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强与弱》、《大墙下的红玉兰》都是牢狱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品，因其表现对象的特殊性，又因其反映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让我们不难发现在表现牢狱生活现象的同时，二者之间存在的同构异质之处。
关键词：牢狱王国；大墙文学；同构异质
作家将普遍的牢狱现象作为题材纳入到写作的范围内，丰富了文学表现的内容，从而使这类所谓的“牢狱文学”具有一种意义鲜明独特的倾向。对这种文学现象最早进行命名并作出评价的，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及批评家周立波。在《1935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一文中，首次对左翼的牢狱题材小说的现象用“牢狱文学”加以概括，并且对牢狱题材小说及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了点评和概述。而现今学术界对于“牢狱文学”的界定则不很一致，有的学者认为描写牢狱生活的作品才可称为“牢狱文学”，而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除了反映牢狱生活的作品之外，在狱中创作的作品也可称其为“牢狱文学”。对此异议，笔者采用第一种较狭义的观点，按照出版时间的区分，以艾芜的小说《强与弱》与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为例进行对比分析，以期能发现其中更深层次的内涵，丰富研究成果。
《强与弱》和《大墙下的红玉兰》做对比分析的原因在于，此两篇作品篇幅均较短，选取和表现的社会背景均比较特殊，能很好的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以及彼时人们的心理状况，在表现题材相同的基础上，却又具有很大时代特色的不同，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发掘高墙内这一特殊群体及时代心理特征。两部作品社会剖析面选取的独特，使我们在阅读作品的同时，更加详细的了解到大墙内囚犯这个特殊的群体，揭开其神秘的面纱，同时也对于其中描写的牢狱王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艾芜的《强与弱》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短篇小说的容量展示了丰富的内容，小说写弱小的农民阿三因与地主的争执中地主猝死，反被陷害入狱判了死刑。阿三是懦弱的，无论狱警还是囚犯都可以欺侮他，是一个不敢反抗任人鱼肉的弱者形象。《大墙下的红玉兰》描写了一个曾经当过劳改处处长的葛翎，一位忠诚的参与并完成党的多项任务的共产党员，被错误的政策变为一个没有法律手续没有刑期的劳改犯，最后在奸佞小人的枪口下牺牲。葛翎是个信仰坚定的人，拥护党的领导，是非分明，不畏强权的形象。
两部作品都对监狱的构造和基本的环境给予了一定程度的介绍。如《强与弱》中对于监房的拥挤、潮湿、低矮进行了比较细致的描写，对于囚犯日常的放风活动也进行了介绍；《大墙下的红玉兰》中也对监狱的设施进行了描写，并且介绍了监狱的劳改活动，让读者对这个特殊群体有了一定程度的表面理解。两部作品中，因身份的特殊性，在表现话语时，都出现了忌讳词语和群体内不言自明的词汇。囚犯虽然给人的第一印象都是获罪入狱，但是处在这个群体之中时，俨然没有了区别感。使用忌讳词语来回避死亡、死刑或者其它不光彩的人和事。如《强与弱》中阿牛将戴着的镣铐称为“二吊五”；因忌讳说死这个字，将死刑称为大刑；狱囚忌呼犯人一类的字眼，所以称新到的犯人为新差；将无期徒刑的犯人吃的饭用小家饭和大家饭进行区分。《大墙下的红玉兰》也不乏这类的词汇，新来的囚犯称为新号；将劳改服叫做灰棉袄；劳改服上两个“劳改”的字样虽然不是含蓄，但是相对于“囚”这一类的字眼还是要温和的多。
监狱作为暴力机构，在其内部也存在着阶级之分。正如艾芜在《强与弱》中所言：一个号子也正同一个国家一样，虽然至多不过十来个人，但是其中却隐隐乎有国王，有大臣的。在《强与弱》和《大墙下的红玉兰》中都描写了监狱中恃强凌弱现象，《强与弱》中开公司的黑社会俨然有老板，有外交官还有受其支使的杂役，就连狱警也与其互相勾结从中得取一些好处，平常无事老板还是可以到别的号子里去打打麻将。凭借着早晚都要死，不差多背一条人命的心理，本来被判了死刑的人是可以很威风的，但是阿三却是犯人中的最底层，就连经常受别人欺侮的犯人也看不起他，偶尔也会借势欺负他。这其中，无论是开公司的黑社会还是狱警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都暴露无疑。《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章龙喜是杨局长在劳改农场的爪牙，也同时代表了权利阶级，是劳改农场的一个坏根，利用职务之便支使马玉麟对葛翎进行打击报复，葛翎刚刚到监狱中时便受到了所谓劳改班长马玉麟的打压，不顾其腿伤和年龄让葛翎到堤坝担泥，因私人恩怨的纠葛，更加处处针对葛翎。两部作品中对监狱生活中存在的恃强凌弱，囚犯和狱警相互勾结的乱象给予了一定的表现，勾画了其丑恶嘴脸。也从这个侧面反映出了彼时中国社会现状的混乱和黑暗。
