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一位酷爱读书、知识渊博的政治家，终生追求“学问救国”。在追求知识、研讨学问方面，他对青年学生充满了热切的期望。
孙中山说，学问是立国之本，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钻研学问要下苦功夫，要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明确提出了“育人才而培国脉”的主张。认为人才培养是国家的当务之急。他要求教师钻研学问，为人师表；学生则要刻苦学习，乐于求知。孙中山认为，建设事业和破坏事业不同。破坏事业，只要不顾生命，冒险去做，即可办到。而建设的学问，必须假以时日，或六七年，或十年之苦心研究，方能应用。进一步说，“学生求学，非下二三十年苦功，不能成为学者。”他劝说学生不要在专业上挑肥拣瘦，无论哪一门科学，像文学、理化学和农学等，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便可拿来反复研究。不要以为进农科学耕田，将来必定就是一介农夫。国家建设需要各种人才，只要学有所长，就会有用武之地。
孙中山要求学生发愤读书，刻苦求学，但并不赞赏死读书、读死书。他把自己的知行观运用于学生教育，特别强调“行”，即实践的作用。孙中山在对学界演说时指出，古人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可是到了后来，学者们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反复解释古人的文字，好像炒陈饭一样，又怎么能够进步呢?只是死读书而不实行，一是无法检验所学知识的真理性，二是无法实现所学知识的价值性，三是旧有的知识难以得到创新。有鉴于此，孙中山对留学法国的张道藩等人说，希望他们到外国去不要以读死书求得一点知识为满足。除了学习专门科目以外，还要随时随地留心考察各国的人情、风俗习惯、社会状况和政治实情等，他们学成归国之后，这些活的知识对国家、社会会有很大贡献。
孙中山期望知识分子成为救国救民、品德高尚和刻苦求学的知识分子，在革命党的引领下，唤醒全国普通民众，共同完成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这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知识分子作为接受了近代教育的“先知先觉”，理应关心国家命运和社会改造，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为民前驱，并引导国民投身到革命和建设中来。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辛亥革命，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振兴申华的道路上始终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因此，激发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发挥知识分子的领军作用。不仅是政治家的职责，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在国家多难、民不聊生的近代中国，更应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