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翻译体例嬗变 外国文学翻译体例嬗变 外国文学翻译体例嬗变 精品源自物理科
一、对译后记或前言的处理 为什么三位译者会对译后记或前言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呢?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同的时代背景造成的。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门刚刚打开,长期生活在信息闭塞环境中的国人对外国文学知之甚少。有鉴于此,作为将《瓦尔登湖》译介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译者有必要对原作与原作者做详细介绍。从译后记不难看出,徐迟对目标读者的定位很准确,知道他们很少接触外国文学,要阅读《瓦尔登湖》这么一本旁征博引、蕴含超验主义哲思的着作必然会困难重重。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体会书中的深刻含义,有必要对读者加以指点,因此他事先给读者打好预防针,告诉他们阅读此书需要幽静的环境和淡泊的心地。当许崇信和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情形已大不一样。许崇信翻译此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改革开放已开展15年多,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入中国,相比徐迟的时代,读者对外国文学的了解大有增长。因此,一般情况下,译者不必再向读者推荐欣赏一本外国着作的方法。而当戴欢翻译《瓦尔登湖》时,已是本世纪初,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与徐译、许译重点介绍梭罗生平的做法不同,戴译凸显的是梭罗及其《瓦尔登湖》在文坛的地位及影响,试图吸引读者,这似归因于商业化对中国书市的影响以及戴欢在书籍市场营销行业的亲身经历。
二、对译本目录的处理
大致浏览一下三个译本的目录,就能发现戴译与其他两译差别很大。戴译的每一章都被划分为一些带标题的小节,这是原作以及其他两译都没有的。例如,第一章《简朴生活》(原作的“Economy”)就被划分为32小节,分别命名为《致本书的读者》,《无尽的苦役》,《人生的泥潭》,《经验不可恃》……戴欢本人在前言《致读者》中指出:“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领略,我们在原有的各章内适当地提炼了新的标题。”[5]1这种做法可以视为对原作的改写,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戴译目录的与众不同不仅体现在小节划分上,它还体现在用词上。翻译目录时,徐迟和许崇信主要采用直译,而戴欢常采用意译。下表是三个译本中的一些章节标题。对比以上标题,可以看出徐译和许译比戴译更忠于原文,戴译常常透露出译者主体性。例如翻译“BakerFarm”时,前两位译者均采用音译法,分别译为“倍克田庄”和“贝克农场”,而戴欢却意译为“雨中田园”,这一意象更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在目标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又如,戴欢将“TheBean-Field”译为“青青豆叶”,叠词通常透露出亲昵之情,此处也不例外,加上“青青”一词,译文能更好地传达梭罗对豆田的喜爱之情,此处增益可谓锦上添花。而他将“Economy”和“Solitude”译成“简朴生活”和“隐居林中”,也都抓住了原文精髓,可谓“得意忘形”。总体而言,戴译比前两译更灵活,更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然而,前两译并不是机械式翻译,它们也不乏灵活之处。以翻译“BruteNeighbor”为例,直译应该是“禽兽邻居”,一个名词短语。徐迟和许崇信都摆脱了原结构的束缚,将其转换成“主语+谓语”结构——“禽兽为邻”。而此章重点是梭罗和他的动物邻居之间的和谐关系,而非动物本身,“禽兽为邻”刚好表达了这层关系。戴译有时过于灵活,甚至可以说是随意,导致不少误译。将“TheVillage”译为“村民”就是误译。这一章主要讲述的是村子里发生的事情而不单单是村民们的事。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徐译和许译的“村子”。另一处误译是将“BruteNeighbors”译为“邻居:野性难驯”。如前文所述,这章强调的是梭罗和动物邻居间的和睦关系而非动物本身,戴欢却采用“主题+评论”的结构,突出了野生动物,忽略了梭罗。
三、对译本篇章段落的处理
四、对译本注释的处理,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②①据希腊神话,洪水以后,世上只剩杜卡利盎和彼尔他们两个人,于是神示意他们把母亲的骨骼从头顶扔到背后去。他们认为大地是万物之母,石头是母亲的骨骼,就照办了。每一块石头扔到背后都变成了人。②拉丁文,从此人成为坚硬物种而历尽辛苦,给我们证明我们是什么来历。[4]4
