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家很穷，每至年末，生产队分给我家的黄豆少得可怜，母亲总会小心翼翼地收藏好，待到春节时方可用上排场，用来制成味美可口的油炸豆腐。田土下户后，我家每年都要产黄豆三四百斤，除了少量用作交公粮外，基本上作为自家食用。每到寒暑假期，母亲都要做豆花给我们几姊妹吃，她说豆花是家人团聚的美味。
也是打那时起，我喜欢上了看似不起眼的石磨。石磨是乡下人的宝贝。没有它，我们就吃不上麦粑块，吃不上玉米羹，吃不上黏米汤圆，更吃不上豆花。那精雕的石纹，以及磨盘上洞穿的小孔，总让我感到新奇，想吃什么，只需将晒干的粮食一点一点地放进圆孔，缓缓转动磨盘，细粉就簌簌而下。再放，再转，再下，周而复始，什么东西都碎了，成了粉，成了浆，干而滑的是粉，湿而黏的是浆。石磨日复一日地“吱呦”，磨过了一圈圈年轮。
做豆花是件颇费工夫的事，也是一个辛苦的过程。母亲总会在头天晚上筛选好颗粒饱满的黄豆，然后用水进行浸泡、发胀数小时，等到第二天就可磨豆了。弯弯的磨钩挂在屋檐下，我和弟弟把它取下来挂在磨把上。母亲则用干净水将石磨洗过遍，在磨口备上水桶接豆浆，然后用勺子将泡胀的黄豆一勺一勺地添进磨眼。我们紧握磨杆，顺时针用力推，石磨便“叽嘎――叽嘎――”地转动起来，一圈，两圈……洁白的琼浆沿着石磨缓缓地流下，随着不停地推拉，盆里的黄豆越来越少，从磨心涌出的浆越来越多，汇聚磨槽，流向水桶。
老家有单独的灶屋，还算宽敞。月牙造型三眼灶，两口大锅隔开，中间设小灶。有的还在挨近烟囱的地方设了一个耳灶，用鼎罐热水。煮浆通常用大灶。那时我常到灶屋帮着烧火，把柴添进灶膛，用火钳把火拨得旺旺的。哧哧的火苗，从柴草上冒出来，欢快地舔着锅底，顺着锅向上飘起，青烟穿过高过屋脊的烟囱在青瓦缝隙里盘旋……在灶间，被火烤着，暖烘烘的。柴火熊熊，偶尔还发出轻微的爆裂声，十来分钟后，锅里也开始“”地冒出热气，不一会儿便沸腾起来，香味也开始在灶间弥漫开来。
是滤豆浆的时候了。母亲熟练地拿来干净的滤帕，绷在早已备好的呈漏斗状、十字形滤架上，并夹绑牢实。一桶豆浆倒进去后，母亲不敢马虎，两手握住滤架，左颠右簸，循环往复。那豆渣就留在滤帕里，豆浆就流进了地面上的大盆里。如果加水，母亲就会叫我们去添；如果要把大盆里的豆浆倒进锅里，母亲也会叫我们去把滤架掌好。一家人分工负责，协调配合，不用多长时间，就把豆浆滤完了。
接下来，母亲再把浆倒入锅里，我又把柴放进灶里将浆烧开。母亲用汤勺舀上胆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卤水，顺着一个方向慢慢地滴加入豆浆中。随着母亲灵巧移动的手，锅里慢慢地出现了絮状的沉淀物。母亲点卤的动作更慢了。“胆水要不多不少，点豆花时要微火，还得用小瓢在锅里转来转去，以便让胆水和豆花均匀地发生作用……”母亲如数家珍，做起来更是应用自如，得心应手。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用筲箕去榨豆花，使其绵扎、凝结。豆花大功告成。母亲用菜刀在豆花上划出横竖交织的印痕，舀出了墩墩豆花，还会加上窖水淹着。那豆花色泽白亮，清香滑嫩，令人垂涎欲滴，那窖水略黄，带碱味，回甜，每次都让我们大饱口福。
如今，为了省时省力，大多数农家纷纷添置了打米机、磨面机等微型电器，再也不需要那古老的石磨，只需几分钟，玉米粒在隆隆机声中被粉碎得细细的，如同城市里的那些青石板路、红砖碧瓦被柏油路面、钢筋水泥淹没一样，就是春节打年粑、做豆腐也是机器取代了人工，家乡的石磨“叽嘎”声逐渐少了。
2010年父亲去世前，我和姊妹在翻修房屋时将石磨移除并弃置野外，随着父母的相继离去，石磨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不知咋的，行走在都市里的大街小巷，每每抬头看见豆花饭馆的店牌，我就会忆起老家的石磨，忆起像母亲的乳汁一样的豆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