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大千世界里一个独特的生命传奇,台湾女作家三毛的创作不仅把人生最美好、最诗意的东西加以定格,而且使她的生命跨过万水千山,穿越滚滚红尘,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成为永久的文学存在。如果说,读书是三毛走向文学生涯的铺路石,旅行为她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素才,写作则使她的生命姿态展示出最动人的风彩。笔耕,无异于三毛生命过程中不可剥离的一种存在形式。
检视三毛的笔耕道路,品味其作品的无穷魅力,不能不注意到她的文学追求。三毛的文学价值观,与她的个性、文学道路、以及对生活本身的理解,有着密切关系。确切地说,三毛没有纯文学作家那种严肃的创作使命感,也不去刻意追求作品的社会效果,创新对于她,既非经国之大业,千古之文章;也非文学殿堂之捷径,天下扬名之手段。且看三毛的自我表白。
“文章千古事,不是我这草芥一般的小人物所能挑得起来的,庸不庸俗,突不突破,说起来都太严重。写稿真正的起因,‘还是为了娱乐父母’,也是自己兴趣所在,将个人的生活做了一个记录而已。
我承认我的作品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巨著,可是,我觉得三毛还有她清朗、勇敢、真诚的一面,起码能给读者,特别是较低层次的读者较清新的一面,不能老叫他们在情和爱的小圈子里纠缠不清。”[3]
三毛明确宣称,她的写作是“游于艺”,“写作只是我的游戏之一”、“用最白话的字来说就是玩。”[4]这里的含义并非狭隘意义上的人生玩耍,而是强调兴之所至,即成文章;一切率性而为,并非刻意追求。如同三毛的写作与人生密切相关一样,她的写作观更多地来自于她的人生观。
三毛说:“我是游戏人生。……我的人生观是任何事情都是玩,不过要玩得高明。譬如说,画画是一种,种菜是一种,种花是一种,做丈夫是一种,做妻子也是一种,做父母更是一种,人生就是一个游戏,但要把它当真的来玩,是很有趣的。”[5]这种人生观乃至写作观的形成,基于三毛自己的生命体验。曾经陷落在孤独的自闭年代,那份偏执、认真与敏感,使她苦苦挣扎于内心与外界的搏斗中,每每心灵受伤与幻梦破灭,就想到死的解脱。年轻的时候不知道如何游戏人间,成就自我,生命对她来说是狭窄的暗角。后来经过万水千山的流浪,目睹了色彩斑驳的人生世相,又身历了情感心路的悲欢离合,渐渐彻悟了一己悲观之外的大千世界,体味到个人生命与时间的有限,懂得了珍惜生活和享受生命。从偏执人生到游戏人生,三毛以往的个性和人生有了一个大的反拨,她做了自己过去的叛徒。由此,万水千山之中走出了一个旷达、洒脱的三毛。她说:“生命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趟啊!”[6]她开始有情有致地去爱人,有滋有味地享受生命,有真有实的游戏人生。她在认真入世、全力“扮演”各种人生角色的同时,学会了从最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美好、有趣的事情,于是有了《沙漠中的饭店》、《结婚记》、《悬壶济世》等一系列趣味盎然的故事。
需要指出的是,“游于艺”作为三毛的一种文学观念,主要包含了她对文学的功能、文学的价值、写作的动机与心态等一系列问题的自我理解,它并非创作态度上不负责任的“玩世”,也不是写作过程中随心所欲的涂鸦。事实上,写作在她不仅仅是游戏,那是一生的执著。潇洒天涯的同时,伴随着艰苦、单调的沙漠人生;行云流水、信手拈来的文字背后,是夜以继日、呕心沥血的惨淡经营,仿佛天然自成的故事,却用尽了叙事的苦心。三毛父母说女儿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六亲不认”,“生死不明”,正是对三毛文学苦心的证明。只不过三毛出于豁达、乐观、自由的人生观和写作观,把这份人生历练和写作艰辛都变成了宝贵的生命方式和生命体验,被世人认为的“苦”,也就成为作者自得的“乐”。在此意义上,喜爱“游戏人生”,能玩味生之欢悦快乐,享受生命的各种滋味,当真地演出人生中精彩的“自我剧”,也不失为一种聪明和达观。敢于宣称“游于艺”,在自由自在的境界中纵情山水,放眼人生,驰骋笔墨,挥洒情感,以自己所能达到的高度,来拓展人生的空间;它所显示的,是一个彻悟人生的成熟女性的胸襟和力量。
