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西学东渐带来的异质语言接触，引起汉语的欧化。在“五四”之前，来华传教士的翻译、出版、教育等活动，已经对汉语的面貌产生影响。来华西人所用的白话，是一种不用典、接近口语、掺杂浅近文言，又有外来语法的特殊语体，在翻译文本和汉语教材中都有具体体现。由近代中西语言接触，可以细致探讨欧化语法带来的晚清语言革新，进而深化对新文学语言的研究。同时，利用西人文献时，还应注意区分欧化语法、“洋泾浜”式语病和汉语口语中的地道用法。
关键词：传教士；语言接触；欧化语法
一、欧化的界定和语言基础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是语言学以及文化史研究的重要课题”{1}，在清代以来的中西交流中，语言接触对汉语产生的外来影响，不仅表现在新词语的增加，也表现在语法的欧化。历史上，处于强势位置的印欧语对汉语的影响远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为语言接触前沿的汉语教材和汉译《圣经》、小说等跨语际实践的早期成果，也记录了欧化语法的发展。
王力先生提出：“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2}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中国现代语法》各有《欧化的语法》专章，分别从复音词、连结成分、记号等方面探讨印欧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随后，重点讨论欧化语法的研究著作还有美国学者Cornelius C. Kubler“A study of Europeanized grammar in modern written Chinese”（1985）、谢耀基《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1990）、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2008）、朱一凡《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1936）》（2011）、崔山佳《汉语欧化语法现象专题研究》（2013）等；最新问世的袁进主编《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2014）则致力于从文学角度研究欧化白话。
“欧化”的概念，张星R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界定为：
但凡欧洲人所创造，直接或间接传来，使中国人学之，除旧布新，在将来历史上留有纪念痕迹者，皆谓之欧化。③
“欧化汉语”则可谓承袭“欧化”的理念，贺阳将其定义为：
凡主要是在印欧语影响下产生的语法现象都纳入到“欧化”中来，既包括汉语原本没有、完全是由于对印欧语语法结构的模仿而出现的新兴语法形式，也包括汉语原本虽有，但只是在印欧语的影响下才得到充分发展的语法形式。{4}
在近现代汉语白话演变中，受到欧化的影响，大抵是语言学界与文学界的共识。在语言演变过程中，词汇最活跃易变，语法相对稳定，但也并非一成不变。林语堂曾言，“欧化之大部分工作在词汇，若语法乃极不易欧化，而且不能句句皆欧化也”{1}。比较古代白话与现代汉语，欧化语法在汉语中留下了诸多痕迹，而新兴语法形式、西式标点和表达的使用，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汉语的面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不过，在欧化的具体演变过程、影响评价各方面，仍有讨论的空间。本文即试图以语法为中心，发掘早期欧化汉语的材料和语言接触、演变的动因与轨迹，探讨欧化语法在晚清语言革新中的作用和影响，M而深化对近现代文学语言的认识。
近现代汉语的欧化现象主要针对官话而言。明清中国存在南北官话的分野，按照日本学者的界定，“北京官话”（Mandarin）为标准中国语的旧称，是从唐末五代及北宋时期的中原共同语发展出来的。自金元定都北京以来，北京地方的语言成为共同语的中心。这个共同语随着明、清时期官员、商人往来的兴盛，在中国全国传播起来，明末清初时期开始称为“官话”。在清朝，官话被称为“正音”，满洲旗人被认为是标准的会话者。{2}从朝鲜时代会话书《老乞大》所记载的“汉儿言语”到明清西人笔下的“Mandarin”，中国北方地区的通行语在几百年间发生了许多变化。从元大都“汗八里”到明清北京，朝代更迭、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诸种因素都对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元、明、清三代首都，北京在14世纪以后承载了政治中心和北方文化交流中心的重要地位，北京官话即以北京地区的语言为中心。本文所涉及的传教士文献也主要为北京官话。
南方官话则是明代以来形成并一直沿用的具有南方语言色彩的官话体系，在早期来华西人的记录中较为多见。域外文献中，南方官话的中心一般是南京。由于19世纪之前传教士活动范围的限制，所留下的南方官话的文献资料多于北方。但鉴于中国南方方言的复杂性，域外文献中所说的“南方官话”并不是一个同质的体系，因而不宜作为同质材料进行对比研究。
二、欧化语法与晚清语言革新
高名凯等先生曾提出：“白话文运动不仅是文学用语的改革，而且是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它不仅是新文学运动的前奏，而且标帜着以汉民族共同语为基础的文学语言（白话）取得了正统的文学语言的地位，成为更全面的民族交际工具，不只是口头的，而且是书面的。”③不仅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晚清语言革新同样兼及新的语言形式与新的文学表达。其中语言接触引起的欧化语法，在结构形式上有诸多与西方语言对应之处。而以语言的变革为推力，文学的嬗变也在发生。语言形式影响着文学表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近现代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大众语运动等，也都成为引起语言学史和文学史上双重关注的重要话题。
