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影《桃花灿烂》《埋伏》《蓝色爱情》是分别依据湖北新时期著名女作家方方的小说《桃花灿烂》《埋伏》和《行为艺术》改编而成的。三部影片不同流俗，在对小说原著有所改编的基础上，都超逸了生活的表面，而深入个体生命的内核，从对俗世生活的观照与提炼中，探察多样人生风景。影片充满了对人生之谜的深沉哲思与咏叹，含有极深厚的精神探索的底蕴，渗透着强烈的人生哲理意识。
[关键词]文学原著；影视剧改编；哲理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湖北新时期文学与影视改编”的阶段性成果（批准文号：13y089）。
方方是湖北新时期文坛最有智慧和思想底蕴，也是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立场写作的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特意避开了对生活现象的表面刻画，而是潜入社会人生的最深处，秉烛探幽，还原现实，钟情人性，尽力探究隐藏在生存世相背后的人生风景，并能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和生存底蕴的厚度作出更为复杂而深刻的思考。在这个许多作家纷纷“触电”的视觉文化时代，方方作品对纯正高雅、严肃深沉的艺术美学的坚守使得对她的小说影视剧改编有很大难度。毕竟，影视文本与文学原著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模式，优秀的文学作品确实可以提高影视文本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影视文本的商业性与通俗性又有可能会稀释掉文学原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方方的精英知识分子立场使她不会轻易向世俗与大众妥协，她的许多优秀作品至今未能搬上银幕也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遗憾。就目前来看，大概只有三部小说《桃花灿烂》 《埋伏》《行为艺术》分别被改编成电影《桃花灿烂》《埋伏》《蓝色爱情》，毕竟是依托方方小说而来的影视剧改编，三部影片不同流俗，在对小说原著有所改编的基础上，仍保有极深厚的精神探索的底蕴，渗透着强烈的人生哲理意识。
一
《桃花灿烂》《埋伏》《蓝色爱情》三部影片在对俗世生活的观照与提炼中，充满了对人生之谜的深沉哲思与咏叹，都超逸了生活的表面，而深入到生命的内核，于司空见惯的生活背后揭示生命的许多奥秘。影片都离开了从社会因素、必然规律、生活真实决定人生道路的习惯性视角，而是从个人化立场尽力发掘个体的性格、生活中的偶然性因素，甚至是冲动与误会对人生命运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意义。三部影片都试图在阐释一个人生哲理：生活真实，个体选择与人生命运的难以把握。电影通过具体可感的视觉形象、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细腻的表演把作家方方对人生命运的咏叹展现出来，产生了更加意味深长的艺术效果。
由导演傅华阳执导的电影《桃花灿烂》是方方小说影视改编中最具有武汉人文风情，同时也是最为凄美动人的影片，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在等待中迷失自我、一错再错、满盘皆输而留下无限遗恨的人生悲剧。主人公陆粞与星子彼此相爱，生死相依却最终分道扬镳，他们无法实现的爱情悲剧固然与特殊年代的政治因素有关，更多地却在于他们无法克服的人性缺陷，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不擅谅解又盲目冲动，生活中的许多误会与偶然又导致彼此渐行渐远，直到失去了才明白人生实际上早已千疮百孔，无法修复。影片借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阐释了深刻的人生哲理：人本身的缺陷，生命中许多的偶然因素一样可以导致不可挽回的人生失败。影片不落俗套，不同流俗，虽儿女情长，但绝不家长里短，往往借人物内心独白与意境烘托，把普通的爱情悲剧上升为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人生悲剧，让观众在细细的体味中悟出生命中许多难以言传的隐秘而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
