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精神主要内容包括,对党忠诚,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依靠群众、同甘共苦、胸怀大志、敢于担当。其鲜明特点是实践性、革命性、传承性和时代性。大别山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弘扬运用大别山精神这个红色革命基因,提高领导干部的认识能力和执政水平,是时代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呼唤。
【关键词】大别山精神;革命精神;理想信念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351(2016)01―0072―06
大别山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和建设孕育了中国精神,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孕育了大别山精神,是大别山精神形成的载体。在大别山精神指引下,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英雄传奇,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大别山精神是鄂、豫、皖三省乃至全国人民共有的精神财富,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弘扬大别山精神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唤。
一、大别山精神的内涵及特征
大别山精神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28年大别山军民的革命斗争和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伟大实践,孕育了大别山精神,形成了大别山精神的内涵、特征,哺育着大别山精神的形成发展。大别山精神,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别山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推翻“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创造的独具特色的革命精神。大别山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太行精神一样,都属于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别山精神的主要内涵,包括“坚守信念、对党忠诚,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依靠群众、同甘共苦、胸怀大局、敢于担当”。其中“坚守信念、对党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前仆后继、不怕牺牲”,是大别山精神的核心;“依靠群众、同甘共苦”,是大别山精神的精髓;“胸怀大局、敢于担当”,是大别山精神的关键。
大别山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相比,有共性的地方,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地方,归纳起来,有如下鲜明特征。
一是实践性。大别山精神是在28年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经过了艰苦奋斗残酷斗争的考验,凝聚着革命胜利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历经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由革命精神的萌芽状态,到成长发展、形成确立的历史过程,具有丰满鲜活的实践性。
二是革命性。大别山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活动基础上形成的,革命斗争赋予它鲜明革命品格。它的这种革命性,旨在通过阶级斗争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体现着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使人民得到解放,建立新中国的梦想。大别山精神这种革命性培育了一批批具有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高举大别山精神,号召无数人民群众汇集在革命旗帜下,团结奋斗勇往直前,成为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革命力量。
三是传承性。大别山精神的传承性,具有浓厚的文化背景。它一方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弘扬了中华民族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勇于拼搏等民族精神,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成为大别山精神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大别山区军民把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形成了革命的、先进的大别山精神,指引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取得一个又一个革命的胜利。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但大别山革命的精神并没有过时,传承大别山精神仍然是新时代的要求。
四是时代性。精神是时代的产物,特定的时代会产生特定的精神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精神一旦产生,就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大别山精神是在长期的革命进程中形成发展壮大起来的,它是革命战争时代的产物,但在和平发展新时代仍然放射着新的光芒。它的先进性和革命精神将成为当今时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精神支撑,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新的红色基因。弘扬包括大别山精神在内的革命精神,传播正能量,成为当今时代鲜明的时代特征。
二、大别山区革命斗争实践孕育了大别山精神
大别山精神属于思想理论范畴,他的产生离不开大别山革命斗争伟大实践,又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推翻三座大山的长期革命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铸造了革命信仰,培育了大别山精神。
1.“坚守信念、对党忠诚”。坚守信念、对党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二者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统一于大别山精神体系之中。信念坚定者,对党必然忠诚,对党忠诚者,必然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关于坚定信念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指导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1]革命的理想信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和表现,但是其本质及核心内容是不会变的。
“坚守信念、对党忠诚”,这一大别山精神的灵魂,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各种对敌斗争的实践中,这是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根本原因所在。“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大别山军民对党忠诚,信仰共产主义的英雄事迹比比皆是,村村都有。广为流传的《便衣队之歌》就是其生动写照。其歌词是:“共产党是我们亲爹娘,哪怕敌人再围剿,红军越打越坚强。哪朵葵花不向太阳,哪个穷人不向共产党?任凭敌人再猖狂,烧我的房屋抢我的粮,一颗红心拿不去,头断血流不投降。”新县箭河村的程儒香,是黄麻起义的农民自卫队队长,带领农民自卫队活捉了大恶霸地主,为起义部队前进扫清了障碍。黄安失守后,他被捕入狱,在敌人种种酷刑下怒目昂首、威武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忠于党、忠于革命信仰的高尚品质。他痛斥敌人说:“你们要杀就杀我一个,共产党是杀不完的。今天你们杀了老子,再过20年,老子又是条英雄好汉,还要给你们干。”恼羞成怒的敌人,残忍杀害了他。
