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正在朝应用型大学方向转型发展。目前，朝应用型大学方向转型发展的不仅有应用技术大学，还包括创业型大学、技术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服务型大学、教学服务型大学等，但是在应用转型中规模比较大的是应用技术大学和教学服务型大学两大阵营。由于全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的成立和推动，朝应用技术大学方向发展的队伍比较庞大，已经有160 多所学校参加了全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其中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上海机电学院、重庆科技学院、浙江科技学院等已经在应用转型方面卓有成效，黑龙江科技大学、武汉纺织大学、浙江树人大学、宁波大红鹰学院、河南师范大学、铜仁学院等教学服务型大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发展。目前，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了两届。第一届于2015 年5 月在宁波召开，由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主办、宁波大红鹰学院承办，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0 多个省市、20余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近60人，围绕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这一主题，探讨了教学服务型大学的概念内涵、建设的有效路径等问题。第二届全国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16 年5 月在铜仁学院召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21 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70 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教学服务型大学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产生的新型大学，应在我国现有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本科院校等分类中增设教学服务型大学。
何为教学服务型大学? 笔者认为: 教学服务型大学是一种以服务为宗旨并通过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兼顾科技、文化艺术服务社会的应用型大学，其内涵主要包括教学和服务两方面: 教学方面在重视科学知识传授的同时，重视技术技能的传授，强调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应用; 在社会服务方面，强调服务社会的多元化，既有科学知识的、技术技能的服务，也有通过培养技术人才和科技研发进行服务的。一、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多元化发展与一元化解读的矛盾关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讨论始于美国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布鲁贝克认为: 在20 世纪的美国，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存在着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和以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更加关注的是知识本身，高等教育所追求的是高深的学问，其终极目标是为学术而学术，崇尚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 政治论更加关注的是知识目的，追求知识只是手段，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的是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即要考虑其社会价值。布鲁贝克认为认识论和政治论均有其合理性，但也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不能简单地判定孰优孰劣，两者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交替占据统治地位，最佳的方法是二者合二为一，相互融合，取长补短。1999 年，杨移贻在布鲁贝克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力论和知识论，认为生产力论是工业社会大学存在的一种占支配地位的理论基础，知识论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杨移贻关于生产力论和知识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理论的提出，拉开了我国关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讨论的序幕。2003年，李福华提出了高等教育人类学哲学基础理论，认为高等教育不仅仅有认识论和政治论基础，还应该有任何教育都存在的人类学基础，并且认为人类学基础是高等教育首要的哲学基础，即高等教育存在的哲学基础应该由教育人类学基础、认识论基础和政治论基础三大部分共同构成。2004 年，张楚廷出版了《高等教育哲学》一书，通过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质疑，提出了生命论，认为教育起源于人的特殊的生命活力，是因为有了生命才有教育，所以教育的开展要依据生命的特征来进行。张楚廷认为高等教育的生存发展离不开人，因此要以人为本，关注人的生命的整体发展。2005 年，张洪志在对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哲学的框架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道德论，认为将道德论纳入整个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体系中来，既有利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整全的人的培养。2006 年，杨红霞从市场需求出发，提出了资本论，认为大学应该是一个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服务机构，其基础是一种完全面向市场需要的哲学，课程的开设是根据人的需要而定，高等教育不能拒绝消费者的任何要求。同年，周光迅基于教育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智慧论，认为哲学是爱智之学，教育的本质是教人求知，追求大智慧，因此，高等教育是一种传播大智慧的教育。