两部作品都反映出社会混乱时期法律名存实亡的状态。阿三是因为被诬入狱，一直等待改判却一直遥遥无期；高欣因一起体育事故砸死了一个小女孩，因小女孩的出身不好法律上对其判决为无罪，高欣无法摆脱良心的自责，自己请求到监狱服刑，惹怒了为他开罪的杨局长，便在刑书上直接判为无期。而葛翎则是个没有法律手续也没有服刑期限的“犯人”。这些人的遭遇都体现了，法律即使真实的存在着，但是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应。法律没有所谓的准绳，被任意的放大或缩小，全凭个人手中的权势和喜好来量刑，混乱的时代里，法律可谓是摆设。
两部作品在表现牢狱生活方面，虽存在这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不难发现其异质的因素。首先，两部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不同。《强与弱》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作者深切的体会到了社会的黑暗和渴望自强自立的心理。而《大墙下的红玉兰》则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末期的劳改农场，在国家得以建立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的同时，人民的主要矛盾由敌我矛盾转向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更是其极致扭曲发展的时期。在这个社会政治极度敏感的年代，人人自危。虽也描写牢狱生活，但是相较于《强与弱》中，则更多了对这个敏感时代的心理描写和揣度。并且富有文革时期的小心翼翼在里面，富有明显的时代差别和特色。
《强与弱》中官吏和囚犯中的丑恶嘴脸，恃强凌弱现象的发生，在《大墙下的红玉兰》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改善。无论是狱警还是犯人，都出现了富有同情心，没有泯灭人性的形象。如高欣、路威在葛翎受辱时为其打抱不平，小战士对葛翎这个原劳改处处长的尊敬等。在那个时代，不同于30年代的麻木，这种同情心和真诚的关怀，虽小心翼翼如路威或明目张胆如高欣，都让人感受到了高墙中的温暖和良知尚存的欣慰。
《强与弱》中作者对于阿三有一种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在其中，本身弱小的阿三，面对监狱中的恶势力，只知道一味的顺从、忍让、竭力讨好，却不试图反抗，来确立自己的威信，导致弱者更弱。作者的批判态度，无奈感和无力感贯穿其中。《大墙下的红玉兰》笼罩其中的是一种沉郁的悲情之感，以及作者对于葛翎的敬重之情。这种沉郁悲壮的背后蕴藏着一种巨大的爆发力，想要冲破一切忍无可忍的决心。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日蚀是天狗想吞噬太阳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天地混沌，人妖颠倒，鬼魅横行。一方面烘托了时代气氛，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日蚀过后，光明终将到来的真理。
《强与弱》、《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两篇优秀的牢狱文学的代表作，选取了相同题材的基础上，有具有各自的表现主题，存在着一致性的同时又保持了其自我特色，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牢狱王国。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2]艾芜. 艾芜小说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3]1977-1980全国获奖中篇小说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