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往往需要以文本阐释为基础，充分理解其选择的文本是为研究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国历史文献，字词的细微之别即能反映出思想观念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借助传统“小学”的方法，对古代思想史的文本进行较为细致的文字甄别、文意辨析。在这一方面，《经义述闻》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经义述闻》虽以小学为主，但其中对很多字词的辨析涉及较大的思想观念问题。在此试举两例说明。
《左传》僖公五年谓“神必据我”。晋国将伐虢，虞君打算借道晋国，宫之奇担心此举招致晋国侵伐，于是以“唇亡齿寒”之理劝阻虞君。虞君回以“吾享祀丰，神必据我”，表示虞国受到神的庇佑，不会亡国。此处之“据”，在王引之之前，多从杜注释为“安”。王引之《经义述闻》将此处之“据”与《诗・柏舟》中之“兄弟不可以据”、《周语》“民无据依”、《晋语》“民各有心，无所据依”相联系，指出当释为“依”。①此说几成定论，后来，刘文淇、杨伯峻等学者均采用此说。②从训诂学上讲，无论是将据释为安还是依，皆不为错。王引之的说法之所以更胜一筹，关键在于王引之充分考虑了“依”与“据”的密切关系，和文本中上下文关系。据《说文》：“据，杖持也。”段注：“谓倚杖而持之也。杖人所据，则凡所据者皆曰杖。”③又，“依，倚也。”由此可见，据、依相通有扎实的训诂学根据。另外，释“据”为“依”，使得“神必据我”与下文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有了相呼应的效果，文意更加顺畅。
值得注意的是，释“据”为“依”，不仅显示出王引之在文字训诂学方面的造诣，也侧面显示了他对古代思想的理解深度。从“依”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来看，“依”隐含一种从属关系。如前所引《周语》“民无据依”、《晋语》“民各有心，无所据依”中之“依”即“依从”之义。另外，文献中还有“依”与“辅”相对应出现的例子：“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④可见，“依”字所强调之从属关系。而“安”字则无如此明显之从属意味：《说文》“安，也”，⑤有安定之意。若以“安”释“据”，则“神必据我”即“神必安定我”；以“依”释“据”，则“神必据我”即“神必依从我”。因此，若将“神必据我”一词中之“据”释为“安”，则“神”的力量大于“我”的力量；释为“依”，则有“神”依从于“我”的意味。故，“据”释为“安”还是“依”，本质上是对春秋时人思想中神人关系的理解问题。而从时代上看，春秋时期，神人关系已经呈现出人之力大于神之力的现象。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所载史的言论：“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⑥又如《左传》僖公十九年所载司马子鱼之言论：“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⑦因此，王引之将“神必据我”释为“神必依我”，虽然对春秋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未着一词，但其“人的地位高于神的地位”的思想认识已经呼之欲出。
另外，王引之对“天又除之”的分析，也揭示了思想史上的重要问题。“天又除之”出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谌预言子产将执政，以“天又除之，夺伯有魄，子西即世，将焉辟之”，告与然明。在王引之之前，学者多以本字解“除”字，因而对“天又除之，夺伯有魄”一句，或以“丧其精神，为子产除之”⑧释之，或以“为子产清除道路”⑨释之。王引之则一反前人成说，以“开”“启”来解释“除”字。证诸文献，《诗经》毛传有以“开”释“除”⑩之例，且“巢陨诸樊，阍戕戴吴，天似启之”{11}与此处文例类似，此说应该是正确的。但王引之释“除”为“启”的意义并不止此。将“天又除之”释为“天又启之”，实际上将子产执政与天命联系了起来。众所周知，西周时期，天命通常与周天子存在直接联系。而降至春秋时期，天命一再下移，不仅诸侯开始自称祖先受天命，{12}一些诸侯国贵族也开始宣称祖先“膺受大命”。{13}此处言“天启”子产，正是春秋中晚期天命下移的反映。因此，王引之对此处的说解，揭示了春秋中晚期天命下移的问题。
从以上对“神必据我”“天又除之”的考证可以看出，王引之虽只辨正了一个字，事实上却将思想史上一关键问题揭示出来。他的解释，无论从文本方面，还是从思想背景方面考虑，都是正确的。王引之这种做法，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启示――从字句的细微处着手，进而辨析上下文意，即可阐明一个较大的思想史问题。
《经义述闻》虽然是一部以小学为主的著作，但其涉及思想史的内容亦很多。《经义述闻》的研究方式，可以启发我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来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在当前各种思想史话语体系日趋圆融的情况下，这种方式有助于打破时代思潮和话语体系的局限，更准确地理解古代文本的深刻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