（一）欧化汉语的起点
在以往对欧化汉语的研究和讨论中，“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所言“欧化”往往是从“五四”或1917年新文化运动算起。例如，1918年，傅斯年就说：
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
所以这理想的白话文，竟可说是――欧化的白话文。{4}
40年代，朱自清在给王力《中国现代语法》所作序言中，仍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汉语欧化的起点： 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1}近年的语言学研究者也基本承袭了这一结论，以“五四”时期作为欧化汉语的起点。例如：
现代汉语的确立，可说是近七十年间事；它的欧化，也是近七十年来，随着社会“欧化”而产生的必然现象和趋势。
――谢耀基（1990）{2}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面貌在“五四”到40年代这短短的几十年间便已基本形成，绝大部分的欧化语法现象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内产生并流行开来的。
――贺阳（2008）③
然而，根据明清以来的西学东渐史，外语对汉语的影响远远早于“五四”。梁启超自评其风靡海内外的“新文体”时，即称“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4}，反映出晚清知识分子在语言上的开放心态。而如果说鸦片战争之前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和著述尚未形成规模效，那么19世纪中叶以后，来华西人所进行的传教、外交、翻译、出版、教育等活动，则实际上已经对汉语的面貌有所影响。来华西人所用的白话，是一种不用典，接近口语，掺杂浅近文言，又有外来语法的特殊语体。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白话戏曲小说语言，也不同于梁启超的“新文体”，并带有外来语的色彩。这在晚清的汉语教材、《圣经》汉译本、传教士所办中文报刊和著译汉文小说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这种欧化的白话，也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一种资源。
“白话文运动并非‘五四’的特产”{5}，而其酝酿和肇兴，实在晚清。其促进因素，除去古代白话源流、清代官方文书和教谕的通俗化等因素外，西学的影响和渗透也不容小觑。晚清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西学翻译、语言教学、书籍出版等活动，带来东西方文化互动和语言渗透。在这个过程中，以传教士为主的来华西人成为语言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他们对当时的语言接触产生重要影响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汉语教材、语法书和辞典的编纂，服务对象主要是西方人；二是《圣经》、西学书籍的翻译和报刊出版，宣传对象主要是中国人。他们编写的教材和语法书，多依据印欧语言设计框架体系，足可见他们对汉语的理解和分析；而所译介的西书，则带给中国人全新的阅读视域，其中一方面，就是异于传统白话的欧化汉语。
（二）汉译与欧化――以《圣经》和《天路历程》为例
因西人所著汉语教材、语法书的读者并非中国人，故欧化文本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汉译《圣经》与基督教文献、报刊方面，其中尤以《圣经》和《天路历程》的翻译最为典型。“要准确翻译《圣经》的原意，就不能照顾各国语言自身的文理，而只能按照《圣经》原有的语言系统，这就必须‘欧化’”⑥。译者在翻译中受到原文语言系统和表达的影响，“长句子、新术语层出不穷”{7}，在汉译文本中留下了早期欧化的样例。赵晓阳和黎子鹏分别探讨过《圣经》与《天路历程》官话译文的欧化现象{8}，认为其在新词、词法、句法方面都有欧化的痕迹。比较二书的北京官话汉译本和英文原本，可见这些欧化用法的来源，例如：
（1）世间好比旷野，我在那里行走，遇著一个地方有个坑，我在坑里睡著，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身上的衣服，十分褴褛，站在一处，脸儿背著他的屋子，手里拿著一本书，脊梁上背著重任。（《天路历程官话》）{1}
As I walked through the wilderness of this world， I lighted on a certain place where was a den， and laid me down in that place to sleep： and as I slept I dreamed a dream. I dreamed， and behold ‘I saw a man clothed with rags， standing in a certain place， with his face from his own house， a book in his hand， and a great burden upon his back.’（The Pilgrim's Progress）{2}
（2a）那人名叫基督徒，答道：“我正要你这样做，你所说的[1]亲友，和快乐的[2]事，比我所求的[3]福，不及万分之一，你若肯和我一块儿去，到了儿不变，我所得著的[4]，你也可以得著了。我去的[5]那个地方，福气是无穷的[6]，众人受用不尽，不如一同去，试验我的[7]话”。 （《天路历程官话》）③
