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里讲道德，容易遭人嘲笑;在善恶间谈金钱，又常常挨骂。但偏偏，二者不时相遇，带来市场规律与道义关怀的两难困境。药业，便是如此。
救命药该卖多少钱？这个问题是诸多故事的起源。
买家俱乐部
意外发现的印度仿制药VEENAT让陆勇看到了生的希望。十多年过去，这款药从当时的3000元，降到如今批量购买每盒200元;陆勇也从寻药自救，走到了分享经验，乃至帮人代购药物的道路。
网友说，这是电影《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重现，为了活着，必须抗争。
类似的案例还有许多，从留学印度的学生，到驻派印度的白领，他们的代购行为反映着这个国家绝症患者迫切的求生渴望，并不是每个故事都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在这些故事里，那些手握专利的跨国药企扮演的是唯利是图的奸商角色，尤其是在央视批判葛兰素史克行贿丑闻之后，他们的嘴脸越发令人可憎。而国家发改委、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知识产权局也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只管攥紧审批权，无视生命的凋零。
各国专利法都有“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当一些专利存在不合理利用、或有其他重要原因时，国家可以强制授权使用。印度就是以“普通民众消费不起”为由，强制许可国内药企生产仿制药。而中国从未使用过强制许可。
何不学学印度的做法？
麦肯锡咨询（中国）董事王锦也曾在去年的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在过去20年里，全球十大制药企业总研发投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例从10%增长至接近17%，而研发药品的经济回报率则从15%降到了5%。
不容许高价售卖，就没有人研制新药了。实际上，由于印度不尊重专利，有很多跨国药企已放弃在印度上市产品，这反而损害了印度国民的利益。
对此，一位知乎网友的评论极其到位：“一粒药丸的物料成本是半美元，对，可那是第二粒。第一粒要50亿美元。”
政府去哪儿了？
患者为了自救，不得已而代购存在隐患的仿制药。药企为了运作，不可能在专利期内降低药价。那么，政府在其中无所作为吗？
当然不是，但也必须看到，政府做得远不够好。
从2006年开始，格列卫与中华慈善总会联合发起了“买三赠九”援助计划，即买三个月，赠九个月，使得一年药价从28.8万降至7.2万。作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团体组织，慈善总会试图减轻患者的负担。
不过仍有大量救命药并未纳入医保范围，众多不堪重负的患者寄希望于医保目录调整，殊不知多地的医保基金已是捉襟见肘，遑论新增药品。
除了医保乏力，审批滞后也是大问题。“中国药品审批平均需要八年时间，而其他市场只要四年。”强生首席执行官Alex Gorsky说道。从最近两年来看，由于国外专利药陆续到期，国内药企竞相申报仿制药，等待批复的时间正变得越来越长。
虽然仿制厂商有提前专利到期时间几年就申报的习惯，虽然研发厂商会在专利到期后大幅降价，但这仍然无法改变滞后的审批正在消磨患者生命的事实。
他们并没有时间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