电影《埋伏》，黄建新、杨亚洲导演，这是一部由著名相声演员冯巩主演，最终被定位为喜剧的影片，实则笑中有泪。影片在颇为幽默滑稽的表演中对人生际遇的浩叹让人拍案叫好，对许多偶然、滑稽性的因素于生命选择的重要性展开了严肃认真的思考。船厂保卫科干事叶民主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被要求协助公安刑警办案，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埋伏在一座废弃的水塔里监视对面一所可能有犯罪分子出没的红房子。叶民主幽默善良，讲义气，性格有些执拗，不擅变通，他把刑警的命令当成了不可逾越的军规，从此坚守阵地，苦苦等待，而实际上，公安局早就撤销了这个埋伏点，只是由于某人疏忽，忘了通知叶民主。等到罪犯落网，从他的口中才得知叶民主监视的红房子意义重大，警察才记起了叶民主，其实他已埋伏在水塔里30多天了，奄奄一息。
由于冯巩表演的喜剧效果，影片确实有些让人发笑的感觉，但其实相当耐人寻味。叶民主的整个埋伏过程很是无奈而惨烈，他用了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坚守责任，履行对朋友讲义气的诺言，孤军奋战，与看不见的敌人进行着一场遥遥无期、不知结局的战争。可是，他以为是万分神圣的职责，结果却证明毫无意义。但峰回路转，仅仅是一个偶然机会又成全了几乎快沦为笑柄的叶民主“英雄”的美名。叶民主的人生，其实没有选择，而是一些偶然与误会，甚至是一些阴差阳错的因素所决定，人生命运的难以预料、无法把握甚至是颇为戏剧性的改变，被电影《埋伏》阐释得淋漓尽致。
电影《桃花灿烂》和《埋伏》都探讨了个体性格的弱点，生活中的偶然与不确定性因素对人生道路的改变，个体选择的无奈，以致人生道路难以把握的生命奥妙。对人生的观照，方方文学原著与她的小说影视改编应该都避开了普遍的社会化视角，而是深入个体生命的最深处，努力窥探每一个单独的个体所具有的多样人生风景，因此，不管是她的文学原著，还是影视文学改编，都具有新颖独创、与众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她小说的影视改编，一样会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以吸引观众，满足他们的审美期待，影片的商业气息也很浓厚，但却绝不放弃对精神的探索来刻意迎合市场，迎合观众的口味，而是包含着许多对人生的真知灼见，于普通俗世的刻画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二
方方曾经一再表白她对自己的中篇小说《行为艺术》的“偏爱”[1]147。“无论是小说的文本形式，功能意义，还是小说所体现的作家生命体验及其艺术思维方式，《行为艺术》是方方创作中的‘集大成’者和创作巅峰状态的标志。”[1]148小说《行为艺术》是方方创作生命的高峰时期对人生展开的一次最为彻悟和成熟的思考，可喜的是，这部中篇小说最终被导演霍建起拍摄成电影《蓝色爱情》。该片曾获得过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也是演员潘粤明、袁泉的成名作。 《蓝色爱情》讲述了行为艺术家刘云与刑警邰林相遇于刘云的一次行为艺术，到充满追逐、利用、似爱非爱到最终相爱的过程。其间穿插了邰林热情地为刘云寻找小时候的救命恩人马白驹，不料却牵扯出了一桩马白驹杀害身为警察的刘云父亲的警匪恩怨。最终案件真相大白，马白驹并没有杀害刘父，相反，他还是刘云的亲生父亲。当刘云知晓这一切之后，她以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艺术表演向世人传达了“生活等于艺术”的所谓真理，影片借警匪恩怨与爱情纠葛把对生活与人生的思考达到了让人惊叹的程度，这是目前为止方方小说影视改编中最引人深思、内涵复杂丰富、最有探索精神和哲理蕴涵的影片。
