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美关系符合“修昔底德陷阱”假设的基本条件，那么中美是否已经或者说会不可避免地掉进这种陷阱呢？
“修昔底德陷阱”有两大假设条件，一是新崛起大国的挑战，二是原有大国的恐惧。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美实力此长彼消，中国逐渐由“世界工厂”（制造业基地）走向“世界市场”（消费市场）和“投资策源地”。不仅中国的企业，连欧美各国的企业都发现如果能够赢得中国市场，就能赢得世界。而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大手笔的亮相表明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投资策源地俨然崛起。
陷阱并非铁律
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范式，我们来分析两个假设条件是否成立：其一，中国在挑战美国吗？其二，美国受到威胁了吗？
从亚投行案例来看，中国似乎在挑战美国。众所周知，美国和G7集团进行全球治理的主要工具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等金融机构，凭借这些机构，美国及其盟友对发展中国家的很多政经利益可以予取予夺。而亚投行的诞生，旨在满足亚洲极大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如此一来，亚投行对作为美国治理亚太重要抓手的亚行的冲击将不可避免。
于是全世界都看到美国陷入惊慌失措、进退失据之中。美国不仅质疑、贬低尚在筹建中的亚投行的治理标准，还强迫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太盟国不得参加亚投行，甚至当发现自己的“亲密战友”英国自主决定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会员国时，加以公开阻挡。至少从亚投行这一案例来看，中美关系基本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两大假设条件。
但是，“修昔底德陷阱”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即便通过亚投行这个案例“一叶知秋”，发现当前的中美关系基本具备了“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条件，也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已经掉进这个可怕的“陷阱”里了。
今天的中美关系本质上不同于一战前夕的德英关系。其一，中美竞争的基本格局是社会进化式的战略竞争，而非以直接利益冲突为主。
其二，中美具有强大的合作基础。中美两国是推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不可分离的双引擎，经济互赖已成两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的关键部分。其三，中美都是核大国，具有恐怖的核威慑能力，一旦开战足以导致“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的可怕图景。MAD可以控制20世纪的美苏争霸走向没有军事冲突的“冷战”，也足以约束21世纪的中美关系，不至于误入战争邪路。
中国的发展具有长期的内向性
中美关系确实存在着大量深层的战略互疑，并且呈增长之势。但是，从“互疑”到现实对抗，还有很大的空间足以进行调解与缓和。因此，对两国来说，如何化解战略互疑，在经济互赖与共同发展中不断培植共同利益，进而不断积累战略互信，无疑是一个长期的关键任务。也正是这个原因，指望中美关系能轻易跨过“修昔底德陷阱”的人，属于过度乐观。
美国要避免对中国形势的误判
在经济领域，美国政府和主流经济学者有一种流行的偏见，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固定汇率制度进行汇率操纵，从而获得巨额的国际贸易顺差，是2008年以后全球经济失衡的罪魁祸首。这种偏见及引发的舆论压力使得美国不断对华施压。但是2011年，中国学者宋铮博士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论文《中国式增长》从中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为何会出现巨额外汇储备，论证了中国政府并没有通过操纵汇率来实现顺差，这项研究得到了国际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一扫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偏见。
在政治领域，一些美国政治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发展时习惯采用精英主义的研究取向，放大精英内部矛盾，而忽视了中国社会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共产党组织的吸纳和改革能力。最近，美国的中国研究专家、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沈大伟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掀起美国学界和政界新一轮的“中国崩溃论”热潮，容易引发美国决策精英对中国局势的误判。
总的来说，中美关系具有复杂的、多面向的竞争与合作结构，在长期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社会进化式的长期战略竞争。因此，不能通过中美之间的短期利益冲突，例如亚投行案例所折射出来的两国博弈张力，来判断两国的全面战略冲突的到来，从而掉进了“修昔底德陷阱”。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以及约束条件有助于两国决策者理性全面地评估对方，审慎落子，并对两国关系的长期和平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