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土司对教育的重视，加上流官在贵州文教方面的大力推进，使贵州文化在明代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后，贵州乡试开科，为贵州培育本地人才奠定了基础，贵州开始了广而深的文化建设，书法艺术也不断兴盛起来。在此背景下，走出去的贵州人日渐增多。在那些通过科举之路走上仕途的人中，不仅在学识上声名远播，政治上也有所作为，在书法上亦是造诣非凡，且留下了一定的书法印迹。南明王朝最后建立于贵州安龙，这段时间来自外地，抑或生于贵州的书法家，亦构成了贵州书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训：篆书墓志铭盖
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记载，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1月，在贵阳南厂附近，挖掘出明代宣德时期，昭勇军贵州都指挥使佥事李政两个儿子的墓志铭，共有石块4方，其中的《故舍人李彦经墓志铭》的志石高44厘米、宽46厘米，上面的楷书刻于明代宣德十年（1435年）。还有志石的盖子上刻着“故舍人李彦经墓志铭”9个篆字，读志文得知，这些篆字的书写者叫王训。这方墓志铭是那个时期贵州人留下来的难得的署名书法实物材料。王训，字继善，贵州卫人，号寓庵。宣德十年（1435年）考中举人，曾任过贵州儒学训导等职，卒年八十。著作有《寓庵文集》30卷、《孙子注解》等。（见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王训所书的9个篆字，以双钩线条刻成，字字大小均匀，笔画方圆兼及，粗细相宜。唐代以后，学篆书的人，主要以“二李”为楷模，即秦代的李斯、唐代的李阳冰。王训的这9个篆字，很明显地接受了李阳冰清细圆劲的中锋用笔和稳而宕逸的字体结构，颇有古朴斑斓的高雅气息。
杨樊：明詹英墓志铭
杨樊，贵阳人，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考中了举人。他是一个能吏，在弘治时期，他担任过云南太和县知县，在任上因为办事干练而著称（见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明代贵州在楷书上比较有功力并留下姓名的人物比较少见，杨樊是其中的一位。其所书《明詹英墓志铭》，是其留下的目前仅见的书法遗迹，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这块墓志铭刻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1954年在贵阳城西发现，大部分已经磨损，字迹不清，字的章法布白及整块刻字的精神面貌已难以体味，但从某些完整的字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楷书风格渊源。其楷书受唐代初期书法家影响较大，其中有褚遂良、欧阳询的书写特点，尤其是欧体的笔意较重。
汪大章：明詹恩墓志铭
和杨樊一样，汪大章也有书写的墓志铭流传到今天。
据嘉靖《贵州通志》载，汪大章是普定卫人，自幼聪慧，童年时就有神童之誉。弘治八年（1495年）中举，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他为人耿介，为官清廉，不阿谀奉承，因此得罪过当时的权宦刘瑾。在他任过职务的地方，都因良好的为政声誉，入了当地的名宦祠。现在他的墨迹已经很难再找到了，《明詹恩墓志铭》是迄今仅见的作品。这块墓志铭刻于正德二年（1507午），于1954年在贵阳出土，志石为正方形，边长62厘米。边缘处剥蚀较重，有些刻字已不清晰，但从整体亦可看出，汪大章的楷书也以学习唐人书风为主，从中明显地呈现出颜真卿和欧阳询的特点，颜楷的道厚宽博与欧体的挺劲峭削兼而有之。