一个主张“游于艺”的作家,她的作品既然不以描写大众人生、揭橥社会问题为己任,对于自我人生的抒写,就很容易成为三毛创造的中心。三毛一再强调,“我的文章就是我的生活。”“我写的其实只是一个女人的自传”,“迄今我的作品都是以事实为根据的”,“就我而言,我比较喜欢写真实的事物,如果要我写假想的事物,自己就会觉得很假,很做作。”[7]从三毛作品到三毛自述,可见其作品最重要的个性化特色:一是纪实色彩,二是抒写自我。就前者而言,三毛没有走虚构小说的创作之路,她从生活本身受到启发,不去编故事,只去写生活,而她自身奇特、浪漫、新鲜的人生经历,恰恰构成生活中最真实不过的故事,以至于读者往往无法区分它是文学作品,还是生活本身。融纪实性与文学性于一体,借天涯人生抒发个人志趣,三毛成功地运用了写实手法,她的作品由此显得真实、亲切。就后者而言,三毛作品只写自己的故事,篇篇有作者之“我”,一切从“我”出发,由“我”展开叙述,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归缩。作为作品叙述者的三毛,与作品中出现的三毛,以及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三毛三位一体,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人物兴趣盎然,并把阅读评价直接导向作者本人。正是这种写实、写自我的特色,带来了三毛独特的文体形式。
对于三毛作品的文体形式,见其浪迹天涯的旅行见闻,有人称之为流记;见其篇篇有我,独抒性灵,挥洒自如的率性之作,有人称之为散文;见其奇特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个性化的人物塑造,有人称之为小说;见其自我的纪实色彩,有人称之为私小说;作者本人则称之“自传”。
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三毛的创作实际呢?三毛的作品,有自己的心境记录,也有作者身边的邻人、朋友的遭遇,但就其主体风貌而言,是在讲作家自己的真实的故事,在文体上,除了《万水千山走遍》等少数文章明显地带有游记色彩,更多的篇什,虽涉及到旅行的题材,而作品的整体风貌,远非游记所能涵盖。三毛对于单纯的景致,一向不感兴趣,她所关注的,是与人生融合的大自然,是刻着文化印迹的生命景观。所以,特定地域中的人,浸润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人,最令她钟情,如同作者自白:“我不爱‘景’,我爱‘人’。”三毛的作品,在文学精神上,更多地得自散文的艺术精髓。就表现自我的人生、个性、人格色彩等方面而言,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言及三毛的作品容量与表现手段,散文这种文体又似乎难以企及其丰富。三毛作品不同于那种带有传奇意味的文学虚构小说,也有异于那些抛离了小说特征的人物传说。在自叙传的色彩上,它与虚构的小说区别开来;而在“小说”这一点上,它又与一般的传记不尽相同。细细品味,三毛是把作者自己活生生地融进作品中去,以纯然个人的感觉和表达方式,展示出作者身历的真实生活,作者眼中的文化景观与人生世相,作者的情感心路乃至个人隐秘。这就围绕作者的自我中心,以真人、真事、真情、真景的写实为基础,展示了一幅有人物、有情节、更不乏作者个性色彩的人生图画。确切地说,它主要是以作者的私人生活和情感心路为线索,从个人经历中的撷取素材,并通过小说的创作手段,真实地再现生活原型。所以,把三毛的这种文体称为“私小说”似乎更合适一些。这种真实地描写自我的私小说,在内容和表现手段上,远比游记和散文来得丰富;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人生真实往往胜于文学虚构;在文体类型方面,小说又每每长于传记。由此看来,三毛采用私小说的方式来创作,显然具有一种自我的、大众传播效应的文体优势。
放眼三毛的私小说创作,自我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灵魂。“我”——三毛——Echo构成三位一体的形象,她既是作者本人,又是作品的叙述者,同时也是小说表现的主角。
三毛说:“我是一个‘我执’比较重的写作者,要我不写自己而去写别人的话,没有办法。我的5本书中,没有一篇文章是第三人称的。有一次我试着写第三人称的文章,我就想:我不是‘他’,怎么会知道‘他’在想什么?所以我又回过头来,还是写‘我’”。[8]
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我执”,三毛作品构成了奇特的人生风景。她用生活来塑造自己,用心来诉说自己,赢得了无数的读者。就作品的内容而言,“我”所叙述的一切,是三毛长长的生命旅程和情感心路,是三毛塑造的自我形象。从受到老师当众惩罚、走向心灵自闭的少女时代,到选择绘画与写作,把自我“滋润浇灌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的生命时光,《雨季不再来》这部作品集中呈现的是三毛感伤的雨季人生。从撒哈拉沙漠的定居到万水千山的流浪,在《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等集子里,三毛传奇人生引人入胜。从处处留情的青春萌动到矢志不移的神仙伴侣,《梦里花落知多少》写尽了三毛的爱情人生。从沙漠上的“悬壶济世”,到“温柔的夜”的热情助人,人们读出了三毛的博爱人生。而透过23本呕心沥血写成的作品集,三毛的笔耕人生足迹又清晰可见。三毛的心向读者洞开,她真实地坦露着自己的一切:世系、家庭、性格、嗜好、信仰、思想、心态、修养、成长过程乃至隐秘的感情生活。读其文,如见其人,如知其心。
