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2年2月13日，即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从法理上说，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日，宣统年号应告废止），一则刊登在《京师公报》“号外”头版头条的消息，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整个世界。它标志着当时地球上统治人口最多的帝国――大清帝国的最后覆灭。不管从中国历史，还是从世界历史来说，都是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则消息是：清代的最后一位皇帝宣统皇帝正式宣布逊位，并登载了前一天（2月12日）拟定的《清帝逊位诏书》：
前因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涂，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是谁起草这一件看似“体面”但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逊位诏书？
《清帝逊位诏书》起草者
过去一般认为，《清帝逊位诏书》是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长胡汉民，授意清末状元、实业家、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张謇和他的幕僚赵凤昌起草，经袁世凯改动，加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这一句关键的话。而《诏书》的最后三句话，据说为袁世凯的结拜兄弟、时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的徐世昌所拟，有人认为其中“岂不懿欤”四字最为筋道。
后又有张謇手下经理刘厚生（又名刘垣）回忆说，《清帝逊位诏书》是由他执笔起草，经张謇“略易数字”后转交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唐绍仪。据说电稿发到北京后，又经协纂宪法大臣汪荣宝修改了几个字。
还有说是张謇和幕僚杨度、雷季馨（雷奋）、杨廷栋三人在苏州阊门外钱万里桥附近一家并不起眼的旅馆――维瀛旅馆内草拟的。
但近年的研究表明，上述几种说法都不确切，张謇和他的幕僚既不是《清帝逊位诏书》最初草稿的撰稿人，也不是最终定稿的撰稿人。（参见张耀杰《是谁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
早在宣统三年十二月初三（1912年1月21日）之前，可能就已经有人起草了第一稿《清帝逊位诏书》，本来是准备在十二月初三这一天发布的，但由于收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来的一份电报，所提条件与这一稿的《清帝逊位诏书》相悖，所以暂时搁置，南北双方继续商议、修改。当然，要商议的不仅仅是诏书的措词，更要协商与之相关的“清帝优待条件”和清帝逊位后中国将要采用的政体。因为孙中山在电报里要求袁世凯保证以下五点：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三、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问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章；四、（孙）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五、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协商进行了半个多月，十二月十八日（1912年2月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会议，逐条讨论，将《关于大清皇帝优礼之条件》改作《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并对原案中尊号、岁费、住地、陵寝、崇陵工程、宫中执事人员、清帝财产、禁卫军等项进行修改，删去第8款“大清皇帝有大典礼，国民得以称庆。”第二天，这份修正条款以电报形式交到了袁世凯手里。
十二月二十三日（1912年2月10日），汪荣宝在内阁得知，优待条款的最后版本已经得到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回电同意。时任袁世凯内阁署理邮传部大臣的梁士诒嘱托他草拟奏稿于第二天呈递。饭后，梁士诒又要他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将奏折修正数处，下午四时脱稿。汪荣宝草拟并修改的奏折，很有可能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正式发布的《清帝逊位诏书》《优待条件诏书》和《善后安民诏书》。
看来，《清帝逊位诏书》这样一份划时代的文件，显然不是出自个别人之手，而是南北各方（包括清室）多人多次协商、讨论、修改的结果。
很显然，诏书后面的第一个署名、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是这一事件的最大受益者。自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的156天里，正是这个袁世凯，一面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实力，威胁革命党人，逼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另一面，又利用南方的革命形势，威逼宣统皇帝下台。自己则左右逢源，坐收渔利，最终劐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
袁世凯的阴谋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当时主持朝政的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突然发现，平时安享浩荡皇恩的满朝亲贵，竟然找不出一个可以为朝廷分忧御敌、顶事可用的人才。眼看江山就要保不住了，隆裕和载沣不得不重新起用前些年被打发回河南“养疴”的袁世凯。
