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子嗣延续香火，既是报答父母、告慰祖先的特殊方式和情结，也是显身扬名的重要途径。这样的传统思想，自然会影响到深受传统文化熏染的蒲松龄。在蒲松龄的婚恋观中，男女之间固然有“情爱”之名，但更需“婚姻”之实。他一方面极力颂扬爱情至上、贫贱不论的惊世骇俗的进步爱情观，一方面又反复宣教子嗣延续香火的话题，流露出潜意识里子嗣至上的强烈愿望，呈现出其婚恋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关键词：传宗接代；蒲松龄；娶妻纳妾；子嗣延续；光耀门楣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
传宗接代是所有生物最基本的自然本能，也是人类学面临的核心课题之一。在古代，子嗣延续香火，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价值重心所寄。孟子曾谆谆有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三种不孝之举，孟夫子未加明示，汉代经学家赵岐对此解释说：“于礼有不孝者三者，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 [1]165-166我们不妨这样理解“阿意曲从，陷亲不义”，是从精神层面，提出一味奉承父母，对其错误不加以提醒，是陷亲于不义，为“一不孝”。“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是从物质层面，指出家境贫穷，父母年老，不能考取功名而光耀门楣，为“二不孝”。“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又从发展层面，指出若不娶妻生子，不能延续香火，逢年过节，无人祭拜祖先，为“三不孝”，且为“大不孝”。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七出之条：“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其中，“无子，为其绝世也。” [2]255在传统中国，人们总希望家族世系能不断发展下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借一个共同的祖先而整合管理所有的后代子孙。同时，在国人的观念中，女儿早晚会成为别姓人家的人，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族的事务和香火，家庭生育男孩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婚姻的根本或者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兑现爱情的承诺，而是延续香烟后代。因为传宗接代往小了说，自身有限的生命，可通过无限的子孙繁衍得以永生不灭；往大了说，能使家庭乃至整个宗族的链条，得以延续不断，唯有此，祭祀祖宗才会“薪不尽，火不灭”。反之，如若完不成娶妻生子这一重任，可能会断绝后代，这是自身的大不幸。没有后代为祖先祭拜，做了鬼的列祖列宗必定挨饿受罪，又是大不孝，大之罪。
再者说，名利之心，人皆有之。即使不说它是人之本性，也是人之本性的自然或必然延伸。特别是名，乃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精神食粮。孔子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最引以为恨的，是死了以后，名声不被人家称述。可见，孔子不仅看重当世之名，更在乎死后之名。因为要在人世间留下英名，实在是光宗耀祖的一件大美事。
圣人如孔子尚且不能免俗，何况凡夫庸常者。的确，中国的大多男人不仅渴望自己流芳百世，还极其向往通过子嗣传宗来为自己扬名，基于此，男人们自然会特别在乎子嗣之情：有子为福，多子多福，少子为憾，无子为恨。无后，延续不了香火，不仅大不孝，靠子孙为自己扬名的愿望，便无以实现。
当然，如果正妻无子，为了延续香火，男人们还可以采取纳妾来获得。据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娶施氏为妻，婚后未孕，为继嗣而纳妾，生下儿子孟皮，无奈孟皮愚鲁跛足，叔梁纥担心他难以承当传宗大任，再娶名门淑女颜征在，遂有孔子。[3] 2就这样，叔梁纥不但达成光宗耀祖的夙愿，历史也因孔子而记下叔梁纥的大名。
