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傅山是明末清初极具影响力的书法家，他提出的“四宁四勿”书法美学思想，开启了有清一代新书风的序幕。本文把“四宁四勿”论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下去理解，重点阐释傅山“四宁四勿”丑书论的真实内涵，旨在抨击当今书坛以傅山“四宁四勿”论为“护身符”的丑书现象并挖掘其内在原因，并呼吁书法爱好者端正学书态度，希望书坛回归一种正常的书法审美标准与审美风气，决不可扬“丑”。
关键词： 傅山 四宁四勿 书坛 丑书
近些年来，我们不难发现书坛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许多书法爱好者心态非常浮躁，不愿意花苦功夫大力气去练字习书，还想成为名家、大家。明明自己的书法水平还不到家，只能写一些拙字、丑字，却在急功近利、急于出名的欲望驱动下，盲目跟风模仿，只在表面形式上做文章，故意将笔画扭曲变形，刷得东倒西歪，提按无序，故作颤抖、毛涩、残缺状；结体左右分离错位，重心不稳，章法上有意摆列，矫揉造作痕迹明显，毫无自然天成之趣。他们一味地去追求拙、追求丑，诸如“钉头”“鼠尾”“鹤膝”“墨猪”等等，这些早被书艺界所否定的糟粕，又被重新捡起来并奉为至宝。有的甚至连起码的临帖基本功都不具备，却热衷于直接描摹一些技法低劣、用笔粗糙、结体无序、章法松散的断碑残纸，追赶现在书坛所谓的“时髦”――丑书，还美其名，或曰“张扬个性”，或曰“直师自然”，或曰“书画同源”。姜夔在《续书谱》中曾对不遵法度者做出尖锐讽刺，称其“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错，反为新奇”。而如今丑书爱好者们似乎推崇的正是这些，于是在一些书法展览上就出现了矫揉造作、支离破碎、让人难以辨认的作品。“丑书”理论的大肆盛行致使这些无书法功底或书法功底一般般的人摒弃了书法学习中艰苦的临池阶段，用所谓的“丑书”混迹书坛，从而造成书法审美取向的混乱，误导了相当一部分书法爱好者。
毋庸置疑，喜欢美、追求美、崇尚美，是人们世界观认识论的基础，艺术可以说就是因美而产生，因美而发展，因美而辉煌。离开了美就谈不上艺术。那为什么书法界会出现标榜丑书的怪圈呢？原来这背后有一个最为有力的理论支撑，那就是清代傅山的“四宁四毋”论――“宁拙勿巧，宁丑勿媚，宁支离勿轻滑，宁真率勿安排”。此理论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一些书法学习者并没有搞清楚这“四宁四勿”理论的来龙去脉与真正内涵，只是从语句表层意思上简单理解并大肆夸张，他们打古人的旗，借古人的名，用古人的话，行自己的事，于是傅山的“四宁四勿”论就成了这些人的“救命稻草”和“护身符”。他们出于不同的目的，根据不同的需要，对其进行曲解、拓展和拔高，将其变为“审丑”书法观的理论旗帜，以至于让傅山蒙上了这不白之冤。
因此，我们当下之急就是要揭开傅山“四宁四勿”论的神秘面纱，追溯“四宁四毋”的历史渊源。顺流而上，其理论可以上溯到两千年前老子提出的“大巧若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此当为丑学的哲学源头。宋代欧阳修最早、最直接地提出了书法“不计工拙”的论断，称“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计其工拙”。苏东坡说：“凡作诗，须做到众人不爱可恶处，方为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提出：“诗文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丑毋弱，宁僻不俗。”黄庭坚把“拙”引入论书中来，作为书法创作的自觉追求，指出：“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娘子妆梳，百般点缀，终无烈妇态也。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南宋姜白石《续书谱》中更激烈：“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陶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这些可以说是傅山“四宁四勿”理论的先导。
其实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会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有关，当然，傅山“四宁四勿”论也不例外。傅山出生于明末的官宦书香之家，从小博览群书，经、史、子、集、佛经、道经，样样精通，然而对其影响最著的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具有治国安邦、推行仁义平天下的雄心壮志，但是现实非常残酷，明末的黑暗统治让他断绝了科举之路的念头，虽然因为替恩师袁继咸申冤昭雪成功而名声大振，但他依然埋头治学著书。然而世事多变，明清易代，身为明朝遗民的傅山开始了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不肯向其低头的斗争的一生，他坚持了自己的民族大义，深为当时和后代敬仰。这一点深刻地影响了傅山的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