Yes， said Christian （for that was his name）； because that all which you shall forsake is not worthy to be compared with a little of that that I am seeking to enjoy； and if you will go along with me， and hold it， you shall fare as I myself； for there where I go is enough and to spare： Come away， and prove my words. （The Pilgrim's Progress）{4}
（2b）心里想好好的[8]待他不行，不如恶恶的[9]待他。（《天路历程官话》）{5}
They also thought to drive away his distemper by harsh and surly carriage to him. （The Pilgrim's Progress）⑥
（3a）他在主面前，必为尊大，淡酒浓酒都不饮，从母胎里生出来，就足足的被圣灵感动。（《新约全书官话・路加福音》第1章第15节） For he shall be great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and shall drink neither wine nor strong drink； and he shall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Ghost， even from his mother’s womb.{7}
（3b）希律想自己是被博士愚弄，就大怒。（《新约全书官话・马太福音》第2 章第16节）
Then Herod， when he saw that he was mocked of the wise men， was exceeding wroth.
（4a）亚伯拉罕的后裔，大辟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记在下面。（《新约全书官话・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
The book of the generation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Abraham.
（4b）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新约全书官话・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
The beginning of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5a）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新约全书官话・路加福音》第1章第5节）
There was in the days of Herod， the king of Judaea， a certain priest named Zacharias， of the course of Abia.
（5b）你们可以拿无花果树作比方，当树枝柔嫩发叶的时候，就晓得夏天快到了。（《新约全书官话・马可福音》第13章第28节）
Now learn a parable of the fig tree； When her branch is yet tender， and putteth forth leaves， ye know that summer is near.
（5c）当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看见他所作的奇事，就信了他的名。（《新约全书官话・约翰福音》第2章第23节）
Now when he was in Jerusalem at the passover， in the feast day， many believed in his name， when they saw the miracles which he did.
前两组例句引自《天路历程官话》{1}，后三组引自《新约全书官话》{2}，并分别以英文原文对照。所选取的6组，旨在说明几种语法上的欧化现象。其中
（1）是“一+量词”格式的大量运用；
（2）是“X分之一”的运用和结构助词“的”的使用；
（3）是被动式的增加；
（4）是定语的拉长；
（5）是介词“当”的连词化。王力先生在《中国现代语法》《汉语史稿》等都曾涉及到这些欧化现象，只不过并未举出西人翻译出的最早一批欧化汉语句子做例证。
值得注意的是，欧化语法不仅包括出现古代汉语所无的新的语法格式，还包括旧有形式使用频度的变化。在西方语言的诱发下，很多原本使用频率很低的语法形式在近现代汉语中大量使用，这种频度变化，同样也应归结为语言的外部影响。
例
（1）中的“一个”“一处”“一本”接连使用，一句中共有五处，是受了英文冠词的渗透：
英文名词的前面，在多数情形之下，须有一个“冠词”（the article）。冠词共有两种：第一种是有定冠词（definite article），就是the字；第二种是无定冠词（indefinite article），就是“a”和“an”。咱们翻译英文的时候，遇到the字往往没法子翻译它，因为中文里没有一个字和它相当。至于遇到“a”或“an”的时候，咱们却处处可以用“一”字翻译。
由于西文的影响，现代中国的书报，多数是不知不觉地运用着无定冠词。凡是西文里该用无定冠词的地方，一般人就用“一个”“一种”之类。③
古代汉语也有“数词+量词”（Num+Cl）的格式，例如，贝罗贝（Alain Peyraube）曾以中古汉语的例子“臣有一个问头（《唐太宗入冥记》）”为例，论证该种语法形式在中国与西方正面接触之前已经存在{4}。不过，这种格式在古汉语中一般不会连续大量出现，可以说，欧化增加了“数词+量词”格式的使用频率。按照欧化的类推模式，在近现代欧化的汉语里，“一个”“一种”十分常见，甚至一度有滥用的迹象。