所以说，在古代，传宗接代既是报答父母、告慰祖先的一种特殊方式，又是显身扬名的重要途径。如此一来，娶妻生子，“有子万事足”的定势观念，如同涌动不息的潜流，世世代代流淌在国人的情感世界中，绵延逶迤至今，成为国人重男轻女思想的历史根源，渐而形成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
二
蒲松龄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读书人，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无不影响着、制约着他的意识，在其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会有所展示。
在《聊斋志异》 ① 近五百篇内容繁复的故事中，约有四分之一表现婚恋主题的作品，激情描绘了一个个“风景这边独好”的爱情花园。毫无疑问，在不允许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社会大背景下，蒲翁大胆赋予青年男女人人艳羡的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婚恋生活，彰显了一种“前无古人”的反传统反世俗意识，让人如沐春风，情思摇荡。但不能否认，尽管一簇簇聊斋爱情之花芬芳沁人，一幕幕聊斋爱情好戏多姿多彩，却依然掩饰不住蒲松龄看重子嗣宗绪的世俗愿望。也就是说，在蒲松龄的本性中，娶妻纳妾，有积极追求浪漫爱情、自主婚姻的成分，但终极目的依然是为了延续香烟后代，于是，便产生了《马介甫》、《邵九娘》、《阎王》、《陈云栖》、《段氏》、《林氏》、《巧娘》、《小翠》、《阿英》、《侠女》、《葛巾》、《巩仙》、《霍女》、《莲香》、《武孝廉》、《画壁》等诸多篇章中，大张旗鼓、反复宣扬子嗣延续的问题，显示出蒲松龄进步婚恋观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点。
传统观点认为，男人娶妻是为了生子，娶妻若无子，妻子的地位必将大打折扣。女人们不论贵贱穷富，一旦嫁作他人妇，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埋藏掉自己的真实情感，磨平本有的棱角，心甘情愿地把繁衍子嗣当成自己不可推卸的重任。自己能生育的，自然责无旁贷，因此，聊斋故事中往往会出现“逾一年，举一子”如此近乎模式的老套情节。妻子如若不育，则会本能地把怀孕的小妾视为仇敌，因为侍妾一旦有了丈夫的骨血，妻子当家作主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于是，悍妇尹氏、金氏用尽心机，百般凌辱、虐待王氏和邵女（《马介甫》、《邵九娘》），甚而妻在妾临产之时，竟以针刺其肠（《阎王》），如此悍妻妒妇形象，简直让人望而生畏，闻之作呕。
常言道“子贵母荣”。儿子的存在决定着母亲的尊贵，能让母亲在家庭中占居荣耀至极的地位。而且，儿子更是光耀门楣的指望，是家族兴旺的关键。《马介甫》中，杨万石年老无子，为了延续子嗣，再娶小妾王氏，原配尹氏先是不让丈夫与王氏“旦夕通一语”，当得知王氏怀孕五个月后，更是敏感地意识到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会遭受冲击，便对王氏“褫衣惨掠”，使其“创剧不能起”，“崩注堕胎”，直至绝了杨万石的血脉为止。马介甫惩诫尹氏时愤然怒斥：“妾生子，亦尔宗绪，何忍打堕？此事必不可宥！”在马介甫看来，尹氏所犯诸多罪恶中，其他均可饶恕，唯有给王氏堕胎绝人宗嗣，实乃王法不宥，天理不容的大罪，足见“宗绪”的重要。杨万石之弟万钟被尹氏逼死，“遗孤儿，朝夕受鞭楚，俟家人食讫，始啖以冷块。积半岁，儿顿，仅存气息。”后杨万石在乞讨时，投奔了俨然成大户人家的侄儿。显然，这个唯一的侄子，不仅成了杨万石全部情感与期望的寄托，而且还光耀了杨家的门楣。在本篇“异史氏曰”中，蒲松龄更是直接亮明自己的观点：“此顾宗祧而动念，君子所以有伉俪之求；瞻井臼而怀思，古人所以有鱼水之爱也。”就是说，为了承嗣宗祧，男子才动娶妻之念，才有夫妻之爱。实质上，男女相爱成婚，不是人性本质的自然要求，主要为了繁衍后代子孙。 如此直言不讳的表述，真实反映了蒲松龄浓重的子嗣宗绪观念，与那些歌颂男欢女爱、浓情蜜意的爱情篇章，难免相悖不一。