此外，关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讨论，还有杨杏芳提出的科技哲学基础，方芳提出的人本论基础，母小勇、韦剑剑提出的人学基础，郭立婷提出的存在论基础，卢彩晨提出的经济论基础等，可谓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可以预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以及高等教育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边界的拓展，还将出现新的哲学基础理论。比如加拿大文化学者比尔雷丁斯在其著作《废墟中的大学》中所提到的文化大学，其哲学基础，难道不可以概括为文化论吗?其实，还不仅仅是雷丁斯的文化大学其哲学基础是文化论，就是一般的大学，其哲学基础也离不开文化。大学是教育的机构，也是文化的机构。更何况从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规律看，政治、经济、文化是紧密相连的，有政治论基础、经济论基础，就应该有文化论基础。有文化论哲学基础，是不是还有其它哲学基础? 回答是肯定的。
因为现代大学发展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大学内涵发展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大学发展的类型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化。类型不同必然有其不同的哲学基础，即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多元化发展也成为必然的趋势。二是大学个体发展的内部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多元化巨型大学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机构，它有若干种目标，不是一个; 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是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 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 它没有明显固定的顾客。。大学责任和使命的多元、职能的多元，必然有其对应的多元化的哲学基础。此外，大学特色化水平的提升也将促进其哲学基础的多元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特色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会出现与特色化相对应的哲学基础。大学的特色，首先是因为有其哲学基础的特色，才可能有办学定位的特色和大学职能的特色。从理论上分析，每一所有特色的大学都应该有其独特的哲学基础，甚至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会有其不同的哲学基础。因此，企图用某一种即一元化哲学基础来概括蓬勃发展的多元化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显然是不可能办到的。大学的哲学基础，不是非此即彼，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不说还有其它高等教育哲学基础，单就政治论、认识论、人本论和文化论而言，想从高等教育的整体上用其中的某一种哲学基础来否定其它三种哲学基础，都是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只要大学内在地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职能，就应该有其所对应的人本论、认识论、政治论和文化论等哲学基础。如果说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等是大学的基本职能，那么，人本论、认识论、政治论和文化论等就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哲学基础。基本哲学基础，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应该具备这些哲学基础，不是说每一所大学和每一所大学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必须具备这些哲学基础，更不是说，这些哲学基础在某一所大学和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所占的比重是一样的。我国对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讨论之所以没有形成共识，主要是因为企图用自己所认同或臆想的某一种即一元化的哲学基础来解读客观存在的多元化的哲学基础所造成的。比如持人本论观点者大谈人本论哲学基础的重要，很少谈甚至不谈其它哲学基础，试想纯粹的人本论哲学能够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建构一所大学吗? 认识论等也同样如此。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已经不小。截止2015 年，全国高等学校已经发展到2852 所。如此庞大的大学规模，不说每一所学校有不同的办学特色，就是从大学类型的划分，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研究型大学与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的特色不同，其哲学基础不一样; 就是应用型大学也有许多类型，应用技术大学、教学服务型大学、创业型大学、技术本科等，又各有特色，其哲学基础也有一定的差异; 就是定位在教学服务型的大学也各有千秋。