例
（2）中两段用了9个“的”，按照王力先生的分类，属于三种用法。其中[7]是领格标记；[8][9]是“做末品（副词）的记号”，“欧化程度最深”，后来写作“地”；其余6个都属于“用来做形容词和次品句子形式的记号”{5}。另外，句中的“万分之一”也带有语言渗透的痕E。“X分之一”的用法虽早有用例，但中土文献中的使用并不普遍，《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没有“X分之一”的用法，《儿女英雄传》也仅有1例：
（A）听说公公不惯经理这些事情，家人又不在行，甚至被庄头盗典盗卖的都有，如今剩的只怕还不及十分之一。（《儿女英雄传》30回）
而在印欧语言中，“常用‘one of’来表示某一事物是某个集体或某个类别中的一员”⑥，翻译时就用“之一”来对应，这在《新约全书官话》中很常见。继而原文不出现“one of”的，也可以译为“之一”。
例
（3）代表了被动式表积极和消极意义，即被动式使用范围的扩大。在汉语中，被动式本来表示消极意义，埃尼希・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和王力均有论述{1}。而到了晚清，“现代欧化的文章里，就不依照这一种习惯了；因为西文里如意的事或企望的事也都可用被动式，于是凡西文能用的，中国人也跟着用（尤其是翻译），许多从前不说的话现在也说了”{2}。在这里，“西文能用的”，还是西方人率先用到了汉语中，中国人继而效仿和从外语借用，因而我们不应该忽略西人翻译的这一环节。 例
（4）是定语的拉长和复杂化。欧化带来句子的延长，而“句子长的原因是有长的修饰品，而长的修饰品就是西文的一种特色”③，因而直译就会产生复杂的定语。欧化句法中复杂的修饰语和从句的使用，使得句子的组织方式和语序发生改变。
例
（5）中，英文的when、法文的quand或类似的连词翻译成“当”，“同时，又依照中国语的老习惯，在时间修饰的后面加上‘时’或‘时候’二字”{4}，于是出现了“当……的时候”的格式。若《红楼梦》中的句子如此欧化，则会出现{5}：
（B）（当）他们做到那里的时候，自然有了。（《红楼梦》14回）
（C）（当）我再问他两句家常过日子的话（的时候），他就连眼圈儿都红了。（《红楼梦》32回）
“当……时”表时间自春秋即有用例，其中插入成分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主谓结构⑥：
（D）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於中国。（《孟子》）
（E）人心不同，当我登大位之时，天下有哭者。（《三国志》裴松之注）
而“当……的时候”这一格式，却是晚清才有的。《醒世姻缘传》、《九尾龟》中只有“当初……的时候”、“正当……的时候”的用法，如例（F）、（G），而直到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才有类同《圣经》汉译本中as、when译成的“当……的时候”的用例，如例（H）、（I）。由此，在外来语刺激下，“当”的连词化结构产生了新的发展。到了“五四”之后，白话文中“当……的时候”就非常普遍了，如例（J）、（K）。
（F）起初母子也还良心尚在，都回说已经定过了亲，目下正当纳聘过门的时候。（西周生《醒世姻缘传》98回）
（G）当初订定条约的时候，糊里胡涂就是这样的一来，那里懂得什么条约的学问？（张春帆《九尾龟》146回）
（H）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41回）
（I）当骥东到家的时候，他夫人已经息灯安寝。（曾朴《孽海花》32回）
（J）所以阿Q这一气，更与平常不同，当气愤愤的走着的时候，忽然将手一扬，唱道……（鲁迅《阿Q正传》）
（K）当他找到骆驼们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全放在它们身上了。（老舍《骆驼祥子》）
因此，由西方传教士率先使用的欧化白话，在语法结构和句法形式上已经与中国古代戏文小说中的旧白话有了诸多差异。由袁进文中节录的《天路历程官话》第一段，认为“就语言本身而言，特别是在语法上，我们看不出这段被称作‘欧化白话’的译文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旧白话有多大的不同，换言之，我们看不出其中的语言形式有明显的欧化痕迹”{7}的说法，还是可以商榷的。
（三）早期欧化白话文的意义
虽然“五四”当事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所言的欧化往往是从“五四”或1917年新文化运动算起，西方传教士的欧化白话在某种意义上被遮蔽，但也并非没有其他的声音。在晚清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之文――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和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均提及《圣经》的翻译{1}；周作人也曾注意到传教士白话文与新文学的联系：
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实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2}
1930年代亦有研究者将官话《圣经》的翻译看作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振兴的推动力量：
那些圣书的翻译者，特别是那些翻译国语《圣经》的人，助长了中国近代文艺的振兴。这些人具有先见之明，相信在外国所经历过文学的改革，在中国也必会有相同的情形，就是人们所日用的语言可为通用的文字，并且这也是最能清楚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与意见。那早日将《圣经》翻译国语的人遭受许多的嘲笑与揶揄，但是他们却作了一个伟大运动的先驱，而这运动在我们今日已结了美好的果实。国语《圣经》译本在中国销行无数，或者今日的一些语文学家在不知不觉中也受了一些《圣经》译本的影响。③
