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的长篇小说《慈悲》写工人生活，时间跨度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后，有近五十年。书中的国营苯酚厂是社会的缩影，因时代变幻，厂里的人便有了戏剧性的腾挪翻转，构成了小说故事的主体。主人公水生二十岁进厂，生命中渐次有了朋友根生、妻子玉生、养女复生，然而岁月流转，一切又终将失去。他所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个人对历史的感应。
《慈悲》写个人沉浮时代的方式，显然不是《平凡的世界》式的，而是近乎《活着》。路内演绎故事，不是沧海横流的手法，而是“收着来”，他极尽克制，不铺叙“史诗”，而是把历史抽干了，做出标本，人物在历史中生出的爱与恨，有时候也只是用一两句话点出。所以，《慈悲》是需要读者参与“完型”的作品，因为历史往往被放置在人物身后。《慈悲》所展现的工人生活史，不是大哭大笑式的，而是一种淡淡的悲凉，历史中的很多细节、场面被稀释掉了，作者用朴拙的对话，竭力挖掘人物命运的线条。
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工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像《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工厂生活“质地”都比较“厚”，细节充分，着力塑造英雄形象。但到了路内这，苯酚厂是个壳，苯酚厂里人物命运的变迁，则是他体悟历史的道具，具有时代感的、现实的“质地”，在《慈悲》里是薄的。也许把小说背景换成民国初期，苯酚厂改成酿造厂，小说也同样成立。作者的野心，并不在展现现实，尽管路内本人是有工厂生活经历的，但他似乎更希望《慈悲》有一些哲学意味，他要用一个个略显抽象的人物，表达对人生、对历史的看法。
路内笔下的历史，尽力摒弃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写“文革”中的工厂，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写改革开放后，人与人位置的反转。个人在历史中沉浮，不由自主，但依旧跌跌撞撞朝前走。然而对这一切，他不愿意“黑白分明”，取而代之的，是佛家的“慈悲”――这个梵语词汇自唐以来广泛影响着中国人。
中国人向来缺乏信仰，相信日常，而佛教的慈悲，却能够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过日子思想巧妙融合。作为“70后”作家，路内回避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他没打算清算历史。《慈悲》中的水生，在苦难中朝前走，努力活下去。这种悲观中的乐观精神，多少复归了晚明以来，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也很接近上海的市民精神：多少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做工赚钱，养家糊口，送走老的，养大小的，繁杂的生活中保留一点希望，一代一代搀扶着走下去……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意识形态。
梵语里的“慈悲”是从佛眼看世界，众生皆小，慈航普度，但路内的“慈悲”显然不是俯瞰式的。他说过九十年代末自己家中经济困难的事，那时候他们家日子难过，他的父亲靠外出打麻将赢钱贴补生计。这恰恰说明他与每个人一样，于历史、于生活的潮涌中起起伏伏――从世俗角度看，他父亲靠打麻将赌钱赚菜钱是非理性的，可在困难中，这或许又是无奈的选择，所以又是合理的，因为它源自人对“生”的信念。
因此，《慈悲》所讲的故事，或许可以稍微跳出历史因循中对与错的二元判断，它所用来说服读者的，是一些近乎宗教的意味感触――男主人公陈水生从大饥荒的农村走向城市，最后却又带着养女复生走回老家。红尘一场，不过历劫。
《慈悲》里没有传统的英雄形象。小说中貌似最狠的角色根生，也在命运的沉浮中被打折了腿，最终因倒买倒卖一败涂地。反倒是水生，柔软而有力量，他受得了苦，认得了命，明白做人的规矩，懂得顺势而为。水生身上还保有乡村中国人的憨厚与机敏，他“挽救”了很多人，包括患有肝病、不能生孩子的妻子玉生，被人送出去的养女复生，逞强好斗却终究一败涂地的根生。甚至厂子里的人申请补助，也总是找水生才能办成。
《慈悲》中那些比较可爱的人物：水生、玉生、师傅、根生、复生，他们的性格没有多少演变（坏人同样没有），从出现到死亡，基本恒定，就连复生这个小女孩，也似乎从落地那一刻就一直很成熟，懂得世俗规矩。小说中的老师傅得了癌症，临死前还为丧葬费去厂里讨价还价，不是为了自尊，而是为活着的人考虑，老师傅一分钟也没忘记俗世，即便面对着死亡。这些人有眼前的计算，但身上却保留了小市民骨子里的某种情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慈悲》也算是对平凡市民的礼赞。
人生如雾天舟行水上，水生这个平凡的男人，最后反倒成了引航的人，因为平凡、坚守，终于获得几分悲壮。水生的形象从而有了普遍意义：怨恨有什么用，爱着身边人，好好活下去，或许已经是对生命的最大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