黄麻起义的领导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河南新县人。1924年冬,吴焕先从蚕业学校带回一张马克思的像贴在正堂屋供桌上的墙上,父亲责问说,“这是敬祖宗的地方,不能把像贴在这里。”吴焕先说:“马克思是革命导师,是外国人,但知道中国的事。照他的办法,就会创造出个新社会来。”他把自己的地契、田契都烧掉,领导农民闹革命。还有一位共产主义信仰坚定者,他叫王幼安,湖北麻城人,鄂豫边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1922年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黄麻起义后转入木兰山打游击,在一次运送武器途中被捕。在狱中受尽折磨,宁死不屈,写下百余首诗,其中一首写道:“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残攫我来,世界工农全秉正,甘心直上断头台。”像这样坚守信念、对党忠诚的英雄事迹不胜枚举。 2.“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这是大别山精神的又一表现。“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这是在大别山革命队伍中普遍流传的口号。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就是军民团结、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换来的,就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军旗取得的。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后,黄麻两县起义军民遭到敌人的血腥屠杀。在黄安箭厂河一块不足一亩田里就有300多人被杀害,鲜血染红了土地,为纪念这一血案,称此地为“红田”。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蒋介石下令彻底消灭大别山苏区的红军,血洗了大别山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红安县被杀约10万人,麻城县仅乘马、泗店、田铺一带被杀害军民就有2.4万多人。红25军北上长征后,蒋介石下令再次残酷清剿大别山,实行“宁错杀一千,不漏掉一个”,“有民即有匪,民尽匪尽”的政策,所到之处变成一片废墟,渺无人烟。经扶县肖湾原500多人的村庄,只剩下60人,油榨湾只剩下一个瞎子和一老一小三个人,以卡房为中心周围百里成了“无人区”。1948年3月,刘邓大军主力转出后,蒋介石又一次对大别山进行疯狂“扫荡清剿”,在新县实行“三光政策”,新安浒湾、箭厂河一带10室9空,许多地方成了“无人区”。
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英雄事迹还有很多。徐海东大将,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徐海东遭到追捕,受到牵连的徐家共有66人被杀害(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男人全杀光,女人多被卖掉),徐海东英勇善战,享有“徐老虎”盛名,打仗10年,8次负伤,全身有17个枪弹窟窿,8次穿膛而过。大将王树声,麻城起义领导人之一。他二哥曾参加过攻克安县和木兰山游击战,被张国焘诬蔑为“反革命”遭到杀害,其妹、嫂和侄子三人先后被扣上“反革命”被杀害,王树声悲痛万分,含着眼泪,以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领兵东征西战,开创苏区、保卫苏区。电视连续剧《亮剑》中的主人公李云龙,其原型是大别山走出来的王近山。他是湖北黄安人,15岁参加红军,19岁任团长,20岁任师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王近山是红军中有名的战将,人称“王疯子”,打仗不怕死,勇猛顽强,屡建奇功,在延安时,毛泽东说,129师有个“王疯子”,敢打没有命令的仗,很好!
大别山优秀的儿女,在长期严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成为不怕牺牲,英雄斗争的钢铁汉子,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时,在大别山区经常出现“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的全民参战情景。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针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红军内部左倾危害时说:当时“杀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把我们的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们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跟共产党走,不革命,人民就没有出路。因为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任凭关也好,杀也好,只要不死,还要革命”。这是大别山将士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人民的真实写照。
3.“依靠群众、同甘共苦”。这是大别山精神的精髓。在开创和坚守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中,大别山区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全体军民同甘共苦,为保证战争胜利和红色政权稳固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凝结着共产党人热爱军队,热爱人民,服务人民,走群众路线,同心同德,携手共进,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另一方面,体现着大别山区广大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热爱军队,支持红军革命斗争的无私无畏的高尚品德。
正如徐向前元帅总结的那样,“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基础。“村村寨寨铜锣响,山山岭岭红旗扬。家家户户忙打仗,男女老少齐武装”。这正是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支持革命战争的生动概括,这些军民鱼水深情的故事在绵延的大别山脉传唱。
刘邓率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后,在听取大别山军民团结坚持斗争情况后,邓小平说:“对,我们离了党的领导,活不成!离开了人民,离开了枪杆子,更活不成!”刘伯承说:“我们所依靠的是人民,蒋介石所依靠的是碉堡……这就是第二野战军在大别山战斗以及全部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关键。”[2]201大别山区许多感人的故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就以1929年大别山三次“会剿”为例,国民党三次“会剿”都以失败而告终。三次反“会剿”中敌我双方武装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红军能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基本经验就是大别山区红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红军,党军民团结一致,三股绳拧成一股绳,反“会剿”的胜利是党政军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作为副军长兼红31师师长指挥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徐向前深有体会地说,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得益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红军的力量在于民众之中。三次反‘会剿’,拖得敌人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失败而归,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鄂豫皖边的群众,受压迫很深,与官僚、军阀、地主有不共戴天之仇。工农武装起义成功,打土豪、分田地,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他们打心眼里拥护革命。敌人来了,又烧又杀又抢,搞什么‘清乡’、‘搜剿’,残害群众的手段骇人听闻。每次‘会剿’来临,群众纷纷藏粮食,进深山,封锁敌人,支援红军。他们宁肯丢掉家园,在山里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也不愿落到白军手里。有些群众被敌人抓住,百般受刑,至死不吐露红军一点消息。在特委领导组织下,男女老少,拿起扁担、矛子、大刀、土枪,四处出击,弄得敌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防不胜防。红军有了群众的支持,如鱼得水,任我驰骋,这是弱小红军能够生存、发展、克敌制胜的根本原因。”
