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直以来，香港电影以其绚烂夺目的光影魅力引人注目。但在现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华语电影面临着以好莱坞为首的西方技术主义大片的全新挑战，其中“香港故事”更是面临了巨大的危机。本文试从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为切入点，对全球语境下的华语电影市场进行小规模的探究。
关键词：香港;全球语境;北上;新华语电影
一直以来，香港电影以其绚烂夺目的光影魅力引人注目。但在现今全球化的语境下，华语电影面临着以好莱坞为首的西方技术主义大片的全新挑战，其中“香港故事”更是面临了巨大的危机。
好在大批香港影人顺势而变，艰难北上，众多合拍片的票房神话为香港电影的“复活”带来了可能，继续谱写着“俗世奇情”的香港传说。
一、“香港故事”：港片之殇的悲剧
在20世纪20―50年代，香港出品的绝大部分电影都是作为中国主流电影的一部分，30年代以蔡楚生、苏怡为首的南迁影人在香港兴起的两次“粤语电影清洗运动”直接导致了50年代粤语电影的辉煌。那段时期独特的香港文化没有成熟，蕴含特殊文化特质的“香港母题”处于构建的雏形之中。在60年代邵氏兄弟与电懋的电影中中华气息浓郁，唤起了海外华人的家国情怀，以胡金铨、张彻为首的影人无意识地筑构香港的母性主题，勾连起深沉的民族认同感，在“故国衣冠”之思中通过“武侠”这一古中华文化的脉络造就了一脉同根的“香港文化影像”。及至徐克、许鞍华等新一代导演，书写着自己的香港“我城”，描摹着香港人的喜怒哀乐，制作本土化的电影，“香港故事”才有机地成为香港本土文化的一部分。
“香港故事”在政府眼内一直是娱乐产业，与文化无关。直到2006年香港政府有些着急地开始展开拯救香港电影的行动，但政府并没有真正转变“电影是创意文化而非纯粹娱乐”这个观念，毫无细水长流的计划，只是见步行步，希望立竿见影。要知道“香港故事”的弊病在于只能依靠本土化的人才进行创作，强胜之处也只止步于商业制作领域，“香港故事”始终难以单个产品去和泛亚语境下的日本、韩国这样有独立制作能力、同时又拥有发行能力和放映控制权的地区去竞争。直到今天，香港电影发展局仍是划在工商及科技局属下，因此，“样板店”仍是政府的投资重点。但电影投资是一项风险投资，政府并非专才，将纳税人的钱用于风险投资其实并不明智。根据香港审计署2012年报告，绝大多数获得香港电影基金融资的电影，其整体的回收率仅为四成。再大的投资也无法挽救“样板店”日益匮乏的精品创意！
二、“南拳北传”：重诉“香港故事”
在北上进程中，“港味”的美学变迁主要呈现在以两地影人为主合拍的动作大片以及部分中小成本的喜剧片中。这种变化的首要方面，是港式人文理念的主流化转向。在“港味”美学的传统形态中，港式人文理念的主旨在于关注生命个体。这样的“港味”叙述模式基本背离了主流意识的表达，有时甚至刻意进行主流的颠覆与反叛。因此香港电影对于人性的描摹体现出一种局部被掏空然后再放大的表现，这种极致性在美国《纽约时代》杂志评论家Geoffrey Brien看来，“香港电影是这个星球最粗糙、最毫无思想的电影”。虽然言语过激，但从侧面刻意凸显出“港味”美学的颠覆性与反叛意识。
三、“三教合流”――新华语电影的衍生
进入21世纪，我们自然无法忽视好莱坞电影对“香港故事”的巨大冲击与压制。香港与好莱坞在双向互动中的“退让与反叛”也是此消彼长，但香港电影工业与好莱坞不同之处在于，它处于一个边缘帝国的位置，一方面抗拒美国的宰制，一方面宰制邻近的亚洲市场。香港电影在亚洲的扩张不同于好莱坞的核心帝国收编，而是将主题和对象纳入帝国的价值体系，以结构或文本的“地域性蜕让”作为一种联结的模式。
这种“蜕让”换来的不再是香港电影的扩张，而是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与宰制。我们可以看到代表香港精神的成龙从《红番区》、《一个好人》再到《我是谁》，其电影表现的愈加浓重的好莱坞风格。当周润发、成龙以及吴宇森跨出本土进军全球之后，他们是否已然变成了好莱坞全球化工作的组成部分？而坚守本土的周星驰在2004年的《功夫》在资金、题材等方面也开始自觉性的西化，其市场甚至跨出亚洲进军全球。
在好莱坞趣味弥散全球的今天，香港电影吸收好莱坞元素，在“北上”进程中完成主流意识的“蜕让”，力图自我拯救的尝试实质上是“香港故事”的一次演化与重生，是在全球化语境下通过对“港味”嬗变的展示来获得自己的主体性。这样独特的地域镜像催生出新华语电影的诞生，“香港故事”正掀动着新华语电影的狂欢与潮讯！
参考文献：
[3]张燕、周星.跨世纪定格香港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4
[4]赵卫防.香港电影史[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