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分析理论是在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基础上，历经百年沧桑发展起来的理论。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它的影响都极其深远，它由心理学领域不断向其它领域渗透影响，如哲学、宗教、文学等。在文学领域，精神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产生影响：一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二是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关键词】精神分析；文学创作；文学批评
“精神分析”一词对于现代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它是由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开创的、研究人格的理论和心理治疗的一种临床医学方法。但是这门学问不断向哲学、政治、宗教、文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渗透，并产生了重要影响。仅从文学这一领域来讲，它给文学这一领域所带来的广泛和深刻变化，是现代任何一种文艺理论或思潮都无法超越的。艺术家拿它来指导创作，开掘人的心灵世界；理论家和批评家拿它解释分析各种文学艺术文本，发掘作品潜在的意义。
一、精神分析在西方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自开创以来对欧美的作家给予了方法性的指导，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死亡本能”、“生存本能”、“白日梦”等观点，以反传统的视角，对西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精神分析之所以对西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主要原因是精神分析倾向分析人的无意识动机，而文学本身就以写人的性格和心理为主，两者有共同的关注对象――人的心灵。精神分析学的出现让作家前所未有的关注人物本身、感觉、精神状态，他们在写作技巧上突出表现为意识流写法，追求人们头脑里潜在的思绪和意识，以及将纷乱复杂、恍惚迷离的内心世界原原本本的展现在读者眼前，这就导致了意识流小说的流行。意识流作家依照弗洛伊德学说，关注人的整个心理结构，揭示人潜意识当中的本能。如被视为意识流小说里程碑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打破传统，通过潜意识记忆的回顾，把人物整个内心世界裸露在读者面前。另外一位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较深的意识流小说家劳伦斯，在《儿子与情人》中细致描写了保罗处在母爱和性爱之间的矛盾心理，展示了弗洛伊德“本我”的欲望渴望与“超我”意识控制的挣扎。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对20世纪西方的传记文学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精神分析家在记录病人案史时，常会进行传记式的研究，而文学传记家往往解剖分析传主的精神生活，两者有其共通之处，传记文学中浸透了精神分析的技巧和观念。弗洛伊德写《达・芬奇》就把精神分析应用到传记中，打破传统的传记叙事模式，对传主的童年经验、梦、性欲、精神病态等无意识和深层人格进行研究。探索出一种新的传记形式，之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传记形式形成一种风尚。
（二）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精神分析法除了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还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倾向。首先从弗洛伊德自身开始，为了展示人类的无意识心理，他经常举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例子来论述人的无意识动机，如他提出的著名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借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的情节分析论证了潜意识中的“恋母情结”。他还对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进行了与众不同的分析研究，他认为哈姆雷特之所以对他的叔父迟迟不肯下手，是因为他自身存在的“恋母情结”在作怪，他对母亲的占有欲望如同叔父一样，于是对仇人的恨转化为对自己的谴责，铲除仇敌，等于夺己性命，所以他只能犹豫不决。
虽然当初对于弗洛伊德的观点看法褒贬不一，但如今，精神分析用于文学批评已经司空见惯。它对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填补，在传统批评研究作品的历史环境、社会背景等外向方面的基础上，揭示隐含在作品表层意义下的“无意识”的内容。
二、精神分析在中国
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自20世纪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其传播途径主要是以欧洲语言为直接以及日本作为间接传播渠道。其对中国作家的文学创作及其文本批评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说：“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经过伪装的）满足”，梦是愿望的达成，而这愿望是一个受压抑的愿望，虽然文学与现实有关系，但并不是现实，是对现实的幻想，因此梦与文学一样都是被压抑的愿望的满足。所以文学被认为是情感欲望的表达自然有其正确的一面，鲁迅深受其影响，他对日本作家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极其欣赏，而厨川白村是发挥了弗洛伊德的“压抑说”，把文学当做苦闷的象征，跟梦一样，都是受压抑的愿望的满足。鲁迅自己曾在《故事新编・序言》当中谈到他创作《补天》时说：“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起源”[1]。由于精神分析理论将性本能解释成人类意识以及所有实际活动的原动力，性爱在文学中的表现不再像过去艳情小说那样隐匿，以创造社的郁达夫、郭沫若等为代表作家，他们极其擅长写变态的性爱，如郁达夫在《沉沦》中写“他”的窥视癖；《茫茫夜》的于质夫与吴迟生搞同性恋。除此之外，精神分析思想在中国还形成作家创作的风格，如施蛰存、张爱玲等人，他们专事精神分析小说，变态、梦幻、潜意识、表现超乎寻常伦理的性爱关系。
（二）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精神分析在中国的狂潮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也表现在文学批评中。出现了从事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文学进行解读批评的研究专家，如郭沫若、闻一多等。仅陈思和主编的《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一书就列出郭沫若、闻一多、鲁迅、周作人、潘光旦、施蛰存等24人的33篇的文章。
以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还有闻一多，潘光旦等人，闻一多善于将精神分析理论与文化人类学结合，从文化形态上考察文学艺术文本，将其结论与性爱、生殖联系起来。他将《诗经》的时代概括为：杀和淫。这刚好与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和“生存本能”对应起来。潘光旦善于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学作精神分析的考察研究，例如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研究同性恋的著作《中国文献中的同性恋举例》。同性恋在弗洛伊德学说里被称作“自恋求同作用”所导致的心理现象。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地域上影响广泛；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未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时间上影响久远；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文学殿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在意义上影响重大。虽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如夸大无意识的理论以及泛性论，但他对文学创作、批评领域的开拓、启发、开创性的影响是无法抹杀的，因此我们应该正确的看待其积极影响与消极意义。
【参考文献】
[2][3]陈思和.精神分析狂潮――弗洛伊德在中国[M].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