(2)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创造人类时是把石头从头顶扔向背后:Indegenusdurumsumus,experiensquelaborum,Etdocumentadamusquasimusoriginenati.人从此变成坚硬的物种,艰苦备尝,我们证明自己的渊源,来自何方。[7]363-364译文(3
2
7、16-
1
8)引自沃尔特?雷利爵士着《世界史》。[7]1184
(3)据说,丢卡利翁和皮拉奉神谕将石头从头顶抛在他们的身后,又创造出了人类,有诗为证:“从此人类成为坚韧之物,历尽千辛万苦,我们源自何处得以求证。”[5]3例2中,中国读者一般不知道杜卡利盎和彼尔的故事,阅读许译和戴译就不免觉得不知所云。徐译有脚注提供这一信息,就不存在这种问题。许译此处的注释是尾注,属文献注释——注明原文出处的注释。事实上,通读完三本译着,笔者发现,许译多为文献注释,而徐译多为内容注释——提供读者可能感兴趣的信息的注释。
(1)要在西印度的州省中谈论心灵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没有一个威勃尔福司①来促进的呢。①威勃尔福司(WilliamWilberforce,1759—18
3
3),在英国殖民地从事解放奴隶的人道主义者。[4]6
(2)甚至要在西印度诸省提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自我解放——那么还需要威尔伯福斯*在那边去实现什么呢?*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1759—18
3
3),英国政治家兼慈善家,主张废除奴隶贸易,废除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译者注[7]366
(3)即便在西印度的各州县中畅谈梦幻与想象的自我解放——可上哪去找奴隶解放者威勃尔福司来推动此事呢?[6]5例3中,徐译和许译均提供了脚注介绍“Wilberforce”,而戴译在“威勃尔福司”前加上修饰语“奴隶解放者”,在正文中补充了其他两译的注释信息。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举三例。这些例子反映出三位译者处理注释的倾向:徐译最忠实于原文,试图保留原文风味,一有源语读者熟悉但目标读者陌生的信息,他就做脚注,且多为内容注释,补充目标读者不熟悉或者可能会感兴趣的信息。戴译最灵活,采取零注释法,个别情况下会采取增益手法,直接在正文中补充背景信息,但鉴于语言流畅等原因,不可能在正文中补全所有信息。许译的灵活度介于前两者之间,其注释远少于徐译,且多为文献注释。
三位译者处理注释的方式截然不同,其原因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外国书籍、音乐、电影的涌入,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中国读者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日益频繁,对外国文化的了解日益加深,对异域事物的接受能力越来越强,因此,译者向读者补充背景知识的必要性在降低。
五、小结就译本体例而言,徐译主要采取异化策略,尽量忠实于源语和源文化:用一篇相当长的《译后记》,向目标读者介绍梭罗及其《瓦尔登湖》;没有更改原作目录;维持原段落结构不变;提供全面的注释,力图保证目标读者能理解新鲜的异域事物和概念。戴译主要采取归化策略:精短的前言意在打广告推销译作,而非介绍原作及其作者;大肆改动原作的目录以及段落结构,使译作浅显易懂,易被中国读者接受;根本不做注释。许崇信介于前两者之间:译本附有梭罗的生平事迹表;没有改动原作目录;偶尔会调整原段落结构,以便读者阅读;向读者提供注释,但不如徐译全面。从徐译,到许译,再到戴译,明显呈现出异化减弱、归化增强的趋势。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多元系统论”可作为解释此种现象的理论注脚。他认为翻译文学在文学系统中占据的地位决定了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8]47。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改革开放的实行应该是中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一个转折点,翻译文学此时处于我国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位置,译者最有可能采取异化策略,为本国文学注入新鲜血液。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之前外国文学的真空逐渐被填充,转折点渐行渐远,翻译文学随之逐渐退向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位置,译者倾向于采用归化策略,维持传统的甚至是过时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