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个做学问的人，给人的感觉当然是斯斯文文。作为教育家，他富有远见卓识，改革一马当先，且不愠不火，循序渐进。至于举贤荐能，他秉持“君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的理念助人无数，彰显的也多是胸怀与博爱。所以，蔡元培侠义的一面，也就不知不觉被遮蔽了。
1903年初，蔡元培在上海创建爱国学社作为反清革命阵地。章太炎也在疾呼革命，积极反清。两人志同道合，站到了同一战线。在学社时，章太炎与蔡元培轮流写稿宣传反清思想，引起了很大反响。有一阵子，章太炎为邹容的《革命军》一书作序，蔡元培则多方集资协助出版《革命军》。清廷忍无可忍，责令拘捕学社成员。案发后，章太炎被判入狱三年，蔡元培则受人“阴佐”避开了追捕。章太炎入狱后，蔡元培没有求自保、作旁观，而是几乎每月前去探望章太炎，为他递送书籍、用品及零花钱，从未中断。有时，别人要去探望章太炎，他也必作陪。由于探望只能一人入内，他便站在狱门外等候。章太炎刑满后，蔡元培前往迎接，并护送他东渡日本。章太炎去世后，蔡元培送了一副挽联“后太冲炎武已二百余年，驱鞑复华，窃比遗老;与曲园仲容兼师友风义，甄微广学，自成一家”，给了章太炎很高而确切的评价。显然，在章太炎一生的众多友人中，蔡元培是十分仗义的一个。
刘师培是出了名的读书种子。如果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绝对是读书人的标杆。可他年纪轻轻却两眼昏花，居然逆潮流而动投靠了清廷，结果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蔡元培是个有大是大非的人，一方面对变了节的刘师培有恨在心，一方面却惋惜他罕有的学问才华。一番权衡，还是要救。于是，他联合学界同仁为刘师培呼吁：“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任持绝学……以慰同人眷念。”他们还惊动了南京政府，惊动了孙大总统。最后，刘师培总算获得了自由身。蔡元培不以刘师培前行为忤，全从保全国学余脉着眼，胸襟之博大令人赞赏。而他为附逆之人挺身而出的肝胆，则不能不令人叹服！
刘文典是个“狂人”。因为狂，还把自己推进了监狱，甚至要被“枪决”。起因很简单，一介书生挑战国家领袖。他与蒋介石之间究竟怎么个对决，坊间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说来道去，众所周知的是胆大包天的刘文典被抓了，关在了安徽省政府的“后乐轩”。刘文典不怕死，但他的家人朋友怕他死。可在人治而不是法治的时代，四处奔走有什么用呢？况且刘文典冒犯的是元首，谁敢插手？偏偏蔡元培有这个胆。他愤怒地质问蒋介石：“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书生意气是要靠骨头来支撑的，刘文典是这样，蔡元培更是这样。迫于各方压力，蒋介石释放了刘文典，前后不足半月。自然，这是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独立的一个经典。
谈到陈独秀与蔡元培的关系，那简直叫人羡慕、嫉妒、恨！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不仅是总指挥，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后来，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藏违禁书等有的或莫须有的罪名先后四次入狱。幸运的是，每次入狱都有人积极参与营救。更幸运的是，有的人每次都没有置身事外。蔡元培就是一个。1933年4月，有人为接济监狱中的陈独秀想重印《独秀文存》，托蔡元培写《前言》。蔡元培虽与陈独秀有政治歧异，但极为欣赏他的“毅力和责任心”，于是欣然应允。多年后，陈独秀感慨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称他人格高尚，“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蔡元培之所以在当时和后世享有崇高的威望，除了他的历史功绩外，还在于他人格的魅力。可以说，蔡元培具有温、良、恭、俭、让等诸多传统美德，同时又有近代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在这光芒之中，还藏着他的侠与义。从他与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交往中可知，他是一个豪爽直率、敢做敢为的勇者。文人节操，书生骨气，是一般犬儒远不可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