内田庆市提出“hU}”是“欧米人の官Y料にもよくとれるものであり，Oめて重要である”{4}；马守真（Robert Henry Mathews， 1877-1970）编写的汉语教材《英华合璧》（KUOYü PRIMER： Progress Studie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也强调汉译圣经的价值，以之作为重要的语言资源：
Many years of experience in correcting examination papers for beginner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an increased number of examples illustrating the use of the different idioms was desirable. To meet this need， examples have been culled from all sorts of books in Kuoyü by modern writers， as well as from the Chinese Bible and other sources.{5}
由是，虽然长期以来被忽视或被遮蔽，但以汉译《圣经》《天路历程》等为代表的早期欧化白话文，对近现代汉语的面貌在客观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实际影响，不仅有欧化语法的应用，而且“近世基督《圣经》的官话翻译，也增富了我们的语言”⑥。这种影响延续到“五四”，汇入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以至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可以做到几个人振臂一呼，就能够群山回应”{7}。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西方传教士对于新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提供了最早的W化白话文的文本，更在于奠定了中国近代‘国语运动’的基础”{1}；“推动了中国语言和文学的近代变革”{2}。
三、区分“印欧语法”与“地道汉语”
“言有易，言无难”。在关注西人文献中的早期欧化现象时，应当时时辨别其语言接触背后的语言本质，而不可矫枉过正，将一切与当时中土文献的普遍用法不同的现象都归入欧化。贝罗贝曾举出相当多的反例证明许多所谓“欧化”的例子，在汉语于晚清受到西方语言影响前就已经存在，其演变机制应从汉语内部进行分析，而不能只是简单地归入语言接触产生的欧化。他的结论是：“西化对汉语语法的影响是很有限的。”③这也提醒我们，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语言演变是有限度的{4}，在探讨近现代汉语变迁时，要注意参照古代汉语系统，客观看待欧化的影响和作用。
在清代西人所作官话文献中，常常可以见到一些与近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普遍用法都不同的句子，这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过度欧化，出现了“印欧语法”的套用，即“洋泾浜汉语”式的语病，体现出语言接触中的混合现象；另一种可能则是，西人文献如实记录了当时汉语的实际口语用法，而这种用法仅流行过短暂的时期，在中土文献中并没有被沿用下来，以至于没有引起汉语研究者的足够注意，而这种实际口语的记录，也是西人文献留给我们的一批宝贵资料。关于教材类文献的口语性，在这里，主要是以传教士所作语法书和会话教材为文本来进行分析。
（一）西人文献中的口语记录
内田庆市在讨论“‘语病’还是‘地道’的汉语”这一问题时，提出西洋人的汉语资料中“相当奇妙”的汉语，其实可能是准确的用法。他举了一组例子{5}：
（1）酒杯、酒盅子，这两个东西不大很分（《语言自迩集》）
（2）虽然没有专学的，那却不大很难。（《语言自迩集》）
（3）你看里头有多少青豆子，也不大很干（《官话类编》）
（4）不大很懂的（《登瀛篇》）
（5）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还不大很错。（《老残游记》1回）
（6）你说这光景，也不大很像陆素兰。（《品花宝鉴》12回）
（7）《胡笳十八拍》没有什么意思，于本意不大很合，不如弹一套《水仙操》罢。（《品花宝鉴》14回）
以域外文献与清代中土小说材料对照，可见这种“NP+不大很+VP”的格式，在19世纪后期的北方官话中确实有广泛的使用，并不是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新变。这就提醒我们，在研究中，判断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属于欧化，应比照同时期多种文本材料，切勿将不易解释的句法随意归入欧化。
又例如，王力先生提出，“五四”以后，汉语语法受西洋语法的影响，在书面语言里把形容词的词尾和副词的词尾区别开来，前者用“的”，后者用“地”⑥。贝罗贝曾由南宋的《祖堂集》中“底（地）”的应用，而对助词-de的分化受欧化影响之说提出异议{7}。调查语料可见，一些晚清传教士译本中的助词用法，仍沿用古代汉语的用法，因而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欧化语法。例如：
（8a）The Joseph her husband， being a just man， and not willing to make her a public example， was minded to put her away privily.（KJV 1：19）