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后，立即派自己豢养已久的手下兵将前往武昌一带对抗起义军，但又不肯全力以赴。他的如意算盘是，对起义军要打，而且还要打一些胜仗，好让朝廷感觉他是朝廷须臾不可或缺的顶梁柱；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起义军彻底打败，而是要让朝廷时刻感觉到有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不敢轻举妄动，以便自己寻找“逼宫”的机会。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袁世凯的意料。袁世凯的北军在对抗起义军的战斗中打了很多胜仗，南军似乎没有还手之力。但北军打了胜仗后，却突然间停止了攻击，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原来，在武昌战事进行的过程中，国内外形势正发生着有利于袁世凯的转变。
首先，以英国为首的列强逐渐从“中立”状态转向支持袁世凯的倾向。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英国的主流报纸《每日镜报》《伦敦晚报》等就公开提出了袁世凯适合于做中国“大总统”的舆论。一些华侨、留学生也发出电报，表示支持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
宣统三年九月初七（1911年10月28日），革命党办的《民立报》发表《敬告袁项城》的短评，指出：“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此后，另一份革命党报纸《神州日报》又发表了《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两篇社论，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愿。 宣统三年（1911年）年底，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撮合下，南北双方（这里的北方特指袁世凯而不是朝廷）举行了秘密和谈。在会谈中，南方首脑黎元洪不止一次表示，只要袁倒戈，则推举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
不但像黎元洪这样的旧军人、旧官僚，就连革命党的领袖人物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等人，也认为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是合理的。身在海外的孙中山曾致电军政府，表示推举袁世凯“合宜亦善”。黄兴也以民军总司令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诚望袁氏“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不有不拱手听命者”。宋教仁也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
十月十二日（1911年12月2日），各省都督代表联合会在汉口作出了两项重大的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另一项就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这两项决议作为筹组临时政府的根本法律，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两天后，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而仅选举大元帅暂行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十二日（1911年12月18日至31日），南北双方在上海举行了正式谈判，谈判的结果，也同意“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
十一月初十日（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为了释疑，还多次致电袁世凯，表示自己只不过是“暂时承乏”，一旦袁拥护共和，他一定“让位”。次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时，在就职誓词里也明确地写着“至专制政府既倒……斯时（孙）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可见，孙中山只是个“临时”的临时大总统，“虚位待袁”的情况并没有因孙中山的就任而改变。另一方面，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迟迟得不到列强承认的事实（临时政府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也使袁世凯看到了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加快了“逼宫”步伐，以逼退清帝来换取革命党人许诺的临时大总统一职。
袁世凯“逼宫”
袁世凯的第一个步骤是将他的宿敌、摄政王载沣排挤出权力中枢。
宣统即位之初，对袁世凯恨之入骨的载沣本想除掉袁，只是由于袁的势力太大，奈何不得，只好将他打发回老家“养疴”了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只好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重回北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第一个目标就是载沣。袁内阁刚一成立，就迅速出台了《奏事入对暂行停止事项》，赋予袁世凯“不必每日入对”请旨、遇事可“因事制宜”的权力，实际上是将宣统小皇帝、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架空。无奈之下，载沣于袁内阁成立10天后辞去了监国摄政王之位，不再干预政事。