《邵九娘》中的悍妇金氏“不育，又奇妒”，她先是对丈夫用百金买来的妾“暴遇之”，使其“经岁而死”；后又变着法儿作践小妾林氏，致使林“不堪其虐，自经死”。金氏之所以如此作为，其深层心理无非还是，妾一旦为丈夫传宗，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必然受到威胁。而邵女，之所以肯嫁柴生，正是基于柴生“亦福相，子孙必有兴者”。所以，她宁愿忍受金氏长期的无端辱骂和鞭挞施横，即使被金氏用赤铁烙面，依然揽镜自喜：“彼烙断我晦纹矣。”后果然儿子“以进士授翰林”，“乡里荣之”。
《阎王》中李常久的嫂子是个凶狠的河东狮，惨遭“手足钉扉上”的惩罚。神告诉李常久，只因“三年前，汝兄妾盘肠而产，彼阴以针刺肠上，俾至今脏腑常痛。此岂有人理者！”李常久深为嫂子悲哀，对神说：“便以子故宥之。归当劝悍妇改行。”文章借此暗示子嗣至上观念的强大无敌。
记得梁实秋先生有句名言：“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要一生不得安，娶姨太太。”此言十分不差。男人纳妾，免不了引发家庭地震。妻妾不和，争风吃醋，亦本常理常态。但在聊斋故事中，读者会不时见到匪夷所思的诸多妻子，如若自己不能生育，竟会千方百计为丈夫纳妾生子，从而出现了雷同的故事模式：双美共事一夫。可以说，蒲松龄设计的“双美的结局，已经成为一个容器，承载了他的爱情、婚姻、家庭的理想。” [4]113这个理想通常表现为：那些贤妻美妾们，大都能够和睦共处，相安相亲，共同合力担当为丈夫生子延嗣的重大职责。从浓情蜜意地描述中不难看出，对“双美共事一夫”的格局，蒲松龄充满了无尽的羡慕。这样的一个圆熟定式，既是蒲松龄对中国古代文人妻妾制度的一种美好修正，满足了他子嗣延续的心理需求，同时也顺应了几乎所有男人们共同的心理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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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栖》中的云栖、云眠这对异姓姐妹，早年在道观时曾立下“但得一能知亲爱之人，我两人当共事之”的誓约。在云栖嫁给真生之后，因怜悯不幸流落江湖的云眠，竟主动提出“欲效英、皇”，即云眠亦嫁真生，希望以此改变其凄苦命运。多情的真生一人娶到秀出群论的二云，夫妻、妻妾之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更重要的是，无论多么动人美妙的爱情，一旦落实到庸常的婚姻生活，自然会关注到婚姻的根本目的，所以，在结尾处，作者便安排云眠生一男一女，云栖则生一女三男。
《段氏》塑造了一个从“妒妇”变为“贤妇”的连氏形象。富翁段瑞环“四十无子，因妻连氏既妒又悍，欲买妾而不敢。”后“私一婢，连觉之，挞婢数百，鬻诸河间栾氏之家。”段瑞环日渐老迈，因没有儿子，竟不断遭受本家子侄的欺凌。经此打击后，连氏方后悔不已，竟一股脑儿给丈夫买来两个小妾。一年后，一妾生一男，可惜夭折。段瑞环病故后，侄子们更是变本加厉趁火打劫。段家峰回路转，始于私生子段怀现身。在连氏看来，私生子毕竟也是子，自此，她理直了，气壮了，官司赢了，家财要回来了。弥留之际，连氏用一生的感悟痛陈无子的酸楚，谆谆告诫女儿、儿媳：“汝等志之：如三十不育，便当典质钗珥，为婿纳妾，无子之情状实难堪也。”重要的是，还要作为段家的家训代代传承。作品传递出纳妾生子的强烈意识，致使男人们沾花惹草背叛婚姻的行为趋于合理化、道德化。这还嫌不够，蒲松龄在文后竟禁不住对连氏赞赏有加：“连氏虽妒，而能疾转，宜天以有后伸其气也。观其慷慨激发，吁！亦杰矣！”
《林氏》中的林氏，是一位被作者称誉不已的“贤妇”。因林氏自己不能生育，她先是苦苦劝夫纳婢，未果后，竟能想出同丈夫预约同衾，而后让婢女为自己替身的招数，费尽心思地把丈夫和婢女撮合到同一张床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丈夫生子留后。
《颜氏》中的颜氏，是一个“天下冠儒冠、称丈夫者，皆愧死”的巾帼奇才。当丈夫屡试不第时，她女扮男妆负气替考，结果一举得中进士，后竟官至御史，最后她却主动让丈夫承其官衔，露出小脚，“雌伏”于室，甘愿当一个恪守本分的家庭主妇。而最让这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奇女子愧疚恼恨的是，自己竟终身不能孕育，只好出钱给丈夫买个小妾，得以延续宗嗣。这样的设计，可以窥视出蒲松龄潜意识里所期待、欣赏的配偶，不仅是“最才的女”，聪慧伶俐智商高；更应是“最贤的妻”，善解人意情商好，要具备积极支持丈夫纳妾或干脆为丈夫纳妾的所谓妇德。
