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以理学、诗文擅名。其学以静为主，史称“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S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为宋、明理学史上承上启下、转变风气之重要人物，有《白沙子全集》行世。陈献章的诗名、书名均为理学所掩，所以现在人们谈起他的时候，往往忽略他在书法上的造诣。实际上，在明代中期的书坛上，陈献章所独创的茅龙笔书彰显了书法个性，一扫明初以来“馆阁体”书风的时弊，在明代书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陈献章尤长于草书，张翊谓其“能作古人数家字，束茅代笔，晚年专用，遂自成一家”，游潜称其“书法得之于心，随笔点画，自成一家”，这些都反映出时人对于陈献章书风的认识与评价。从文献记载和传世墨迹可知，陈献章早年的墨迹，得晋人笔意，后学颜真卿、张旭，而植骨于欧阳询，并参用苏轼、米芾笔意。因而其书风轩昂似北海，豪放似怀素，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体系。清人彭孙y（1631―1700年）有《陈白沙草书歌》咏其书艺，据此可看出其书风之一斑：“白沙先生名早闻，手执青山归白云。陈情上拟李令伯，讲学欲方吴聘君。晚年信手作大字，落笔纵横有奇致。何必规规王右军，淋漓时复成高寄。世人好者如好龙，可怜识见多雷同。岂知草圣固余技，扫赏不在翰墨中。”
陈献章在《书说》里阐述了自己的书学主张及以书调性的哲学思想：“予书每于动上求静。放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动也。得志弗惊，厄而不忧，此吾所以保乎静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形立而势奔焉，意足而奇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调吾性，此吾所以游于艺也”在这段简短的“书学宣言”中，可以看出陈献章追求的是一种“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刚而能柔”的奇特风格，这种风格在当时“馆阁体”书风极为盛行的主流书坛，无疑是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陈献章不满于明代以来“台阁体”（即馆阁体）所形成的呆板无个性、拘谨匀圆、甜熟萎靡的书风，肆意创革。这种创革不仅表现在上述书法理念的革新，更集中表现在书写工具的创新上，这种创新无疑为他的书法带来了生机，并因此而在书坛上名垂青史。
文献记载显示，陈献章“山居，笔或不给”，于是，他便选用山间丛生的茅草，择其
七、八月间生长繁茂之时，经过选割、捣制、浸洗等流程，自制成毛笔，称为“茅龙”。这种笔行笔矫健，挺拔遒劲，自有一种毛笔所难以表现的古拙与不拘一格，世人谓之“茅龙笔书”。由于这种笔粗糙、没有笔锋，在书写时顿挫无度，反而会出现一种意想不到的“拙而愈巧”的艺术效果。艺术的创造有时候来源于一种偶然的因缘巧合，陈献章的茅龙笔书便是一例。
陈献章在《观自作茅笔书》诗里歌咏了茅龙笔书的独特之处：“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沫。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锋万茎秃”，其自负之意溢于笔下。据此也可看出陈献章对自创的茅龙笔书是颇为自得的。这首诗的狂放恰与其书风的粗犷相得益彰，却与他的理学所宣扬的“静”形成强烈的对比。
陈献章在另一首《送茅龙》诗里，则描绘茅龙之气势，并特别指出其茅龙笔书所展现的“调性”之力：“胸中骚雅浃汪洋，手里龙蛇不可降。赠尔茅根三百丈，等闲调性到千张”。陈氏以其近乎夸张的笔法，宣扬茅龙笔书的独特“功效”，彰显其对于首创的茅龙书法的志得意满。同样地，在他的一首题为《得萧文明寄自作草书》的诗里，也反映出他的这种“张狂”，更写出茅龙笔书的不凡气度：“束茅十丈扫罗浮，高榜飞云海若愁。何处约君同洗砚，月残霜冷铁桥秋”，作者以极富浪漫主义的笔法反复高扬茅龙笔书的气势，说明在他的艺术理念中，茅龙笔书是占据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陈献章故去一百余年后，同为广东人的屈大均（1630―1696年）在看到他的茅龙笔书时，给予了他这样的评价：“白沙晚年用茅笔，奇气千万丈，峭削槎桠，自成一家。其缚秃管作擘窠大书尤奇，诸石刻皆亲视工为之。故《慈元庙》《浴日亭》《庄节妇》诸碑，粤人以为宝”。这种评论恰与前述彭孙y的诗惊人吻合。屈大均和彭孙y都是清初著名诗人，兼擅书法，这说明在清代初期，陈献章的书法已经引起文人的垂注。这对于研究陈献章茅龙笔书的流通及其在明清书坛上的传播和影响，都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陈献章传世书迹中，真正的茅龙笔书不多。由于他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在明代以来就有不少人仿冒他的作品。因此，在现存的不少陈氏作品中，其中有相当多一部分还是可疑的。据笔者编著的《广东传世书迹知见录》显示，陈献章传世的书法作品有数十件，但真正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大抵只有十数件，而茅龙笔书就更少了。关于陈献章书法，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作过深入研究，笔者在此仅就其以茅龙笔书为代表的传世作品展开探讨，希望为人们了解其书风提供一个参考坐标。
本文所探讨的陈献章的茅龙笔书法主要有草书《种萆麻诗》卷（广东省博物馆藏）和行草《慈元庙碑》（碑刻，有拓本）等。这两件作品是目前所见最能代表其茅龙笔书的典型作品。
《慈元庙碑》，在今新会古井镇官冲村慈元庙内。庙为纪念南宋杨太后、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而建，成于明弘治年间，陈献章亲撰《慈元庙碑》以纪其事。该碑行草书，碑成于弘治己未（1499年），陈献章自谓“病初愈，尚未堪笔砚”，并自称“南海病夫”，次年即以病卒。因此此碑极有可能是其绝笔之作。该书行草相间，运笔谨严但不失其古拙之韵，行笔自然，笔锋犀利，虽为晚年带病之书，但仍是其平常作风，只是稍欠腕力。近代广东学者简朝亮（1851―1933年）专门有一首《陈白沙慈元庙碑》诗咏之：“苍茫三百十年间，风雨茅龙出海山。碧玉楼高神有梦，黄陵庙古死无还。临江南渡方千里，定策东开第一关。问世何人先纵敌？骑驴客早泪痕斑”，该诗以“风雨茅龙”称之，体现出对《慈元庙碑》蕴涵的沧桑之感的嗟叹。
陈献章自称“不要钟王居我右，只传风雅到人间”，这种理念在当时正统派眼里可谓石破天惊，但却为陈氏书艺带来了无限生机。他所首创的茅龙笔书不仅在岭南，而且在全国书坛可占一席之地。近代学者黄节（1873―1935年）称其“风雨茅龙落笔奇，文章万古在南陲”，对其书法、文章均给予了肯定;当时对陈氏书法有“人争慕之，得其片纸宝之若金”之谓，其弟子湛若水、王渐逵、赵善鸣、邓翘、萧文明、梁储等均能传其衣钵，影响及于后世。今天，擅茅龙笔书者虽已成凤毛麟角，但白沙所谓的“风雅”却流传下来，成为书坛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