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每逢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是吃亏或是不幸，心态不平衡时，有一个“治疗”办法，就是想想当年跟自己一起参军却在战场上牺牲的那些战友。“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我虽九死一生，总还是活着；虽遭受过不白之冤，最终总得到了平反或改正。于是那些不愉快的心情，不正常的情绪，都被“幸运地活着”一扫而光了，心态也平静淡定了许多。费尔巴哈在《生命本身就是幸福》一文中说：“有生命的生物不管怎样地遭遇厄运和不幸，只要他还活着并想活着，那么它还不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不幸；单单是存在这一事实对于它也是一种喜悦……”
其实我这种“治疗”总给人一种“阿Q”的感觉。我是以他人更大的不幸让自己感觉仍属“幸运”那一伙的；以人间还有更大的痛苦来减轻自己对痛苦的感受。我本想用“理性思维”战胜“情绪表达”，让自己对现实保持一个“包容心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心态上的“催眠疗法”，久而久之，于自己于社会都不可能有正面的意义。
掌握心理平衡，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有人说：“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就难有良好的社会心态。”说得有道理。一个人一时一事可能隐忍住了情绪，但一般人很难做到一生一世总在隐忍中生活。努力构建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劳有所业、学有所教、居有所屋、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功有所赏、过有所罚、冤有所伸的社会环境，是良好社会心态的前提。这种环境既包括了物质的，也包括了精神的，是老百姓并不奢侈的渴求。有些社会矛盾靠“心理疏导”就可以化解，有些社会矛盾则必须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克服。精神和物质都不是万能的。
我以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国的老百姓也是最好的老百姓，勤劳、刻苦、俭朴、智慧等这些公认的长处已世人皆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国百姓有过几千年的苦难史，尝尽了人间的辛酸苦辣，所以吃饱穿暖了知道满足，能够挺起胸脯过日子了懂得感恩，也深知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家底穷，不容易管理，对管理者偶有失误，大多数人能够理解和宽容。真的，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有忍耐、最大度、最善良、最厚道的人民。
面对这样的老百姓，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他们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过上虽不算十分幸福却相当开心的日子。公正或许不是最高的道德，但它是最基本的道德。与空洞的原则相比较，公平比自由平等更具有实际意义。公平可以使弱者得到呵护与慈爱。
我离休前在基层工作过。恕我直言，在一些“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确有少数“土皇帝”，他们唯我独尊，为所欲为，有权有势有钱的人，可以昂首挺胸地走“阳关大道”，却容不得小民百姓如履薄冰地走“独木小桥”。这些地方的社会心态岂止是不容乐观，而是令人忧心忡忡。
基层是政权的基础。政府不能只关注一二线城市居民因就业难、升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物价高而反映出的“焦躁不安”，那些最基层的边远地方及广大农村，更迫切需要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使他们的权利得到应有的保障，满足他们并不过分的愿望，关注他们的合理诉求，尤其要有意识地提高他们的“国家主人”的自觉，敢于当家作主，敢于把各级“首长”看成公仆，敢于批评和监督各级“首长”，不在各级“首长”面前唯唯诺诺，“矮化”主人翁的地位。
记得“十二五”规划纲要曾经强调指出：要努力“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和平、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可见“心态问题”已是个社会问题，像我从前那样用“催眠疗法”自我修复，或采取阿Q式的“心理疏导”，掩盖情绪表达及不良心态，是不可取的。理性、淡定、包容，都不是无限的，无条件的，当某些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时，就必须在构建一个真正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上下真功夫，动真格的。也就是说，尽全力把事关国家和民生的事情办得让绝大多数老百姓满意高兴，让他们从身边的人与事中，感觉到社会的公平，从而有恩义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