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构思于2005年、成书于2009年的短篇小说集《落地》（A Good Fall）原书以英文写成，后经他亲自翻译成中文，并于2012年7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创作此书期间，哈金走访了很多在纽约法拉盛“中国城”生活的华人，如实记录他们真实的人生经历，用文字为在沉默中奋斗的美国华人群体塑像。首先要关注的自然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身份认同和主体意识。哈金在《落地》的《序》里说：“《落地》出版后受到许多美国读者的喜爱，因为这些华人移民的故事也是他们自己的或是他们父辈和祖辈的故事，也是世界上无数孤独坚忍、寻找家园之人的故事”。①少数族裔移民文学在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移民国家里自然显得尤为抢眼，漂泊在异国他乡的华人更容易读懂这些故事背后所传达的对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对危机四伏的人生的恐惧迷茫，对变幻无常的情感的束手无策以及对丑恶人性的愤恨厌弃。他们的父辈及他们自己都曾经或者正在经历这种如影随形的痛苦，也正是因为这种痛并快乐的复杂情感让他们在内心深处产生强烈而持久的共鸣。
一、 生存困境：融入美国社会的艰难历程
在美国或者海外任何一个国家，偷渡者及其他非法居留者的衣食住行完全不受法律保护，他们居无定所，没有稳定又高薪的工作，更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他们是任人欺凌的最无助的边缘人群。《耻辱》、《樱花树后的房子》和《落地》就是关于非法居留者的故事。《耻辱》里的孟教授随中国代表团访问纽约，为了改变在国内不尽人意的生活状况，他选择留在看似遍地黄金的美国，一边赚钱，一边等待时机成为美国公民。谁知一次意外事故导致他彻底暴露真实身份，于是孟教授不得不离开纽约，逃往更加偏远的密西西比地区。《樱花树后的房子》写的是在制衣厂辛苦工作的中国男孩万平和从越南偷渡入境的华裔女孩阿虹的爱情故事。阿虹不仅要尽快还清蛇头的偷渡费，还要负担越南家人的生活费，初来乍到的弱女子只得靠出卖肉体赚钱养家糊口。《落地》则讲述了一位中国和尚甘勤应纽约一家寺庙的邀请到当地教授武术，谁知他竟遇人不淑，寺庙住持拒绝付给他薪水，并将他扫地出门，之后又私自派人押送他回国。疾病、愤怒和羞耻心将他推向绝望的谷底，一气之下他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自杀未遂之后，他却因祸得福，成为媒体、政客、慈善机构和律师的关注对象，薪水和医疗费的问题轻松化解，还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美国姑娘痴情地向他表白爱意。一夜之间，本来注定成为一位悲剧人物的甘勤却收获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的生活。这些怀揣“美国梦”的懵懂的异乡人，因为偶然的人生际遇，飞向这片广袤又陌生的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合法的长期居留证，他们无法安全降落到地面上，始终被身份问题悬置在半空中，任狂风骤雨肆意撕扯他们看似羸弱、实则坚韧的身体和心灵。
而在那些已经拥有绿卡或者国籍的华人脸上，我们同样看不到他们潇洒优容的神情，因为他们面临更繁重的生存挑战。《英语教授》里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唐陆生在某高校任职助理教授，尽管他发表过不少有创见的学术论文，但是有些糟糕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让他备受美国同事的质疑。教学和科研的重压让他整日处于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尤其是当他突然发现自己提交到学院的评审材料里有一处不易察觉的笔下误时，他心里顿时塞满了沮丧、懊恼之情。