（8b）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肯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将他休了。（《新约全书官话・马太福音》第1章第19节）
（8c）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圣经和合本・马太福音》第1章第19节）
（9）（展爷）暗暗的将宝剑拿在手中，s把隔扇假做一开，只听拍地一声，又是一物打在窗扇上。（清石玉昆《三侠五义》39回）
（10）你明明的把禅机问答，怎知俺暗暗的把春色包藏？（元吴昌龄《东坡梦》）
（11）韩爷见了，知他等不是好人，暗暗地把银两放在槎桠之上，将朴刀拿在手中，从树上一跃而下。（清石玉昆《三侠五义》62回）
其中，例（8b）、（8c）和
（9）、
（10）的副词词尾语法格式完全相同，并不是助词的新用法；而以“地”为副词词尾，也是该句法格式所允许的。因此，“的”和“地”的分野，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西洋语法的影响，而应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不过，有些晚清之前的中土材料中罕见或不存的语法形式，在晚清民国之后大量使用，则很可能是受到外国语言的影响。例如，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官话口语语法》{1}中有数个名词短语作话题或事件的谓语提前，构成“O+S+V”的格式，且不是被动句：
（12）抄到治病他不知道。As to healing he knows nothing.（《官话口语语法》）
（13）破闷的法子他生不出。He cannot think of a way to remove his grief. （《官话口语语法》）
（14）买卖的事情不好我不晓得。That trade is in a bad condition I do not know. （《官话口语语法》）
以上几例都是否定形式的话题句，这种形式在清代中土材料中非常罕见，仅在晚清有少量用例，现代汉语中则可以接受，如：
（15）只见和尚由外面踢踏踢踏又来了，老爷就问：“和尚，方才你说的话我不明白。”（清郭小亭《济公全传》124回）
（16）他恐我知道，托故走去，现生何处，我不知道。理藩院司员并书吏韩姓等，我均不认识。（《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九日京报全录》{2}
（17）余便走近密乌兰尔身旁，低声沉着的向他说道：“你说的话，我不明白。”（无名《俄王之侦探》③）
（18）回去吧，一定得去请舅舅――别的话他想不出。（赵树理《三里湾》）
（19）他说：“她的八字我不晓得。”（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
由传教士会话书的口语性，这种用法可能受到了印欧语的影响而被汉语接受，一直沿用下来。
（二）“印欧语法”模式下的洋泾浜汉语
“洋泾浜语（Pidgins）是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初期的普遍现象”，“在我国，洋泾浜英语曾经存在三个世纪之久”{4}。而在西方人学习汉语初期，也难免出现套用印欧语法造出的欧化病句，即出现“洋泾浜汉语”{5}。在将相关文献用作语言分析时，就需要特别注意甄别其中的错误用法。例如：
（20）他常不来。（《中国北方口语入门》）⑥
（21）他们卖的东西，赚的钱今天不少。（《中国北方口语入门》）
（22）中国建都在北京一千多年以前。China had its capital at Peking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汉语口语教程》）{7}
（23）京都的城池宫殿朝廷庙宇都是完全。In the capital， the walls and moat， halls， palace， temples and gardens， are all complete. （《汉语口语教程》）
（24）已经长久水得了土气就清好吃得。After a long time the water，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soil becomes clear and may be drunk.（《h语口语教程》）
其中有些是主语、状语等位置错误，如例
（20）、
（21），有的是按语序硬译英语句子造成的英式汉语，如例
（22）、
（23）；有的则完全不合汉语语法，读来不知所云，如例
（24）。这些语法错误，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但在将文本用作语言分析时，还应该特别注意，更不能将其纳入晚清语言革新的有效范例。
四、结语
汉语不是封闭的系统，语言接触时时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汉语的欧化是近现代历史的产物，“语法欧化的趋势是很自然的，一切反对的力量都遏止不住这个潮流”{1}。时至今日，汉语仍然在接受欧化影响，表现出语言接触的活力。作为中西交流中的桥梁，语言记录了其中的文化碰撞和相互影响，也因此留下了时代的印记。“我们以往的研究受到民族主义影响，把汉语书面语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转变看成是汉语内部的转变，很可能低估了近代‘西化’、‘全球化’的力量”{2}。如果忽视外国人的汉语研究，将“中国语言学史”仅仅局限为“中国人自己从事语言研究的历史”，就容易忽略明清以来汉语发展中的外部影响，以至于会造成“五四新文学家振臂一呼，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能够转变中国的语言”③的错误印象。
