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刘翔在微博上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将结束我的职业运动生涯，正式退役。”对于刘翔的退役，人们心中充满了感慨。有网友说得很直接，“刘翔总得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退赛一个说法吧”。事隔七年，刘翔也终于对这件事情有个“交待”了。他说，“记得那一天比赛检录时，我只记得的就是痛，脚痛，心更痛，这也是我入场之前用脚使劲踢墙垫，又怨恨又无奈的原因。我为什么无法忍受伤痛？为什么各种治疗都无效？为什么我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待？我为什么……”
但是，人们并没有给予他多大的同情，反而说他在“演戏”。由此可见，刘翔退役引发的热议，并非因他离开跑道那样简单，更多的是民众对于强加在他身上“英雄人物”光环失色的黯然。在人们的思维中，还无法摆脱对英雄式人物依赖式的景仰，“成王败寇”的极端理念，现在以至将来，不知还会裹挟多少“刘翔”。
英雄至上何其悲
2004年刘翔荣登雅典奥运会冠军宝座，从那一刻起，他就陷入了全国人民的“包围”中：他的大幅海报，张贴在国内各大商场;他的电视广告，在黄金时段不断播出;他出现的场合，永远是万众瞩目。一位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体育官员曾透露，对刘翔的“保护”一度成为体育界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奥运村，刘翔并没有住运动员公寓，而住条件更好的官员公寓。为了不打扰他休息，大家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就连关门都怕发出声音，为此还特意在门轴里注入了润滑油，这些都是希望刘翔能不受任何干扰去比赛，创造好成绩。
然而，在2008 年北京奥运会赛场上，从刘翔低头退赛开始，“刘跑跑”、“刘退退”就成了他的代名词，仿佛他是千古罪人一般。甚至有人喊出，就算是爬也要爬到终点。到了2012年，刘翔的跟腱受伤了，可他还是跑了。尽管这样，还是有人质疑，“他在演戏吧？”从“飞人刘翔”、“民族的骄傲”，到“刘跑跑”、“演员”，即使刘翔本人多么希望在受伤的情况下也能再夺得一枚金牌，再当一回英雄，可民众关心的仍然是“你有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值”。如同1988 年的李宁，本已到了退役的年纪，但还是被迫参加奥运会，终以失利告终，曾经的“体操王子”一下成了“体操亡子”。
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说，“刘翔被全社会拔高到了一个不该达到的高度，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运动员所能承受的范围，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背水一战，实在是存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思。”刘翔的职业生涯被英雄主义的套子紧紧地包裹着，他带着无数荣誉与遗憾离开了百米跨栏跑道。
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或许可以给职场人一个警醒：一个体育项目如果只依靠一个运动员来决定其胜负，那它是悲哀的;同理，一个企业，如果只依靠一个领导或个别员工来决定其强弱，同样也是悲哀的。不可否认，在特殊的发展时期，必须要有一个领袖式的人物出来统领全局，就像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一样，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从“亚细亚的孤儿”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李光耀曾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叫一名普通的新加坡人治理我们的国家，内阁由普通的新加坡人组
成，这就是我们的末日。”但随着新加坡的综合实力在不断上升，仅靠光耀一人的治“李”之术显然不适合国家的发展，因此在做了25年的总理后，李光耀提出“让年轻一代在更加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推动新加坡向前发展”。因为，冠军的伟大不等于体育项目的伟大，领导的伟大也不等于一个国家的伟大、一个企业的伟大。
去英雄主义
一年前，一家民营企业开始实施“人才计划”，不惜重金也要引进优秀人才。一位刚刚回国的“海归”李超慕“钱”而来，用所学的理论知识成功敲开了应聘大门。一进公司，老板就赋予了他极大的权限，让他带团队做产品研发。每次开会时，老板都会对员工说，李超是国外回来的优秀人才，有着我们大家都不具备的知识理念，你们在工作中，要听从他的指挥，多向他学习，并全力配合他的工作。在工作中，李超的态度也极其傲慢，他的任何想法和建议从来都不跟团队成员商量，如果有人反驳，他就会不可一世地说，“你不知道现在国外是什么情形了，你这个方法在国外十年前就没有人用了。”有员工向老板反映这个问题，老板却说，咱们公司的员工都不如李超有学识，有经验，要多向他请教。久而久之，团队成员都对他怨声载道，对工作也不积极，因为即使辛苦工作了，这位“海归”领导也看不中，还可能被嘲讽为“老土”。最后，那个产品研发没有按时出成果，不仅如此，原本团队的精英也因跟“海归”合不来，有的转部门，有的干脆跳槽，不久“海归”也悻悻地辞职了。好好一个“人才计划”，却因为个别人的“英雄主义”而竹篮打水。在职场中，不应过分强调个人能力，而应重视团队合作能力。一个人的能力再强也是有限的，乱逞英雄主义，只想一人高高在上领导员工，结局往往事与愿违。
与联想、TCL等受挫于国际化的中国企业相比，华为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没有过度强调“跨文化”。从华为发展轨迹来看，是通过管理机制的提升来解决企业管理中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文化问题，也绝不只是引入一两个国际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在国际高级经理人引进上遭遇的“联想式挫折”，是中国企业管理思维当中传统“英雄主义”情结在作祟：寄希望于英雄人物，带领企业整体团队向国际化推进。任正非从1997年就开始呼唤从英雄走向团队作战、群体作战，这才有了华为后续与海外对接的一套体制。华为的胜出，恰恰在于华为早在1996年就开始了 “去英雄主义”道路，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管理体系进行的一系列职业化、制度化改造。正如任正非对华为国际化、职业化、成熟化所作出的三个论断：“只有破除了狭隘的民族自尊心才是国际化;只有破除了狭隘的华为自豪感才是职业化;只有破除了狭隘的品牌意识才是成熟化。”职业化开始取代华为在“土狼时代”所推崇的“英雄主义”，而当年的“土狼”们，也在华为的职业化蜕变中抱团走向了国际市场，成为一支有着极高凝聚力、同时又能征善战的国际军团。
飞人刘翔已经退役，他的功过是非已如随风往事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偶尔我们还可以纪念一下这个年轻人绚烂的青春岁月，由此追忆一下这个民族曾经对金牌狂热的追逐，以及冷静思考一下我们对英雄人物疯狂的膜拜。英雄人物固然可敬，他们在某一时期、某一领域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是他们只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和发展方向的标杆。2012年刘翔在奥运会再次受挫，就证实了将项目荣辱寄托在某一位运动员身上的“巨大风险”。为此，有专家提出，“要让更多项目进入决赛”。或许，是时候该为中国田径重新定位了。那些还在依靠某一个人而存活的企业，是否也该重新定位一下自身的发展战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