第二步，拉拢实权派。庆亲王奕潦恰盎首迥诟蟆笔逼诘淖芾泶蟪迹为了同载沣争权夺利，他与袁世凯结成了暂时的同盟。据说奕潦悄侵衷嚼显讲泼缘摹袄削摇保经常接受袁世凯大笔大笔的贿赂，并将这些钱存在外国银行。奕粱褂型时收受了袁世凯贿赂的“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隆裕太后身边的大太监小德张等人，不断地向隆裕太后强调袁世凯的重要性，使处于困境中的隆裕太后更加依赖袁世凯，最终将孤儿寡母的命运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第三步，逼宫。宣统三年年底，隆裕太后陆续召集了7次御前会议，与王公亲贵共商对策。
第一次御前会议召集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初八（或初九），与会者除王公大臣外，还有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和国务委员，主要讨论是否接受南方提出的共和建议。会议伊始，袁世凯首先向隆裕太后假腥腥地作了自我检讨：“臣奉职无状，罪万死。”太后安慰说：“卿勿尔！ 国家大事，既相托付，当勉为其难。即使挽回无术，吾决不咎卿也。将来皇帝成立，吾且以卿之忠尽艰难困苦情形告之。”表示不管袁世凯以后如何处置，太后都不会怪罪他。说完，太后抱着小皇帝大哭，与会大臣无不垂泪。这次会议，由于遭到不少皇族亲贵和蒙古王公的反对，关于是否接受共和政体的问题，实际上未能定议。但事后在袁世凯内阁所拟的谕旨上却说：“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兹据国务大臣等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面加询问，皆无异词。”也就是说，尽管有许多人反对，但袁世凯却强说“均无异词”。
第一次御前会议后，袁世凯又使出了种种手段“逼宫”。十一月十五日（1912年1月3日），他与梁士诒等策动驻俄公使陆徵祥联合各驻外公使，致电请清帝退位；三天后，袁世凯又以国务大臣的名义合词上奏，声称军事形势非常紧迫，只有实行“尧舜之禅让”、接受民主共和，才能不至于亡国。袁世凯还以法兰西革命中法国国王的结局（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奈特被革命党送上断头台）作为恫吓。
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隆裕太后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1912年1月17日）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会议只有皇族参加，贝子溥伦首先发言，主张力劝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做大总统。奕帘硎就意，但恭亲王溥伟、辅国公载泽等人驳斥反对。会议无果而终。
十二月初一日 （1912年1月19日），第三次御前会议，被召者主要是皇族和蒙古王公。虽然与会者都不愿接受共和，但也没有什么实际的主意。话题转到打仗，溥伟说冯国璋愿意打革命党，但要求皇家先给他发军饷。隆裕太后说国库没钱，又担心如果冯国璋打败了，那就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
十二月初四日（1912年1月22日），第四次御前会议。奕镣胁〔怀觯载沣听说奕撩蝗ィ半路掉头回府。会上，一向激进的溥伟似乎更有底气：“臣等宁决死殉国，不服共和！”但结果还是――太后不敢做主，继续大哭；众人除了说“不”，并无对策。
十二月初八日（1912年1月26日），袁世凯策划鼓动其心腹段祺瑞联合前线北洋将领46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并威胁说一旦南北决裂，皇室优待条件也就没有了。当日，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了坚拒共和的顽固派良弼。
三天后，第五次御前会议，奕梁驮劂阋裁挥欣矗会议仍然无果而终。实际上，王公们知道良弼遇刺的消息后，“人人自危，无敢有异词者。”据说，良弼被炸后，隆裕太后竟不顾体面地向入见的梁士诒等人大声哭求：“梁士诒啊！赵秉钧啊！胡惟德啊！我母子二人的性命都在你们三人手中，你们回去后好好跟袁世凯说，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 ”
十二月十二日（1912年1月30日），第六次御前会议。奕劣朐劂憔到场，但与会者仍唯唯诺诺无决词。太后说：“尔等反复推求，迁延不定，疑义丛生，将来必演出同室操戈、涂炭生灵之惨剧。此后兹事，由我一人担承耳。”辞色甚厉，罢会。正是这次会议，隆裕太后最终下定了同意共和的决心。
十二月十六日（1912年2月3日），隆裕太后授予袁世凯以全权，让他迅速与革命党商酌优礼皇室、皇族、宗庙、陵寝、八旗生计、蒙古回藏待遇等各条款。此后，应该就是在逊位诏书马上就要颁布前，太后率小皇帝召集近支王公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国务大臣召开了第七次御前会议。既然共和已定，太后也就只有呜咽哭泣的份了，王公大臣也都失声痛哭。太后交代给小皇帝：“尔之所以得有今日者，皆袁大臣之力。”是让小皇帝成人后要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并让小皇帝降御座致谢。
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的隆裕太后，最终不得不在“优待条件”的安慰下，在各方商定的《清帝逊位诏书》上盖上了“法天立道”玉玺，并通过现代的通讯手段晓谕天下。
清帝宣布逊位的当天，袁世凯就宣布赞成共和。次日，孙中山就遵守诺言，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2月14日，参议院批准了孙中山的辞呈。15日，参议院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布就职。4月1日，孙中山交出临时总统的大印，正式解职。而逊位后的宣统皇帝，则根据相关的“优待条件”，继续住在紫禁城里，直到1924年11月5日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逐出紫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