妻子不仅积极为丈夫纳妾生子，甚至还精心抚育妾生之子。《房文淑》中的落魄书生邓成德，与鬼女房文淑相爱六七年后，终于诞下个大胖小子。这对原配不生育的邓成德来说，自然欢喜了得。可房文淑却认为，做妾是仰人鼻息，孩子是自己生的，却没必要非得养育：“我不能胁肩谄笑，仰大妇眉睫，为人作乳媪，呱呱者难堪也！”于是，她将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股脑儿托付给邓妻。邓妻虽忍受着丈夫“与妻娄约，年终必返，既而数年无音，传其已死”的长期情感的煎熬，但在得到房文淑奇妙药水而有乳之后，却心甘情愿要哺育这个儿子。更让人百思不解的是，邓妻竟因此打消再嫁的心思：“积年余，儿益丰肥，渐学语言，爱之不啻己出，由是再醮之志以绝。”呜呼，悲哉。
应该说，蒲松龄不反对甚而积极宣扬一妻多妾制度的合理存在，是无视女子心理需求的一种男人的霸权，是作为一个大男人强加给那些情同姐妹的妻妾们表面的一种和谐安宁。实际生活中，没有几个女性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违背常情的作为。
《聊斋志异》中，蒲松龄还会想法设法让良善之人得以子嗣绵延。
《珊瑚》中安大成之妻珊瑚，小心翼翼地伺候婆婆沈氏，但沈氏却横挑鼻子竖挑眼，直至逼儿子休妻方罢。面对丈夫的无情和懦弱，珊瑚一味容忍且安之、乐之；对恶婆婆的刁蛮刻薄，反能以德报怨。对珊瑚的所作所为，常人难以理解，但蒲松龄显然是肯定的，反映出他强烈的男权意识。在他看来，婆媳之间要讲究名分，为人媳者无论怎样都要孝敬公婆，讨其欢心。其实，他更想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善良的孝德，是延续香火、光耀门楣的重要条件。所以，作品最终安排珊瑚苦尽甜来的标志：“生三子举两进士，人以为孝友之报。”相反，对于凶悍暴虐的二成媳妇臧姑，蒲松龄极尽刻薄寡情之能事，在让其惨遭官司不断、严刑拷打等一系列报应之后，犹嫌不够，更让早已深有悔意的臧姑受到最残酷的惩罚：断绝子嗣。两个儿子相继死去，臧姑又生十胎，竟一个也没活，只得过继了珊瑚的儿子为子。读后，难免生出些许凄凉和酸楚的况味。 更有甚者，为了给无子的良善者“延一线之续”，蒲松龄还描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金永年》。金永年八十有二，老婆年近八旬，两个年龄相加一百六十岁的耄耋老人，忽梦神告：“本应绝嗣，念汝贸贩平准，予一子。”一对行将就木、本已绝望的夫妻，终因善行得以生一子以延嗣，以免愧对列祖列宗。对于这般显然有悖常理的故事，读来难免反胃欲呕。
三
以上这些妻妾们，大都是世俗社会中的女子，在子嗣宗绪上可能难以免俗。那些来自异域世界的鬼魅仙狐，又能怎样呢？
《巧娘》中的缙绅之子傅廉，天生是个阉人，他让全家深陷绝嗣无后的可怕境地。鬼女巧娘生前虽才色无匹，无奈丈夫却“病阉”，因不能获得应有的夫妻性生活的幸福，年纪轻轻就郁郁而终。死后遇到喜欢的傅廉，却又是个废物，巧娘因之叹时命蹇落而以泪洗面。与巧娘孤魂相伴的野狐花姑，无意中得悉女儿三娘丧偶后孤苦无依，便产生撮合傅廉与三娘之意。花姑用一颗黑药丸，使傅廉迅速变成一伟男。华姑急召女儿前来，促成与傅廉的好事。傅廉“发硎新试，其快可知”后，又设法与巧娘绸缪一番。后傅母得知儿子现状：“喜极，逢人宣暴，以示子不阉。”
可见，只要能够延续傅家香火，傅廉父母根本不在乎儿媳是鬼是狐，自然也就欣然接纳鬼孙子了。小说以悲苦入笔，用惊喜作尾，围绕子嗣延续问题，主人公历经过山车般的情感波折，终成传宗接代大愿。
《小翠》中的小翠，一个率真任性、具有先知先觉奇能的精明狐女，她无视尊卑长幼等纲常伦理，常陪傻丈夫王元丰戏谑玩耍、嬉笑疯闹，调皮起来那叫一个无拘无束、无法无天。就是这样一个灵动超凡的女子，当念及自己不能生育时，先是忧虑重重，苦劝丈夫：“今亲老君孤，妾实不能产，恐误君宗嗣。请娶妇于家，旦晚侍奉翁姑。”继而，为使丈夫尽快另娶新欢，甘愿让自己迅速变老变丑，并焚毁自己的俊俏肖像，以便从丈夫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促使王家及早走向美满、安宁的新生活。