所以，面对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大学多元化客观存在，任何一种哲学基础都不可能独自统治所有大学。每一所大学都要发展，要变化，其哲学基础也会变，并且会率先发生变化，只是这种变化有可能被人们意识到也有可能未被意识到罢了，但不管是否被意识到，其哲学基础的不断演进发展与变化都是客观存在。当其哲学基础的变化还处在量变阶段，某哲学基础还可占据统治地位，一旦发生质变，另一种哲学基础就会取而代之。这种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交替主宰大学发展的情况和规律，正是每一所大学哲学基础生命机制存在的表征和体现。
二、教学服务型大学哲学基础体现在其大学职能的发挥上
( 一) 大学职能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集中反映
从布鲁贝克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以及我国在其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哲学基础观点看，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与大学职能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并且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比如人本论哲学基础所对应的就是人才培养职能、认识论哲学基础所对应的就是科学研究职能，政治论哲学基础所对应的就是社会服务职能，文化论哲学基础所对应的就是文化传承职能。这种对应关系在我国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研究中已有论者谈及，但是笔者不赞成将高等教育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实践根源归结为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两大职能等观点。因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根源不是大学职能。布鲁贝克在提出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时就有过明确的论述: 强调认识论的人是把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即对真理和知识的追求，是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基础的根源; 持政治论观点的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即解决社会的复杂问题，是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的根源。事实上，是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决定大学的办学定位，即有什么样的哲学基础才会有什么样的办学定位。办学定位决定大学职能，即有了办学定位才有相应的大学职能，其产生的路线是:哲学基础办学定位大学职能。人们对大学职能认识较早，讨论也比较多，大学职能概念的提出确实比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概念的提出早，在高等教育的话语世界中是先有大学职能后有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但不能因此说大学职能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根源。正确的观点是，大学职能是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反映，并且是比较集中的反映。比如人才培养大学职能就是高等教育人本论哲学基础的集中体现和反映，科学研究职能就是高等教育认识论哲学基础的集中体现和反映，社会服务职能就是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的集中体现和反映，文化传承职能就是高等教育文化论哲学基础的集中体现和反映等。
( 二) 大学统摄性职能对应其统摄性哲学基础
关于大学职能，人们存在认识的误区，认为凡大学都必须要讲大学的三大或四大职能，都必须重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或再加文化传承等职能的发挥，其实，这三大或四大职能是就大学的一般特性而言的，是大学的共性，具体到某一所高校，如果大学的基本职能都讲到，都要重视，是不符合实际的，真正有特色的大学只能是这些职能中的某一项职能占据主要地位，成为统摄性职能。人民大学李立国教授也说: 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是大学的三种职能，但是并不是每一所高等教育机构都要承担这三种职能。并且不同类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是不一样的。教学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在教学方面，研究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在科学研究方面，服务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在社会服务方面。统摄性职能在教学或科学研究或社会服务等方面，即是指大学的统摄性职能在教学或科学研究或社会服务方面，也是有差异的。世界没有两所完全相同的大学，也就没有两所完全相同的大学统摄性职能。就是同一所大学只要发生阶段性变化，出现阶段性特征，证明其大学的职能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这种变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影响其统摄性职能的变化。
教学服务型大学属于服务型大学的范畴，是服务型大学中的教学型，其统摄性职能自然也应该在社会服务方面，但并不否定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在这里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职能被社会服务职能所统摄，转变成了社会服务职能的一个或两个主要因素了。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处于不同区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学服务型大学，其大学职能也是不一样的。
