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要求学者立大声，做圣贤。他引用荀子的一句话“古之学者，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来策问学生。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从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教育方法中，他用“博学之，审问之、愤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的次序。并提出“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以“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劝”作为处事之要；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已”作为接物之要。可见朱熹所主张的教育目的与教育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学校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教学生“明人伦”，使礼义能悦其心。他承袭了孔孟儒家的教育方法，同时综合了宋儒名家主张，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又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对我们现在学校的德育工作确有所借鉴之处。举其要点，约有下列三项：
一、积极的教导与防治并重
朱熹认为，教导学生该从积极方面去指导、说服，少作处理性的消极工作，学者深明“义理”、“充长善端”而心悦诚服，其效果要比订立规章制度大得多。他又说：“尝谓学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义之不足悦其心。夫理义之不足以悦其主，而区区于法制之未以防之，……亦必不胜乎”。(《同安县谕诸职事》)学生的心中有了“理义”才能“立志”，志其心之所向，是为学的目的。目的不定，一切学业都无着力处。同时，他在《董蒙须知》和《训学斋规》中，对于学生在校，如何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详加标明，关于衣服冠履、语言步趋，洒扫清洁，读书写字以及其他杂细事宜，也都有了严格的规定。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依照这些细则而行动，用“规矩”养成“方圆”，以表明深明“理义”。虽然朱熹所主张的“理义”与现在学校德育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他对学生积极教育与防治并重的做法却值得借鉴。当前在大中学生中，不少学生缺乏理想，一切以个人为中心、以西方为榜样、是非标准差。特别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潜藏着信仰、信念、信任危机；爱国主义思想淡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滋长“蛇年风波”以及风波后影响，都在说明这个问题。因此，学校德育最重要的是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教育，应使他们真心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党，为崇高的事业而献身。这一代青年从幼儿园开始都唱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歌，小学、中学都进行政治教育，考试成绩都是八九十分。但实际情况怎样样呢?这需要我们深思，需要我们找到进行德育的有效方法，要研究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各进行哪些德育，怎样进行德育。光是灌输概念、术语不行，要争取制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规矩和细则，既引导又防治，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循序渐进和积善成德
朱熹对学生一贯主张教育内容不但要有整体性，而且要有系统性，要循序渐进。他主张学生从八岁起入学，受小学教育，从十五岁起入大学，受“大人之学”的教育。他认为小学是基础，基础不牢固到了大学再填补就比较困难了。所以小学中要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书数之习，并在实际练习中入手，以逐步培养其德性。反其长大，进入大学，然后教以如何去做“致知”“穷理”的工夫，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以止于完善。所以他特别重视小学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教育史研究表明，在朱子以前，小学没有书籍，是朱熹把古代贤人的所谓“嘉言善行”汇集记录起来，编成《小学》，内分二篇，共三百八十五章作为小学必读之书。此外还专为蒙童编写《蒙童须知》，内容切实可行，有助于小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儒家学者把“四书”视为学者必读之书，也实始于朱熹。可见他在对学生道理思想教育方面，十分重视贯彻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下而上达的原则。小学与大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应是整体的。小学是大学的基础，大学是小学的扩充和深究。虽然程度有深浅，但内容却是一贯的。既是循序渐进，又是连续一贯，这样教育的效果就会显著提高。这些对我们今天学校德育也是有借鉴的。
从目前学校的德育看来，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德育内容衔接不够紧密。德育方法是“关、管、灌”的铁三角。从大学生情况看来，有两方面表现较差：一是缺乏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有的人连最起码的公共道德、卫生常识都没有，志大材疏，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这点应引起注意。据报道有的大学设有七个部门管理学生还没有管理好，这是因为中小学生没有打好底子，到了大学，还是抱着走。二是大学生的处世、办事能力差(不是指关系学那一套)。这与中小学的教育目标有关。中小学不能只重视课堂教学，更不能死记硬背，高分低能、以开学率作为唯一标准，把中小学办成“升学预备班”，以智育代德育。而应把德育放在首要位置，引导学生积小善成大德，积小德成大善。
三、致知和践行结合
朱熹自己做学问，就在于“究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所以他教学生，也是从“穷理”与“笃行”入手。“穷理”即穷知事君，事父兄等理，因而他主张的穷理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就书本上来穷理；二是就书本内外一切抽象的事情穷理。但他认为穷理仅仅只是完成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的功夫，知道事物的当然之理，这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做躬行实践，以完成“笃行”的工夫，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所谓“知而不行，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徒费讲学之功”。(《白鹿洞书院教条》)因之，他认为“穷理”与“笃行”二者必须相合而不可分离。他说：“读书穷理，当体之于身。”“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礼义，须反来就自身上推究”，“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然欲行而未明于理，则所践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签曹无可书》)所以说：“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辑略》)从这些言论中，可知他是非常重视知与行的结合、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今天学校德育中也应有借鉴之处。
躬行实践，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中国人以德为首、以才为辅、宁可有德无才，不可有才无德。“无德而有才，愈是大才，愈足以济其轩，”这就是知与行的问题。程灏说：“未读《论语》是这样一个人，既读《论语》又是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就算不中用了。”今天我们教书是为了育人，读书是为了做人。现在学校经常把教书和育人说成两码事，经常听到表扬某某老师“既教书又育人”，这种提法是否对中国德育传统的“改革”?教书本来就是为了育人的，把教书和育人分作两件事，我认为那是把“方圆”分布两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