《阿英》里的阿英是只鹦鹉，曾得到甘家养育。甘父开玩笑要把她许配给儿子甘珏，她便视为正式婚约。自知不能生儿育女，便主动离开。甘珏另娶姜氏，因貌丑难称甘珏心愿，阿英居然把姜氏打造成一美人，自己却甘于“非柰非李”的尴尬境地。仁厚的嫂嫂没有儿子，央求阿英在自家丫环里，物色一个黑丑却有生男孩征兆的姑娘。阿英经心调制三四天后下，丑小鸭竟蜕变成白天鹅。阿英用自己所能，达成甘家人接续香火的夙愿。
即使仙女锦瑟，同样跳不出子嗣延续这一传统藩篱。嫁给王生以后，见其妾有生男孩的面相，不但主动赐以珠宝锦衣，还促使丈夫“无夜不宿妾室”。最终，妾给王生产下五男二女。甚至，锦瑟还默许自己的丫环春燕与王生的私情，并笑盈盈地为难产的春燕接生儿子（《锦瑟》）。
无独有偶，神女嫁给米生之后，苦于“数年不育”，便极力劝夫纳副室延后，并拜托哥哥为米生买来顾姓姑娘为妾。妻妾两人互敬互让，后妾生两男，与神女各养一个（《神女》）。
这些来自异域世界的鬼魅仙狐，她们和世俗中的女子一样，背负着传统的重荷，似乎是快乐无忧地为自己的男人生育、持家。
四
《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多个不走寻常婚姻路的女性，她们对婚姻的态度如何呢？
《侠女》中的侠女是个离经叛道，特立独行的冷美人。她坚定地认为，真正的爱情不必拘泥于婚姻形式。她与顾生的交往，既不求感情基础，也不指望婚姻之实。侠女主动与顾生合欢，只为给他生个儿子，以此来报答赡养其母之大德却贫穷无以娶妻的恩人，以达成顾生延续香火，光耀门楣的夙愿。
与侠女生子报恩迥异的，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为情杀子”的另类故事――《细侯》。青楼女子细侯为了惩罚恶人富商，投奔情人满生，竟决绝地杀死与富商所生的儿子。因为细侯深知，子嗣可以延续家族的香火，子嗣对于“龌龊商”来说，远比金银财宝更为重要。她杀死抱中儿，就是为了让这个缺品无德的商人断子绝孙，这是她作为一个弱女子能够做到的最大的报复和最深刻的诅咒。但无论怎样，细侯这种为了追求爱情而置无辜的亲生骨肉于死地的极端行为，着实让人难以认同。
还有著名的人花之恋的故事《葛巾》。紫牡丹幻化的少女葛巾，有感于常大用的痴情，不仅以身相报，毅然私奔，还让妹妹做了常生的弟媳。两位花仙子各自产下宝贝儿子后，只因常生猜忌不断，便“举儿遥掷之，儿堕地并没”，常家的两个传宗接代的命根子，转眼之间便灰飞烟灭了。葛巾用灭绝子嗣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对愚蠢的常生施以最惨烈的报复。
五
蒲松龄在大量反映婚恋主题的作品中，描绘了一个个情态纷呈的爱情故事。无论是人间佳丽还是异域精灵，她们大都不受制于清规戒律的拘束，而是大胆主动地追求炽烈的爱情，积极热情地经营美满的婚姻。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当子嗣的现实问题摆在眼前的时候，她们同样会委曲自己的心志，成全丈夫的美意，甘心情愿地让甜美的爱情、幸福的婚姻屈从于传宗接代的传统。因此，我们在近百篇聊斋婚恋故事中会发现，几近五成的作品明暗不一地涉及到关于子嗣的重要性的话题。
所以说，蒲松龄的婚恋观中，男女之间固然有“情爱”之名，但更需“婚姻”之实。说到底，男女间最紧要的不是两情相悦，而是能否传宗接代，这是夫妻得以长期维系婚姻和谐的鉴别标志。婚姻的实质意义，不只是追求甜蜜的幸福、表达愉悦的情感，更是为了打造一座延续后代的殿堂，是把这座殿堂打扮得漂亮奢华，以便实现光耀门楣的愿望。
总之，蒲松龄一方面极力颂扬爱情至上、贫贱不论的惊世骇俗的进步爱情观，一方面又反复表达子嗣宗绪的强烈愿望，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音符，表现出其婚恋观复杂性和矛盾性的特点。
当然，如前所述，蒲松龄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想教育的封建文人，不管其骨子里如何反叛脱俗，他毕竟无法超越强大的传宗接代传统观念的苑囿，无法挣脱根深蒂固的子嗣延续的精神枷锁。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去苛求蒲松龄，毕竟一个作家不可能突破他生活时代的条条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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