的一天，3月31日，麻生太郎再次对媒体表态，“是否参加，我们不得不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可见日本政府并没有松口。
此时日本舆论关注的是，2012年4月，时任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也曾接受《金融时报》采访，他表示，钓鱼岛之争“将会给日中两国关系带来重大影响”。这使丹羽宇一郎成为日本舆论攻击的对象。同年10月，日本政府解除了丹羽宇一郎的大使职务。
在3月底这个关键时候，日本派驻中国的大使，公开展望日本将可能于6月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与国家政策明显相悖的言论，其给木寺昌人带来的风险堪比丹羽谈论钓鱼岛问题的言论。
3月底坚定反对亚投行的日本，如果继续坚持反对，国际社会大概也就只有日本一国这样了。但如果真如木寺昌人所言，日本会考虑在6月份时，扭转船头提出加入亚投行的申请，日本政府过去说的话又该如何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