林晟：章草《惠泉记》
林晟，字仲让，号三槐拙叟、墨庄道人，毕节卫人。据《黔诗纪略》载，其父在明代宣德年间出任毕节卫指挥一职，去世时，林晟还年幼，后来承袭了其父的职位。他的母亲蔡氏通晓文墨，将林晟抚养成人，培育成才。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调贵阳守备，治军之暇，好读书，礼贤下士，时有儒将之称。因坐子罪，罢职归里。工书法、喜诗文，以诗酒自娱。
林晟的墨迹至今已难以见到，且记录不详，唯有一碑流传至民国时期，今已不知所踪。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毕节惠泉重修，毕节卫教授孙隐撰《惠泉记》，林晟为书丹，刻石立于泉旁。至民国年间，字迹仍完好，字为章草，奇逸潇洒。章草是早期的草书，是汉代隶书的草写方式，因为是草写，解散了隶书的间架结构，仍保留了代表隶书特点的波磔之笔。
宋昂：礼爱兴儒镇边夷
宋昂，字从烦，号省斋，宋氏土司，袭任贵州宣慰司同知。为官廉俭自持，崇尚儒业，爱民礼士，所部苗民若有动乱，必自咎其政，改弦更张，不加诛责，是以境内安定。宋昂和他的弟弟宋昱均以擅长吟诗作文著称，足明代首批诗名远播的黔籍诗人，朱尊彝《静志居诗话》对其颇称赞。
宋昂还精于书法，尤其是楷书。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载：在离贵阳城南七十余里，通往高坡的道路边，有一陡峭的石壁，在崖壁上端，刻有12个字，中间为横书的4个大字“永镇边夷”两边有竖行小字各4个，右边写“弘治庚申”，左边“洪边帅临”，字体均为楷书。4个大字从远处即可看到，写得苍劲有力。这处摩崖刻字至今犹存。笔者曾亲到石壁下观赏刻字，见“永镇边夷”4字每个字均有尺余见方，以双钩线刻成，字的风格道劲浑厚，丰腴而不失挺拔，颜真卿楷书的风格特点明显。在石壁下观看这些字，觉得正文与落款的小字书写排布设计颇为别致。落款的8个字与中间的4个大字，采取纵横书写相对应的方式，更富有变化。4个大字与两侧的落款小字，虽然都是颜体的风格，但是却有所不同，大字给予观者的是丰腴、道劲、浑厚的感觉，而小字则是端严方正，更显朴拙，风格接近颜真卿的《家庙碑》。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与民国《贵州通志・金石志，》记述的左边举款“洪边帅临”有出入的是，实际石上刻的是“洪边兵临”，有一字之差。“弘治庚申”即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是这些字书刻的时间，以年代论，这也是贵阳一处现存较早的摩崖。
杨斌：客气消磨逸气浓
杨斌，字全之，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杨斌承袭了播州宣慰使一职，又任过四川按察使。不但善于作诗赋文，而且对书法也颇为钟爱，擅写行草书、篆书，曾因为狡横不受节制、重金贿赂当朝太监刘瑾、窃取战功等一系列罪名被革职。之后，他醉心于学道成仙之事，在遵义府城北面三十里处的紫霞山石室内修行，自己取名叫道凝，又名洞清，号颠仙，又号神霄散吏、二酉山人。曾在遵义城东面二十五里的香风山上，题刻洞额“静怀深处”4个篆字，在洞内刻了他以草书书写的诗作数首，并向外宣扬说是神仙留下的笔迹。当时人们对他的这种欺骗行为表示鄙视，但是对他的诗文才华以及书法造诣还是比较认可的，把他与宋昂都列为土司中有学养、才艺突出的人物（见《黔诗纪略・卷二》）。 虽然现在我们不能见到他亲笔的墨迹，但是能见到他曾经用草书书刻于石上的诗作拓片两张，一张是草书，另一张为行书。草书写的诗内容：“黑头犹未是龙钟，客气消磨逸气浓。回首月湖云水阔，也于范蠡继高纵。”落款“颠仙”二字。拓片黑白斑驳不太清楚，有碍对字的观赏，但是书法的气韵仍然可见，落笔行云流水，字字相连，一气呵成，意贯通篇。如果要谈他的草书尚欠缺之处，笔者以为杨斌行笔时太轻，笔画的线条显得比较细，缺乏行笔时因为轻重提按所致笔画上产生的粗细变化，并且连笔太多，过于缠绕。