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了日本大学高纲博文教授的《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在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猖獗，中日关系十分困难的情势下，一位研究上海史的日本专家以自己积累20年的资料来梳理近代上海的日侨社会状况，进而剖析中日关系史的内涵，为今天促进两国的国民交流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上海是鸦片战争后开埠的“条约口岸”，逐步形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各国侨民和“冒险家”纷至沓来，在上海这个五方杂处的大社会中，形成形形色色的外侨小社会。其中，日侨因为人数的迅速膨胀和日军侵华步伐的加快，成为一个特别的外侨群体，对上海社会和中日关系的影响引人注目。如今的老上海市民对于当年的“东洋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那时候，虹口一带聚居的日本人既有勤勉安分的普通侨民，他们经商、做工，成为上海国际化城市的一部分；也有仗势欺人，具有暴力倾向的日本浪人，这是日本社会向上海输出的军国主义怪物；更有贯彻日本侵略国策的军政要员和特务人等，他们直接充当日本侵略中国的先遣队。“八一三”以后，在侵华日军的支持下，日侨社会更与军方势力亦步亦趋，成为上海人民十分痛恨的敌对势力。
据高纲揭示，日侨社会在中日关系的大格局中常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日本浪人在上海市民的记忆中有倚仗军方势力欺压中国民众的印象，而“维护”他们的“利益”又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借口。确实，近代以来上海人民反对日本侵华的民族主义精神高扬，既发生过历次针对日本的抵货运动，也爆发过抗日救亡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而日本在沪侨民，在这样的中日民族矛盾激化的关键时刻，如不是觉悟的反战主义者，很难不随波逐流，被军国主义所裹挟。
高纲的研究几乎覆盖了各个时期日侨社会的主要问题。除了分析了各时期日侨社会的状况和主要的史实以外，还以内山书店和内山完造其人其事为案例讲述了同日本侵华历史迥然不同的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以内山完造为代表的日本友好人士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不仅受到鲁迅等民族先贤的敬重，也应当受到全体中国人的珍惜。
高纲还以田一为例，论述了当年日侨眼中的上海史，并以归国日侨对上海的故乡情结，分析了日侨对日本侵华历史的反思和认识，为中日两大民族的世世代代友好发出了正义的呼声。这充分体现了以高纲教授为代表的日本知识分子的历史良知。
须要指出的是，高纲是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处理中日关系中往往充满情感色彩的史料的。在当前中日两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愤青”中，对史料的解读常常陷于或贬或褒、或骂或赞的极端倾向。在此情况下，高纲教授的这种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更是弥足珍贵。
当然，高纲是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专家，他运用日本读者熟悉的语言系统来表达观点，我们不能要求他采用中国读者习惯的叙事方式。不过，经过译者陈祖恩的精心诠释，我们完全读懂了高纲的观点。在以史实为基础，以学术良心为前提的学术研究中，不同国籍的学者完全可能达成共识。高纲说，20世纪初在上海生活工作的日本人“与满洲（东北）相比较，其特征是官吏非常少，大多数是民间人”。又说，1930年代日军侵华，日侨“明显地表现出激扬、高涨的帝国意识”。在“八一三”事变中，“从在上海产生内警团的町内会和在乡军人会的成立经纬中可以看出”，“其原来的性质就是排外的，为日本侨民对中国民众实施残虐行为提供了组织基础”。这样的揭示，敢于正视历史，深化了对日本浪人暴行的控诉和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华经商、办企业，上海等地也有不少日本人集居。《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对于日本读者和中国读者都是一本极好的历史教材，希望中日两国读者，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共同培植两国人民的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