正当他胡思乱想、忐忑不安之际，学院负责人通知他，申请已被审批通过了，他终于获得了期盼已久的终身教职。可怜一直被人歧视又缺乏自信的唐陆生被突如其来的幸福彻底撞蒙了，他变成了丧失理智的疯子。《退休计划》则讲述了一位早年跟随丈夫来美谋生、后又被丈夫无情抛弃的华人妇女菊芬的故事。菊芬跟唐陆生不同，她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一个华人家庭照顾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却受尽雇主的欺凌与侮辱。致命的语言障碍死死地捆住她的手脚，她只能在华人社区找一份没有养老计划的工作，而当她步入晚年以后就会过着穷困潦倒、老无所依的生活。幸好，菊芬在一次工作事故中幡然醒悟，只有鼓足勇气掌握英文这门语言，她才有可能不做那种透支健康又缺乏基本保障的工作。另一篇小说《美人》里早已身为人妻的吉娜是社区远近闻名的美人，但是她的丈夫冯丹却怀疑妻子红杏出墙。吉娜在丈夫的再三逼问下，终于坦承一切：不会英语的她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整容、改名后，嫁给事业有成的男人，从而获得重生的机会。虽然她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却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国度想方设法抹掉令她倍感耻辱的人生轨迹，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面对吉娜的欺骗，冯丹虽然同情她但却不能原谅她，他们的婚姻最终只能坠入背叛和不忠的深渊。由于不能顺利融入美国社会而导致华人陷入生存困境，其根本原因也许就是语言障碍，语言的问题是引发其他问题的根源。文化差异的加深、身份认同的困惑、物质生活的匮乏以及自我意识的丧失都是这一生存困境的组成元素，而这些无疑都源自由于语言障碍而引起的“失语症”。
二、情感危机：被绑架的亲情和爱情
哈金对人性鞭辟入里的揭露基于他真诚且善于反思的写作态度，绝不会以主观臆断压倒真实发生的情感冲突。人类情感的脆弱、功利、动荡、自私等阴暗面不是哪个民族或者哪种意识形态就可以忽视并克服的，伟大的作家就是要引领读者敢于正视残酷的现实，鼓励人类反思并改善人性的不完美。我想，哈金就是这样一位有良知、有品格的作家。就像余华在为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作序时所说的那样：“他（哈金）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特别的力量。”②余华对哈金的创作风格作了简要的概括，朴实和真实地书写历史就是哈金孜孜以求的创作目标。
《互联网之灾》、《孩童如敌》和《两面夹击》深入探讨了被唯利是图和传统家庭观念扭曲的亲情到底该何去何从。《互联网之灾》里婚姻失败却不甘寂寞的妹妹不停要求在美国辛苦打工的姐姐为她买房买车。她逐渐膨胀的虚荣心和物欲通过互联网快速又准确地涌进姐姐的邮箱，原本是方便远隔重洋的亲人互诉思念之情的通信工具却演变成割裂他们血缘亲情的利刃。《孩童如敌》和《两面夹攻》则表现了父辈和晚辈之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激烈冲突。在美国生活的晚辈与从中国千里迢迢投奔子女的父辈之间有着无法通融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中国老人对家族血脉关系的重视不被儿孙理解――他们忠诚地坚守家族姓氏，并要求孙辈继承下去，他们将自己无法实现的理想寄托在晚辈身上，希望他们终有一天光宗耀祖。虽然老人的要求和心愿看似正常，但是儿孙却秉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他们试图挣脱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以亲情的名义对自己的束缚和绑架。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家庭生活的“潜规则”往往是“男主外，女主内”，女人理所应当要照顾丈夫、孩子和公婆的衣食起居。