就大学的个体而言，有统摄性大学职能，按照大学职能与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对应关系规律进行推断，就应该有统摄性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比如研究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如果是科学研究，其对应的统摄性哲学基础就应该是认识论; 教学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是人才培养，其统摄性哲学基础就应该是人本论; 服务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是社会服务，其统摄性哲学基础就应该是政治论; 文化型大学的统摄性职能是文化传承，其统摄性哲学基础就应该是文化论。高等教育的哲学基础是多元的，任何一种哲学基础要想霸占所有大学和大学每一发展阶段的统治地位都是不可能的，但在一定范围和大学发展的一定阶段其统摄性的哲学基础是存在的。笔者在这里所谈的统治是指独断、控制，包含有排除异己之意，而统摄则不一样，它虽然有统领之意，但并不排除异己，即在某一哲学基础统领之下允许多种哲学基础并存。笔者认为，大学有统摄性哲学基础和统摄性大学职能，但是没有统治性哲学基础和统治性大学职能。
( 三) 教学服务型大学哲学基础主要体现在社会服务统摄性职能上
教学服务型大学是服务型大学中的教学型，其统摄性哲学基础就应该是服务型大学社会服务统摄性职能所对应的统摄性政治论哲学基础。既然教学服务型大学的统摄性哲学基础是政治论，那么，教学服务型大学哲学基础就主要体现在社会服务统摄性职能上。所以，要想把教学服务型大学建设好，充分地体现其政治论统摄性哲学基础，就应该努力彰显社会服务职能。为此，在我国高校中，铜仁学院率先成立了校级社会服务中心，各专业学院相应成立了社会服务科。社会服务中心和社会服务科的成立，就是为了确保教学服务型大学社会服务统摄性职能不落空，并进而彰显其政治论统摄性哲学基础。应该说，这种做法是一种组织的创新。人才培养职能和科学研究职能所对应的教务处、教务科和科研处、科研科，各高校早已成立，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朝应用型大学发展的地方高校其社会服务职能日益彰显，成立校级社会服务中心和专业学院成立社会服务科也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笔者可以预测各地方高校迟早都会仿效铜仁学院的做法成立社会服务中心和社会服务科等与社会服务职能相对应的组织机构，可以不叫社会服务中心和社会服务科等名字，但这样的组织机构一定会有的。没有这样的组织机构，社会服务的职能得不到很好地发挥，政治论哲学基础也得不到很好地体现。
三、政治论统摄下的人本论、认识论和文化论的有机结合是教学服务型
大学哲学基础的最佳选择教学服务型大学的统摄性哲学基础是政治论，但又不仅仅是政治论，还有人本论、认识论和文化论等。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看，由于过度强调了高等教育政治论哲学基础，往往使有的大学忽视了人本身的发展，忽视了对知识及真理的探求以及对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重视，对大学内在逻辑力量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关于教学服务型大学政治论哲学基础，由于是其居于统摄性地位的哲学基础，强化是肯定的，但是也要把握好度，尤其是要进一步对政治论进行细化并结合办学定位进行选择。布鲁贝克的政治论包括政治目标和为国家服务两个方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青年政治学院等培养各级各类党政干部的大学应该自觉选择政治论中的政治目标作为其统摄性哲学基础，其它选择政治论作为统摄性哲学基础的大学应该选择为国家服务的政治论作为其统摄性哲学基础。教学服务型大学是应用型大学中一种类型，并且大多为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办学基础薄弱，科研能力、社会服务能力不强，还达不到为国家服务的水平，甚至提为省服务都还有些问题。所以，教学服务型大学应该以为地方服务的政治论作为其统摄性哲学基础。铜仁学院在建设教学服务型大学的过程中，就明确提出铜仁需求，国家标准的办学理念。所谓铜仁需求，包括虚指和实指两个方面:虚指中的铜仁是指铜仁学院所在的区域，可大可小; 实指中的铜仁就是指铜仁市。强化铜仁需求，提出为铜仁经济社会文化服务就是强化铜仁学院政治论中为铜仁服务的统摄性哲学基础，即铜仁学院作为教学服务型大学，其统摄性哲学基础就是为铜仁服务的政治论哲学基础。也就是说，铜仁学院要体现其政治论统摄性哲学基础，就应该紧扣铜仁需求，培养铜仁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尤其是进行应用研究，建设应用学科。做铜仁需求的应用研究和适应铜仁需求的应用学科，也符合铜仁学院学科发展的生态位规律，教学服务型大学学科的优势在应用性和地方性，研究性学科和研究性内容不是教学服务型大学的选择。总之，离开铜仁这块土地，谈铜仁学院政治论哲学基础，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紧扣铜仁需求是铜仁学院坚守其政治论统摄性职能的基本要求。
教学服务型大学在强化以为地方服务的政治论统摄性哲学基础时，还要兼顾人本论、认识论和文化论等哲学基础。因为教学服务型大学主要是通过培养人才对社会进行服务的，也要发展应用学科，进行应用研究，还要进行文化传承和文化艺术服务，所以也要考虑人本论、认识论和文化论哲学基础。当然，教学服务型大学在政治论统摄下的人本论、认识论和文化论等哲学基础的结合，是有机地结合，而不是简单地拼凑。我国高等教育实践及其矛盾的多元化，决定了高等教育哲学基础的多元化，尤其是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政治论或认识论哲学不可能在实践中总是占据统治地位。因此，每一所大学都应该结合自身的实际，分析优势和劣势，准确选择其哲学基础，尤其是统摄性的哲学基础，并兼顾一般性哲学基础，形成统摄性哲学基础下多种哲学基础的有机结合体。在此基础上，明确办学定位，强化统摄性大学职能，就能够逐步打造自己的办学特色，形成核心竞争力。因此，政治论统摄下的人本论、认识论和文化论的有机结合就自然成了教学服务型大学哲学基础的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