这处刻在摩崖上的诗，纵75厘米、横30厘米，刻于遵义高坪紫霞洞，至今仍然可以看到。另外一张行书拓片上的字是他于正德十三年（1518年）题刻，拓于遵义高桥竹鼬溪之岩壁上，内容是：“石齿齿水潴口逢戊寅来张子，溪水缘，溪山青，桃源竹口识仙径。更愿桑田遍沧海，麻姑还为织女星。”款作“二酉山人’，旁边有“正德十三年”几字。这处题刻与前者书风大相径庭，行笔不是那种行云流水、一挥而就的方式，字字之间基本没有连带，写得舒缓婉转。从这两张拓片的书法风格给予观者不同的感觉判断，这位“神仙中人’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曾转益多师，取法多方，比较善于变化。
安国亨：点墨成书宣文事
安国亨，明朝贵州水西（今贵州大方一带）人。世袭的彝族土司，担任过贵州宣慰使。他是大方奢香夫人的后裔，能诗，擅书法，尤长楷书，修文、大方等地均有其摩崖和碑刻遗迹。其中修文阳明洞“阳明先生遗爱处”，修文城南隅之“阳明玩易窝”等处石刻最为著名，保存亦完好。细细地品，可以体会到安氏学习魏碑唐楷，并能将各家特点糅合起来书写的风格。
王木：方圆兼济法度严
王木字子升，清平卫人。他于正德八年（1513年）考中举人，先任随州学正，又任过御史。他在御史职位上时，对违规的官员多有弹劾。后来又出任云南按察司佥事，施行奖励廉洁、罢黜贪官污吏的举措，因为为人耿直，在官场上被排挤，最后辞官归故里。著有文集《东巡集》和诗集《晴溪诗集》。
1954年在贵阳出土的嘉靖九年（1530年）《明故昭毅将军都指挥佥事王公墓志铭》，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志石是正方形，纵横均为55厘米。志盖上刻的篆字是王木所书。志盖上共16个篆字：“明故昭毅将军都指挥佥事王公墓志铭。”是目前所见王木仅存的书法遗迹。仅凭这16个字，只能是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远谈不上就完全了解了他的篆书特点，仅就这些字来看，他的篆书圆劲端严，法度森然。如众多篆书书家一样，他也是以李斯、李阳冰的作品为范本，这些字看似端严、均匀、方整，实则圆中寓方，方中见圆，字的整个形状看上去显方形，而笔画的转折之处，却多行笔圆转，以其中的“军”字为例，整个字在写法的构想上，是将全部的笔画囿于一个方框之内，却又圆转地笔意行笔。王木在书写这些篆字时，在对字的书写设计上是很费思量的，他将篆刻当中那种在方圆印面之内巧妙地构字、以达到取得最为美观的组合效果的意识，纳入了自己的毛笔篆书创作中。从字字之间的协调呼应上考虑，来确定字的写法。可以想见，王木的书法在当时应是很有影响的。
徐节：端方伸展书正节
徐节，生活在明代成化至嘉靖年间，字时中，贵阳人。他于成化八年（1472年）考中进士，接着出任河南内乡县知县，他将该县治理得非常好，被调走时，当地士民遮道挽留，不愿让他离开，衣履都被扯破。他提升为御史后，3次上奏章，列举锦衣卫指挥牛循所犯下的罪恶，并且屡次弹劾内阁大臣万安等人，尽到了一个言官的职责。他任云南左参政时，连续剿灭了梁山、竹箐、米鲁等地的匪寇。迁任右副都御史和山西巡抚时，又因为人刚正得罪权宦刘瑾，刘瑾制造理由罢免了他的官职。刘瑾被铲除后，他恢复原职，为官直至最后告老还乡。晚年他自比陶渊明，享有高寿，去世时已经是86岁的老人了。皇帝还赐予祭葬。他的著作有《蝉噪》等集子（见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
徐节流传到今天的书法遗迹已经很少了，但是他在当时却是一位在书法上颇有影响的人物，“通篆、隶、行、草诸体……乡邦楷范”。他擅长各体书法，并成为当时人们学习的榜样。从文献中对他的记载看，他当时已是贵州著名的书法家。1955年在贵阳城西出土了《明詹木妻越孺人墓志铭》，这块墓志铭上的志文作者是王守仁，汪汉用楷书录入，刻在纵横都是50厘米的石块上。这块墓志铭刻于正德年间，志盖上的“明封孺人詹母越氏墓志铭”11个篆字为徐节所书。这是目前仅见的徐节的字迹，他的字与同他大致同时的王木的篆字风格相比较，各具特色。王木的篆书特点是方圆兼及，方中寓圆，圆中见方。而徐节的篆字，则比较多地用了方折之笔，并且在字的结构造型上，笔画向左右伸展。11个字中，如“明”“越”“人”“母”“孺”字都明显地具有这个倾向，体现出方硬舒展、细劲挺括的特点。
