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写过一本书，叫《孔子改制考》。这本书的一些言论，今天读来仍很有意思。比如他说：“尧舜为民主，为太平世，为人道之至，儒者举以为极者也。”又说：“孔子拨乱升平，托文王以行君主之仁政，尤注意太平，托尧舜以行民主之太平。”这两段话，虽浅如白话，但仍得结合康有为的思想，才能读明白。康有为把社会分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在他的观念中，“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而“升平世”则为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制才是真正的“太平世”。
康有为认为，孔子谈的尧舜之治，其实是指太平世的民主政治原则；而所说的文王之治，指的是升平世的君主立宪原则。在康有为看来，尧舜是否真有其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的政治理念，是要达到民主政治的“太平世”。
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诸子百家多把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为上古时已有的制度，来获得人们的认同。康有为甚至认为《诗》《书》《礼》《易》等“六经”，都是孔子亲自撰写的，并非来自周公旧典。孔子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改革当时的社会制度。他说：“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就这样，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把“述而不作”的孔子，一下子变成了“托古改制”的圣人。因为，只有圣人的思想，才能成为放之四海、历经百世的真理性价值。
一直说康有为“尊孔”，其实他尊的不过是自己所阐释的孔子思想，他的目的仍然在于“托古改制”。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变革的前提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所以他要在孔学的旧瓶中，装入民主平等的新酒。
他一方面想让儒家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儒教”来抗衡当时影响越来越大的基督教。于是他把孔子立为儒教的教主，想借此复活一种中国式的宗教。但宗教的形成，显然不像康有为想的那么简单。宗教的神圣性，并非是通过几部著作就能完成的，它只有在特殊的历史际遇中才可能诞生。当把宗教当作某种政治工具时，等于已经消解了宗教的神圣性。
康有为实用主义的目的，注定了他所倡导的儒教难被世人所接受和理解。他把孔子立为全知全能的圣人，心中想的却是西方民主社会的模式。可以说，在康有为这里，宗教、文化、传统均被他的政治观所裹挟，他的诸多牵强附会的考据与解释，其实都是为了建立变法维新的历史合法性。这种方式，不仅无助于建立孔子的神圣，对孔子的精神形象反而构成了一种伤害。
在他的设计中，立孔教也好，托古改制也罢，会给政治变法带来更多的合理性依据，甚至可以赢得保守知识分子的赞同。但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由于他对儒学的解释过于随意，对当时学人认可的很多史实均进行了颠覆，等于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他的观点一出来，反而招来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保守派视之为篡改儒学的叛逆，而痛心疾首。而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无法理解他的所言，反而对他产生了疏远感。近来也有学者研究指出，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思想在当时引来学术思想上的新的分歧，不仅没有取得团结更多知识分子的作用，反而孤立了康有为自己。因为其学术的不严谨，使得更多的人开始怀疑起康有为的变法动机，这等于给维新运动增添了新的阻碍。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当年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总结过：“故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为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者所有，孔子也有之而已。”从康有为“托古改制”所遭遇的历史处境可看出，构建政治改革的框架，不能通过曲解历史真相与学术证据来完成。可以在中国传统中寻找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千万不能把学术当作政治的工具，进行肆意歪曲。一旦把传统当作工具，结果只会颠覆传统真正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