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读周洁茹的稿子《利安》，她讲到自己常去利安，有时候会在楼下碰到富贵的邻居，邻居问她干嘛，她说去利安，又补充说，去吃饭。邻居说天啊，那个地方我从来不去的。这个邻居本来在她的朋友圈里的，但有一天她发现这位富贵邻居把她删掉了。
我看完这段文字，感觉自己对洁茹又多了一分认识。我想，人家把你删了，我就把你加为超级好友吧。
在我印象中，洁茹一直是比较模糊的。这个词不太准确，只是因为一时想不到一个更贴切的，暂时抓来顶上，也许随着思绪的展开，会有一个清晰的表述。
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不太好计算，总之不是太久，三几年吧？
但我知道她，《中国娃娃》。我每次这样说，她就会抗议，说算了吧。但她脸上是挂着笑容的。
如果她是不快的，我就不这样说了。我还是挺会观颜察色的。
我一向认为，对权贵观颜察色，是媚上的表现，没志气；但对女士的情绪反应多一点观察，却是应该的。
她常说我不理她。
确实，我有点神经病，有时不想理会人的时候就谁都不理。我宅得很厉害。我不知道是不是病，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是。我自己是很享受这种状态的。我一向认为，如果你的内心够宁静够强大，就不会寂寞。
我觉得洁茹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不用理她。
她确实和许多人不一样。早早的就出了名。九十年代就红了。而她是七零后呀。我对早慧的少男少女，从来都有几分忌惮。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笨拙的人，没有甚麽器识，也不成气候。
一个早熟的女作家，说不写就不写了，丢开一切，离开中国去了美国，确实不可思议。我想这就是性格吧。有才华的人多少有点任性。
很多年后，她移居香港。
第一次知道她，是她加入香港作家联会。有一天，作联讨论新会员入会申请，陶然递过来一张表格，叫我补一个签名。他说，周洁茹，九十年代在内地很火。
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认识停留在八十年代，那时候我还生活在四川，是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后来离开了，跟中国文学就完全隔绝了，对谁都十分陌生。但我还是很尊重内地背景的作家。知道他们的文字能力很。我们的会应该多吸收一些这样的会员。
之后，在作联的一次聚会上，周洁茹来了，她跟陶然坐在一起。陶然介绍说，这是周洁茹。她似乎不想认识任何人，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很酷。我想，她可能只认陶然，对其他的人都不在乎。我一般也不打扰很有性格的人，没有寒喧。
我估计，她会记不起这次见面。
我们真正认识，是一次在城市大学的文学活动上。午聚时间，我和她，还有另一位女士，忘了是谁，不是大会的嘉宾，只能自己找地方吃饭。同行的说“又一城”有好的食肆，可以去那里，周洁茹则提议到学生食堂，这正合我意。我是个生活得很简单的人，衣食以实惠为基准，一般不大花大用。我附和周洁茹，还有一个原因，我一进高级食府，就有一种拘谨的感觉，不懂点菜，怕失礼人。我们在熙攘的学生中穿插找位子，坐定，吃着自各的一份便餐，聊着我们知道的人与事，是与非。
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她也认我这个人了，虽然时不时还会写错我的名字。
记忆中，她找我，一定受到什么委屈了。有一段时间，她做《香港作家》的副编辑，时不时会有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她好像是一个受不得气的人，一受了气就会反弹。记得有一天，我们在f鱼涌的咖啡店见面，坐在高高的独凳子。我一直搞不懂，酒吧、咖啡馆为何会用这种凳子，无依无靠的。
我们各自摸着咖啡杯子，聊了很久。其实不是聊，是我在听。谈的都是杂志的事，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内容，因为在我眼里，都是一些小事。后来，她辞职不干了。
她就这样一个人。我想，作家可能真的不应该做编辑。因为编辑是一种受气的活，要一点耐性和忍性。
我其实颇接受她的性格，也很高兴遇到她。她交的朋友，好像都是文学人，所以一当有外地的文友到香港，她就会约上几个朋友聚一聚。有一次，王芫从美国来，洁茹就约上周蜜蜜和我一块到马鞍山聚会。那次，我才知道她住在一个很高级的私人屋苑，有很堂皇的会所，跟旁边的利安是两个世界。那天，一班人在酒楼饮茶，之后，她带我们逛附近的郊野公园。多好！这就是她。我就喜欢这样的文友，随意简单，大家都不累。
又有一次，她在江苏的一位旧识到城大驻校，她又约了蜜蜜和我聚会，这次是在“又一城”的简单生活。这是一间不接受订位需要提早排队的食肆，她早早的就去排队，挺守规矩的。不愧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香港也一样，大家都守规矩，这可能就是我们能走在一起的地方吧。她要我早到我陪她排队，依然我也提早一个钟，排队、聊天，直到蜜蜜施施然到来。
我们在一起好像聊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事，很不文学，很不家常，既不说房子、车子、票子，也不说地位、排行、奖项，好像就说说人，说说事。然而，到底说了一些什么，我也记不往。
和周洁茹在一起，到底说些什么？
忘了。
但我就喜欢跟她聊天，也喜欢她喜欢的朋友，比如王芫，比如威廉。我知道，就这种气场和脾性，我们会常常聚在一起。
有些人可能会将她从朋友圈中删除，正如我也会删除一些人一样，但我会加她为超级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