《两面夹攻》里从大陆来美国暂住的梅芬就坚持认为，自己的儿媳康妮没有尽到女人应尽的义务，她希望儿子楚田能对她百依百顺，报答她的养育之恩。谁知她这一番吃力不讨好的“心意”掀起了一场家庭革命，差点导致家庭解体。最后楚田不得已自导自演一幕“被辞职”的闹剧，终于说服母亲答应尽快回国。不能承受生命之重的亲情若是一味逼迫、算计，最终必然滑向情感的欺骗和疏离。哈金对中国儒家家庭伦理观“夫义妇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提出了深刻的质疑，这种看似平等互爱的家庭关系在现实生活里往往被人们的欲望所侵蚀，导致其脱离正常人际关系的轨道，再也找不到回归亲情的来时路。 这部短篇小说集里有很多篇章都或多或少涉及爱情这个话题，尤其是《作曲家和他的鹦鹉》、《选择》和《临时爱情》集中探讨在美华人所经历的形形色色的爱情，以及他们在爱情里的所遭遇的重重磨难。很明显，哈金想宣扬的主题是在特殊社会环境里的爱情开花结果尤为艰难。《作曲家和他的鹦鹉》里的作曲家范林和他当演员的女友之间的爱情其实只是某种填补情感空洞的欲念，陪伴他直至死亡的鹦鹉反而更像他的恋人，身为华人的他无论是在身份上还是在生活上都无法满足女友渴望名利的需求。《选择》里当家庭教师戴维面对成熟迷人的新寡少妇和她聪明漂亮的女儿同时爱上他的事实时，他应该怎样选择才能符合世俗社会的评判标准呢？可是他偏偏狂恋那位风韵犹存的少妇，而年龄、地位和财富上的巨大差距让这段恋情显得虚无缥缈，再加上少妇女儿的强烈反对也最终导致他们不得不分道扬镳。《临时爱情》则描写了一段在华人新移民身上司空见惯的爱情故事，为了“互相有个安慰”和“节省开支”，爱人远在中国的丽娜和潘斌临时组成一对“抗战夫妻”。虽然当初两人承诺绝不伤害各自的婚姻，可以随时结束这种情人关系，但是潘斌却深陷爱情漩涡无法自拔，谁知丽娜却不愿看到自己的婚姻破裂。她的丈夫得知她在美国的风流韵事以后，疯狂报复她，她被他折磨得几近精神崩溃，他们的婚姻早已破碎不堪，无法挽回了。当丽娜决定再回到潘斌身边时，他已开始另一段恋情，拒绝了丽娜的求爱。爱情在身份与生存的双重高压下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即使再坚不可摧的情意也会被现实的洪流冲垮，背叛与放弃已然成为爱情生活的常态。
哈金的短篇小说集《落地》在写作技巧上并无许多创新之处，平淡的叙述语言，单一的叙事视角，就连隐喻、象征、反讽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也都极为克制，字里行间却隐含他的忧虑与期望，当然还有那若有似无的思乡之情。他说：“思乡的确是一种难以压抑的感情，就像爱情。由于找不到故乡，我就把这份心绪的一部分倾注到《落地》的译文中，以在母语中建立一个小小的‘别墅’。这也算是在漫长的旅途中的一个停歇之处。”③通过母语写作来释放浓浓的乡愁，于是哈金能捕捉到最本色、最自然的文学语词，以暗潮汹涌的情感冲淡了华丽的藻饰。《落地》一书的封面上有两滴正在坠落的鲜血，下面是一只穿着鞋子的候鸟，这无疑是一个很美妙的隐喻。候鸟象征奔波于世界各地的寻找家园的人们，鲜血则象征他们在迁徙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生存危机是每个人都时刻面临的最重要的人生课题，只是遥远的距离、陌生的语言和淡漠的情感加重了它灰暗的底色。小说集的英文名A Good Fall言外之意是不仅是落地更要生根，在理想的家园里萌芽、成长、凋零。尽管萨义德更欣赏作为“一束常动的水流”的自我，他希望自己不要安于现状，要有与生存环境保持适当距离的决心，唯有如此，才能具备反思和批判的理性。○4但对于大多数海外移民来说，他们则更渴望早日融入异乡，长成一棵扎根于异乡的植物，让那个令人深感生疏的地方变成属于自己的家园。
注释：
②余华：《我们的安魂曲》，选自哈金：《南京安魂曲》，季思聪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④爱德华・W・萨义德：《萨义德回忆录：格格不入》，彭淮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