4.“胸怀大局、敢于担当”。这是大别山精神的风格,也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关键。在28年民主革命时期,大别山区军民之所以取得一个接一个胜利,关键原因是他们胸有大局观念,从大局出发,服务大局、服从大局,甚至牺牲自己利益为大局的胜利创造条件。最突出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从解放全中国大局出发,指挥二野转战千里挺进大别山,创建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关键性条件。在这个时期,邓小平胸怀大局的事迹,一是建立鄂豫皖西区党委,抽调三分之一野战部队参加地方工作。邓小平站在中原局建立地方党政军系统这个大局立场上,根据大别山区自然地理状况,将其划分为豫东南、鄂皖、皖西、鄂东四个区,分别由一纵、二纵、三纵和六纵四个纵队包区开展工作。1947年8月至9月底,经过艰苦作战,解放了22座县城,在豫东南区、皖西区、鄂东区的17个县建立了人民政权,初步打开了局面,为在大别山“站稳脚”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了政治基础。二是两封电报的故事。为了减轻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压力,1947年12月毛泽东致电:“粟及陈赓、谢富治两部长期配合刘邓行动,直到粉碎敌人对大别山之进攻止。”并要求:“沿平汉路向南直迫武汉……尔后看情况,或与刘、邓配合夹击大别山之敌,或回师向北打散之敌。……如此行动,可保证粉碎敌人进攻大别山计划,又可全部破坏平汉路。”[3]257邓小平站在大局立场思考问题,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陈粟、陈谢对大别山的支援,不宜急躁,应作较长期的打算,主要是争取在一两个月内歼灭两三个师,使敌人不能从大别山抽兵。只要抽出两个师,局面即可改观”。邓小平还强调,“我们再背重些,在三个月内,陈粟、陈谢能大量歼敌,江汉、桐柏及豫陕鄂区、江淮以北地区能深入工作,对全局有利。”[4]45-46中央军委采纳了邓小平的建议。 邓小平“敢于担当”的精神集中表现在两件事上。一是在党需要的时候挑起挺进大别山的重担,在国民党统治腹地建立根据地。挺进大别山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关键是能否完成任务。当时大军面临着敌人重兵追堵,无后方依托,没有后勤补给,北方战士又不适应南方水土和习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计个人得失,敢于挑重担,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邓小平在《对二野历史回顾》一文中记述了这样的故事,他说:“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5]339还指出,“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5]339-340“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5]341敢于担当的精神在邓小平身上显得非常突出。
二是不怨下推上,敢于承担责任。1948年春,大别山区在纠正土改“左”倾错误过程中,一度出现了整人风,有些人要求追究责任,县里追到地委,地委追到区党委。邓小平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明确地说,下边没有责任,也不要向中央推,责任在中原局。一个敢于担当的表态,立马稳定了大家的情绪。1948年3月8日,邓小平代表中原局向毛泽东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几个策略问题》的报告,深刻检查了大别山区“左”倾急性病的6种表现和危害。毛泽东对邓小平勇于自我批评和敢于负责任的态度十分赞赏。3月14日复电邓小平:来电悉,非常之好,希望你联系各部,将你的那些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6]722
三、大别山精神引领下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大别山精神引领下,大别山区军民创造了“红旗不倒”的革命传奇,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历史贡献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化思想、党建人才等方方面面,最突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创建革命根据地。在大别山红色历史上举行过三大起义,即黄麻起义、商南起义、六霍起义。三大起义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将农民武装改编成红军,进行游击战争,分别建立了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根据地。1930年春,这三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大别山区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6月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这就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它成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为全国的解放和建立新中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铸造红军摇篮。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巩固的革命斗争中,先后组建了鄂东军、红十一军、红一军、红二十八军和中国红军三大主力的红四方面军,又数度重建了战功赫赫走上长征路的二十五军。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红二十五军,该军在长征中创造了多个奇迹,最为突出的是“三最”。一是长征兵力最少的部队。共2980人,在强大敌人围追堵截巨大压力下,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二是最先结束长征、并在长征中发展兵力的部队。从1935年7月到9月初到达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平镇,25军由两千多人增到3400人。三是长征中平均年龄最小的部队。除副军长徐海东34岁外,其余都在20岁左右,只有领导干部接近30岁,又称为长征的“儿童军”。总之,从鄂豫皖边界走出来的多支红军,在中国革命的战场上,英勇奋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建立了卓著功勋,铸造了鄂豫皖边区这个当之无愧的红军摇篮,为新型人民军队建设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3.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牺牲,培养涌现出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大批治党治国治军优秀人才。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以大别山区为中心的鄂豫皖边区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支点作用,创造了28年革命斗争的英雄传奇,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据统计:湖北红安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达14万余人,其中有名有姓的2.2552万人;皖西金寨县战争年代有10万儿女投身革命,大多英勇牺牲,经确认的烈士就有1万多人;河南新县全县不足10万人,牺牲的烈士就有5.5万人,即全县人口一半以上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被誉为“村村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山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大别山区人民为革命做出重大贡献,永载史册、世代流芳。