田秋：黔中砥柱传乌江
田秋（1494-1556年），字汝力，号西麓，贵州思南人。他生活的时期在弘治到嘉靖年间。他在正德五年（1510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考中进士，曾官至广东布政使。他以一篇题为《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的文章上奏朝廷，请求在贵州本土实行开科取士，终于得以批准，在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自行科举考试。此举不但结束了贵州读书人需要远赴四川或云南去应试的往返艰辛，也极大地推动了贵州文教的兴盛。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于嘉靖三年（1524年），在德江县城东30公里的乌江岸边的一个石墩上题刻的4个楷书大字“黔中砥柱”，字形工整古朴，刻工亦佳，每字30厘米见方，款“甲申岁春月吉旦，西麓田秋题”。这4个楷字作为其仅见的书法遗迹，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书法的一些特点和渊源。他的字以颜真卿楷书为基本，又不完全局限在颜体的范围，不受颜体平稳的间架所拘束，也不完全效仿其比较厚重的笔画特点。
李渭：不舍昼夜致中和
李渭，字浞之，号同野，贵州思南人，明代理学家。他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考上了举人。他先当过知县、知府，后又升为广东副使、云南左参政。他的著作比较多，人们尊称他为同野先生。
据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和《黔诗纪略》介绍，他的书法主要是学习《瘗鹤铭》。据考证，《瘗鹤铭》是南北朝时期的梁朝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三年（514年）刻的。原刻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栈道摩崖之上，后山石崩入长江，到了北宋年间，水枯石现，得以重见天日。这是古人为葬鹤而写的一篇铭文，因其气势宏逸、神态飞动、字势开张、雄伟俊逸引起人们重视。历代书法家对它赞誉不断，认为它达到了楷书字体的最高境界，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清代康熙年间，一个叫陈鹏年的人将《瘗鹤铭》的断碑残碣打捞清理，得到80余字，在焦山定慧寺建亭加以保护。
李渭的书法亦仅见于石刻。思南县城的中和山松柏参天，从上可俯瞰江流，一城景色尽收眼底。至今还能读到他在这座山上吟咏的诗：“霜州木落意踟蹰，兰纫秋风满客裾。共道关门如白练，可能赤水拾元珠。口中明月人何似，曲里青山调自殊。寒暑空悲双鬓去，乾坤还借一身扶。”山中有一块状如屏风的巨大岩石，刻了李渭所书的“中和”楷书二字，此山因之得名。细品二字的拓片，虽是楷书，但也融入了篆书、隶书的运笔方法，明显取法于《瘗鹤铭》，这两个字浑圆饱满，笔画粗细均匀，还有行书的连带笔意，举止利落，气势宏逸，线条雄德、凝重、深沉。落款“李渭书”，笔画纤细，因为石面斑驳，3字若隐若现，与两个大字的粗壮浑厚形成强烈对比。在他的家乡，他还留下来一件楷书的大制作，即《观音阁记碑》，观音阁位于中和山上，明万历十年（1582年）写刻，纵194厘米，横120厘米，碑额“观音阁记”四字是圆转而又笔画饱满的小篆，其下皆楷书小字，字迹秀逸，与“中和”二字那种雄健、凝重、深沉、大气的感觉相比，另有一番意趣。此外，在天马山及德江观音坪都曾有他的题刻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