影片借刘云的行为艺术表明：生活不是现实，而是艺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每个人都在表演，都成为他人舞台上的演员，因此也都在承受着他人的摆布。刘云与邰林的相遇始于刘云假装感情受骗要跳河自尽的艺术表演，终于刘云真地跳河，邰林拼死相救的行为艺术。刘云苦心孤诣想验证她的表演会得到世人怎样的反应，没想到，抗拒行为艺术、崇尚理性的刑警邰林却一次一次地相信了刘云的行为艺术，并倾情投入到他以为的救人壮举，实则是行为艺术之中。在刘云与邰林之间，什么是表演，谁是演员，艺术家刘云还是刑警邰林？刘云的行为艺术因此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就如同邰林最终所彻悟的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在表演，都是他人舞台上受他者操纵的演员，个体实际上很难以把握自己的人生道路。
既然生活是艺术，无法预料，漫长人生的道路就只是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而最终找到的也不一定是自己想要的，过程与结果往往令人啼笑皆非，找到了的同时也失去了，真实与虚假难以判断，导致人生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荒谬的过程。刘母寻找马白驹，可当马白驹来到刘母面前时，刘母却并不认识他，海誓山盟的爱情却以这样的方式收场。警察千方百计寻找马白驹，满以为找到了杀人真凶，但找到了马白驹，却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邰林寻找刘云，刘云跟踪邰林，确实都有利用的关系，但机缘巧合，他们偏偏相爱了，找到了爱情，却又进入了俗世的圈套。刘云费尽心机寻找马白驹，原是为了报恩，最终找到的却是自己的父亲，找到了亲情，却又似乎让刘云更加怀疑生活的真实性。影片试图证明：人生在寻找与失去、追求与抗拒中，实质上都是一厢情愿，毫无意义，而生命过程中很多很偶然的因素，甚至是一时的冲动选择又难以避免，导致人生过程实际上是很出人意料，也难免荒谬的。
刘云的行为艺术希望得到大众的认可，她亲身经历了与警察邰林的感情交流，也变相地参与了那桩警匪恩怨的侦破过程，生活本身以其极度的戏剧性阐释了刘云一直试图用刻意的表演来传达的“生活是艺术”的观点，她苦心孤诣地寻找的行为艺术实际上就是生活本身。当刘云窥破这一切的时候，也是她要结束行为艺术表演的时候。她最后以生命一搏，悬挂在大桥上，意欲跳河自尽，众人倾力相救，没有谁怀疑刘云自杀的真实性。可最后一刻，大家眼见为实的真相证明完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虚假“表演”。刘云的行为艺术终于得到了大众的围观，可赶来营救刘云的警察扔下一句话――“扰乱公共治安，拘留5天”，显然代表着大众仍旧不理解刘云的艺术表演，她的表演成功了的同时又彻底失败了，大众的围观毫无意义，刘云的艺术表演一样失去了价值，在大众的看与刘云的表演之间，人生的荒诞与难以言说真正被推向了极致。影片对行为艺术的揭示，自然而然地远远超出了对一种具体的表演艺术的描写，走向了沉思“人与命运”关系这一更为深沉的主题。观众在欣赏刘云惊心动魄的表演中，凝视着剧中人物不能自主的人生历程，也会不由自主地回归对自我生命的体验与审视之中，自身情感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
依托方方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桃花灿烂》《埋伏》《蓝色爱情》三部影片在改编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遵循商业电影的娱乐性与大众性，因此减弱了文学原著对人性的审视力度，为了不至于使电影过于悲伤和沉重，而特意增添了生活的温情，人与人相互妥协而达成的彼此谅解，电影甚至一样不能避免“大团圆”的美好结局。但是三部影片又都努力忠于文学原著严肃认真的求索精神，力图洞穿俗世生活的表层而直抵生命的最深处，执著于人生之谜的审视，充满了强烈的哲理化思考。由于电影的哲理化表达更多借助“感情化的、整体化的、形象化的方式”[2]，使观众在对电影展现的俗世生活的融入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小说中那种尖锐的过于思辨化的哲理表达反而因此获得了具体可感的艺术魅力，观众在如临其境的艺术氛围中，对人生命运的思索会有一种来自于个体生命本身的感知与体认。因此方方小说原著与影视文学改编，使用了不同的艺术方式，但对人生命运的咏叹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值得细细体味与反复思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