傅山在《作字示儿孙》诗中曰：“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诚悬有至论，笔力不专注。一臂加五指，乾卦六爻睹。谁为用九者，心与腕是取。永真溯羲文，不易柳公语。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傅山认为作字之本在于“作人”，他极推重柳公权“心正则笔正”的说法，认为书法的关键不在于笔力而在于书家的品格修养，一旦这方面有污点，笔墨是无法弥补其不足的。正是由此思想出发，傅山对赵孟■、董其昌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批判。众所周知，赵孟■身为宋朝宗室后裔却投身元朝做官，于是“贰臣”的称号成了他永远的品格污点。傅山对赵书的评价是“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虽恶其书”，随之对将赵氏推尊到“五百年中所无”的崇高地位的董其昌及董书也颇有微辞，这种微辞也是基于对董氏人品的轻视，认为他立于庙堂而无所作为。从这里可以看出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傅山对书法品评最重要的就是人格论，他对书法首先进行的是伦理性、政治性的判断，然后恶其人遂恶其书。固然书家的道德人格修养对书法创作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虽然也不乏“书如其人”“书品如人品”的论断，但傅山如果仅仅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对其他的书家及其作品进行片面的审美评价，单从这一点来说，此种书法品评的方法是极为不妥的。
另外傅山所倡导的书法之“丑”，是统一在他的《作字示儿孙》全文中的，绝不能离开“四宁四勿”而单讲一个“丑”字。“拙”对应“巧”，并不是不巧，而是藏巧于拙，大巧若拙；“丑”对应“媚”，应理解为“书法艺术不能无妩媚秀丽，但一味求媚，华丽过甚而趋于姿媚、妖艳，就会成为书法丑，物极而反，美极而丑”。傅山所倡导的“丑”是针对媚俗、姿媚、妖艳而言，而不是针对美而言，真善美始终是艺术的最高标准；而“支离”对应“轻滑”，应理解为用笔、结体和章法上的纵横穿插、错落有致和力量与动势之美，应沉着痛快，而不能轻薄油滑；“真率”对应“安排”，真率者，直抒胸臆，自然天成，安排者，则近乎工匠造作，痕迹太重，流于庸俗。拙和丑皆出于自然天成，是技近乎道的统一，而不是矫揉造作，故作丑拙、丑态。而且在傅山看来，“四宁”也绝不是书法艺术的最高理想境界，他只是比“四勿”要好，这一点极其关键。“四宁四勿”论的提出主要是表示对书风中“巧”“媚”“轻滑”“安排”的厌恶，意思是即使糟糕也不要糟糕到这个样子，现在有些人不去仔细品味一下这个“宁”字的含义，却误把“拙”“丑”“支离”“真率”当作书法艺术的最高理想境界来理解，这就不免要得到一个令人可笑的结果，这恐怕是傅山始料不及的。
一个清楚而简单的道理，到了书法界，怎么成了玄之又玄、神之又神的东西呢？现在我们可以明了了，当今书坛“丑书现象”之怪胎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傅山“四宁四勿”理论的源流始末与内涵本质，这中间不乏误读、错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这种误读、错读迎合了一部分人的心理，符合他们的需求，使他们认为习书是有捷径可寻的，于是就人为地、带有功利性目的地曲解、歪解。其实傅山追求的不是真“丑”，而“丑书”却正是犯了这一致命的错误。
书法大家的形成必经历三种递进的境界――书法、书艺、书道，这三种境界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循序渐进，没有捷径可寻的。其中第一境界――书法，就是对“法”的掌握，对技法的研习，是“甘于寂寞”“废纸三千”“退笔成冢”的临池阶段，若不如此，那些只想通过找一些歪门邪道走捷径的，必将欲火焚身，终至魔道。所以笔者强烈呼吁书法爱好者们要端正学书态度，千万不能把书法曲解为以丑为美、越丑越美，傅山之“丑”与丑书之“丑”不是一回事，今人不可尚“丑”，书法审美亦绝不可扬“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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