毛泽东曾说过,解放军是个大学校,解放军不仅是个大学校,更是培养干部的基地。在战争时期大别山地区涌现出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和治国理政的精英。这里英雄辈出,将星闪耀。据统计,大别山根据地培养走出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将领如下:
两位共和国主席,董必武、李先念;十大元帅中的2位,徐向前、刘伯承;10位大将中3位:徐海东、陈赓、王树声。
55位上将中的18位,中将有40位,少将共有264位,其中湖北籍115人,河南籍59人,安徽籍98人,上海籍1人。
36位军事家中8位:徐向前、王树声、徐海东、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陈赓、彭雪枫。
3位全国人大副员长、5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近20人;省部级领导干部达67人。
在湖北红安县的将军村――七里河,华家河镇就涌现出9位将军。
四、弘扬大别山精神,提高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
大别山精神所承载的辉煌革命历史已成过去,但是大别山精神并没有过时,弘扬运用大别山精神这个红色革命基因,对培育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政治素养和执政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1.弘扬大别山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定力。“坚守信念、对党忠诚”,是大别山精神的灵魂。弘扬大别山精神,尤其是要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政治定力。增强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定力,总的要求是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忠诚信仰的思想基础。永葆“三至上”、“四忠于”的政治本色。即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具体讲,要在四个方面增强政治定力。一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党的基本经验、学习宪法法律,在改造世界观中增强政治定力;二是在党性锻炼,践行党的宗旨,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形象,在政治、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过程中培育政治定力;三是在实干兴邦,坚持群众路线,执政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践中锤炼政治定力;四是在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和开展舆论斗争中展示政治定力。 2.弘扬大别山精神,发扬一心为了群众,一心依靠群众,密切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多帮帮困难群众,多帮帮贫困地区,多做些雪中送炭、急人之困的工作,少做些锦上添花、花上垒花的虚功。”[7]只有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才能不断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好的作风是抓出来的,更是带出来的,各级干部自觉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强化自律意识,自觉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又敢抓敢管,认真负责。要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把情、理、法紧密结合起来,要以情感人,做到“三真”,即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情感受群众疾苦,真正解决群众困难;要以理服人,做到“三心”,即对群众要热心、耐心、细心;要以法育人,做到学法、守法、用法,把作风建设纳入法治规道。
3.弘扬大别山精神,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胸无大局,历史担当精神不足的现象,强调“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一份合格的答卷”。[8]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领导干部自觉保持历史担当意识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精神的殷切希望。
新时期的担当精神,就是勇于承担、敢于负责的优良品格。“顺境逆境看襟度,大事难事看担当”,党的干部是否具有担当精神,关系到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弘扬“敢于担当”的大别山精神正当时,非常迫切非常必要。新的历史时期,强化责任意识,树立担当精神,其着力点是“五个必须”:第一,必须坚持“五个敢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员干部发扬担当精神,必须做到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第二,必须坚持政治担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持高度的政治定力,讲党性,讲政治;坚持共产党人的信仰,坚持同党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定不移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各项方针政策。第三,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担当。这种改革担当精神的要求是:要有强烈的改革意识、机遇意识、责任意识,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胆量,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狠劲,要有滴水穿石、铁杵成针的精神。敢于吃螃蟹、涉险滩、探盲区、破藩篱。第四,必须坚持责任担当。职位就是责任,职位越高,责任越大,担当就越强。担当责任只有轻重之分,没有无有之别。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责任担当义不容辞。第五,必须坚持为民担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的宗旨,“为民担当”就是共产党人责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为民担当,就要天下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担责、为人民担忧、为人民谋利;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做到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行为上深入群众,做一个群众满意的好公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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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习近平.建设一支庞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N].人民日报,2013-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