从作品的主题发掘来看,执著于写“我”,三毛的眼光掠过了社会重大矛盾的捕捉,她更着意于从自我的经验世界里感悟人生的底蕴、情感的价值、人性的层次;更侧重表现大自然中的“我”,多元文化景观中的“我”,且具有一种哲理深度和文化品位,从而能诱发读者的思考,乃至激起心灵的震颤。透过作品的构成关系可知,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均系于“我”一身。似乎所有的人物、事件、物体,乃至风景,都是为了三毛这个东方的奇女子而显形。由此带来的作品魅力,自然是自叙传的真实和亲切,自我个性的鲜明和生动。
在“三位一体”的角度下,根据“我”的位置,三毛的主要作品又可分为两种情形。
一类是以“我”为主角的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两个集子中的大部分篇什,当属这种情形。作品集中描写的是三毛自己的故事,坦露的是私人性的情感体验。“我”在沙漠中开饭店,我为沙哈拉威人“悬壶济世”,“我”在荒山之夜遇险,“我”与荷西的爱情神话,“我”看沙漠洗浴风俗,“我”与沙漠上的“芳邻”相处……这里,不仅篇篇有我,而且一切的故事因“我”而生发,围绕“我”而表现。在“我”的身历中,三毛活泼的个性飞扬着,喜怒哀乐的神情浮动着,作品讲述的是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从中贯穿和最后凸现的则是作者鲜明的自我形象。
另一类是“我”为次要角色的作品。如《娃娃新娘》、《士为知己者死》、《巨人》、《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哑奴》、《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等等。在这些故事中,三毛退居次要位置,以旁观者或参与者的身份出现。但她并非生活中冷漠的看客,作者无法不动声色地写这个“自我”,她在作品中留下浓重的创作主体的投影。正如三毛自己所说的那样,“就像《哭泣的骆驼》,我的确是和这些人共生死,同患难,虽然我是过了很久才动笔把它写下来,但我还是不能很冷静地把他们玩偶般地在我笔下任意摆布,我只能把自己完全投入其中,去把它记录下来。”[9]“我”与作品中的
主人公,或是命运背景相关,如《哭泣的骆驼》所涉及的西属撒哈拉面临瓜分的政治骚动;或是往来密切、感情相通,如与姑卡、达尼埃、哑奴、沙伊达、鲁阿这些沙哈拉威人的交往;或是和周围环境发生着碰撞与矛盾,如与卖花女、玛利亚的相遇与纠纷。一旦作品的主人公命运或性格心态发生演变,“我”不可能无动于衷,漠然处之,“我”势必对这一切做出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我”的性格也会在生活的各种碰撞中迸出火花。所以,主人公的命运往往成为触发三毛思想感情变化的催化剂。《士为知己者死》写的是米盖无奈的世俗婚姻,折射的是三毛追求个性平等的现代爱情观;《沙巴军曹》、《哭泣的骆驼》塑造的是特殊政治背景下的悲剧性人物,坦露的是三毛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卖花女》、《永远的玛利亚》揭示的是人间自私、欺诈、无耻的行为,反衬的是三毛夫妇的善良、淳厚。作者着力刻划的是主人公的一切,但最后的停泊地是三毛的心灵世界。从“我”这个次要角色身上,照样散发出自我的主体精神和人格光辉,这实际上是从特殊的角度完成了三毛形象的自我塑造。
纵观三毛,她用自己的作品告诉了人们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在你的生活里,你就是自己的主宰,你是主角。”
参考文献:
[1]三毛.尘缘[A].哭泣的骆驼·序[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2][3]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8.
[4][5]三毛.我的写作生活[A].梦里花落知多少[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1984.
[6]三毛.白手成家[A].撒哈拉的故事[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7][9]热带的港夜——三毛对话录[A].三毛昨日、今日、明日[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
[8]两极对话——沈君山与三毛[A].梦里花落知多少[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