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从自己的能力出发做擅长的事。作为全球最大的医疗器械公司，美敦力不仅创新产品频出，它还有一个更大的雄心，用科学的制度体系设计来惠及大众。
莎莉们的第二次运动生命
新西兰42岁的健康私人教练莎莉・费尔曼被推进了手术室，一个新加坡生产的心脏起搏器即将植入她的体内。2013年，凭借这颗“被唤醒”的心脏，她重新站上了美国纽约马拉松的赛道，距离上次昏倒在马拉松预选赛已经过去两年。
选手们有的植入胰岛素泵，有的植入帕金森症脑起搏器，也有的体内植入治疗慢性疼痛和神经障碍的医疗器械。这是医学界向不可能发起的一场极限挑战，挑战的不仅仅是医疗设备的功效，也在挑战那些走路都可能猝死的病患对生活的信念。
而跑者的一小步是医学界几十年的奋斗。植入式心脏起搏器发明者，美敦力创始人厄尔・巴肯每年都会在他的乡村小屋收看特殊的马拉松比赛，这位年逾9旬的老者也受惠于自己的发明。平均每3秒就有一位病人受益于美敦力的产品和疗法。
昏倒之初，莎莉以为运动生命宣告终结，“为什么是我”像个魔咒盘桓心头。但是术后随着对疾病知识的了解，此后她与新西兰心脏基金会合作，鼓励人们加强运动预防心脏病，而这也正是巴肯的用意所在。巴肯鼓励这些医疗技术的受惠者在他们的“额外生命”中做些了不起的事。他还会通过巴肯邀请奖（Bakken Invitation），向受益者发出挑战，鼓励他们付出时间帮助他人，将“减轻病痛、恢复健康、延长寿命” 的公司使命传递给全社会。
寻找有效的商业思路
作为医疗公司，美敦力的产品和疗法创新都在围绕着公司的使命而展开，比如推出可以在核磁共振成像（MRI）系统中安全使用的起搏器，采用最新的TAVI微创技术来避免开胸治疗主动脉瓣狭窄……但是这只是在疾病链的末端有病治病，如果能上溯至源头防治结合，才会使更多人受惠。因此参与医疗体系和公共教育的顶层设计，以科学的方法促进相关制度体系的改善，这才是公益设计的高明之处。
人们的观念中常有这一个误区，公益不能有回报，但是当一个公益组织需要提供可持续的优质服务时，需要像商业组织那样维持自身的造血功能，用利润推动规模化才能惠及大众。因此，如何让商业公司的公益设计在内外部都体现出价值，这是美敦力颇费思量之处。
项目设计中商业思维很重要。首先是使命和目标能否获得认同，其次是经济可行性，如何保障生态链上各方共赢。在慢性病领域，中国心脏性猝死的总死亡人数高达54.4万/年，位居全球之首，绝大多数发生在医院外的猝死事件抢救存活机率不到1%。倒地的4分钟内需要快速解决心室除颤。因此，心脏性猝死的防治和抢救是降低心脏病死亡率的关键，这是个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的公共卫生难题，也是公益项目很好的入口。
美敦力为此遍访相关领域的专家，成都华西医院心内科黄德嘉教授曾主持国家“十二五”科研项目――“心衰患者心脏性猝死的一级预防研究”，在研究世界各国的医疗体系时他发现，古巴因完善的全民健康教育和基层医疗体系，其疾病死亡率低至发达国家水平。
这个例子说明，良好的体系建设不亚于另一张医保的网络。中国目前已经有针对心脏性猝死的一、二级预防标准和措施。一级预防是通过临床诊断发现潜在的高风险患者，尽早植入埋藏式心律转复除颤器（ICD），这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应用。二级预防是对已发生过心脏猝死的患者植入ICD。但是中国每年低于3，000台ICD的临床应用远远无法满足现状，又由于ICD应用的医保政策以及国内循证医学数据的缺失等原因，一级预防工作并没有完全开展。黄德嘉教授对实际诊疗环境的认识是，“一级预防范围太广，医疗费用太大，但是到二级预防又太晚。”这个情况不止在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而在亚洲，新加坡显然做得更好。美敦力心脏节律疾病管理业务集团负责东南亚地区的业务总监David Cleghorn说，“从百万人口植入ICD数量来看，新加坡为57，而中国仅为1.4。”
如同心脏起搏器生产国际化的分工合作，针对发展中国家国情，美敦力构想出一个国际分工合作研究的1.5级预防体系，在国际公认的一级预防适应症基础上，再增加四大高危因素，并细化预防标准，对危险性更高的病人先行干预，并在以中国为主的一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启动了相关的临床研究，这一研究也将中国带入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的领导者地位。
但事物总有两面，当项目设计需要仰赖科学研究时，就像药物研发，也许大投入换来的只是一个否定的评价。“一些常规的公益项目，像健康讲座、公益捐赠不难开展，”美敦力大中华区心血管业务集团副总裁冯东表示，“但要从根本上帮助改善体系设计的不足，不仅需要耐心和勇气，更需要商业智慧。”
美敦力用“全球英雄跑”向世人证明了如何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相比而言，一个预防体系的建立比让病人跑起来更难，但是真正的公益是根植于人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