“学术和知识不分国界，这一原则今天也同样适用于一切有关中国的研究领域”{4}。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把中国历史区分为“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个阶段，“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5}。在“世界之中国”的今天，从全球化的视角看待近代中国的语言和文学演变进程，客观回望、总结晚清的语言接触历史，发掘西方传教士被遮蔽的声音，对当下的汉语言文学研究仍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责任编辑 王宏林】
本文初稿2015年6月16-17日发表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之“西方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文学工作坊”，承诸师长指点教正，敬致谢忱。
① 周振鹤：《书同文与广方言》，《逸言殊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页。
{2}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页。
{3} 张星R：《欧化东渐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2页。
{4}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7-28页。
① 林语堂：《论翻译》，寇晓伟编：《林语堂文集》第9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421页。
{2} 中国语学研究会编：《中国语学新辞典》，东京：光生馆，1974年版，第178页，长尾光之撰。
{3} 高名凯、姚殿芳、殷德厚：《鲁迅与现代汉语文学语言》，《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1期，第36页。
{4}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1918年12月26日），《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第178-181页。
① 朱自清：《〈中国现代语法〉序》，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2页。
{2} 谢耀基：《现代汉语欧化语法概论》，香港：光明图书公司，1990年版，第7页。
{3}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第23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这里的“外国语法”指日文名词和语法，与其《夏威夷游记》中的“吾近好以日本语句入文”中的“日本语句”同义。参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14页。
{5} 夏晓虹：《晚清社会与文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6} 袁进主编：《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
{7} 袁进主编：《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第131页。
{8} 赵晓阳：《欧化白话与中国现代白话的初始：以圣经北京官话译本为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年，第845-861页；黎子鹏：《经典的转生――晚清〈天路历程〉汉译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12年。 ① 引自宾为霖译《天路历程官话》同治四年（1865年）京都福音堂（London Mission Press， Peking）版，卷1，第1页。本文所据之1865年版《天路历程官话》系韩国崇实大学吴淳邦教授惠赐，谨致谢忱。
{2} 引自John Bunyan， The pilgrim's progress， Printed for G. Barrett， No.289， Holborn； and J. Saunders， Greville Street， Holborn， 1795， pp.1.
{3} 引自宾为霖所译《天路历程官话》卷1，第3页。
{4} 引自John Bunyan： The pilgrim's progress， pp.5.
{5} 引自宾为霖所译《天路历程官话》卷1，第1页。
{6} 引自John Bunyan： The pilgrim's progress， pp.2.
{7} 《圣经》英文据英王钦定本圣经（King James Version of the Bible， KJV），下同。
① 宾为霖所译《天路历程官话》（1865）自文言本改写而来，为北京官话。
{2} 北京翻译委员会（施约瑟、丁韪良、白汉理、包约翰、艾约瑟）译《新约全书官话》，为1866年“北京官话译本”的修订本，分三种版本出版：大英圣公会的“上帝”版和“天主”版，美华圣经会的“神”版。大美国圣经会托印，上海美华书馆铅板，1872年版。本文所据为美华圣经会的“神”版。这里未选用更早的《圣经》汉译本，是为了保持北京官话材料的一致。
{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71页。
{4} Alain Peyraub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in the 20th century： Myth or Realit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28， no.1 （2000）， pp.8.
{5}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55页。
{6} 赵晓阳：《欧化白话与中国现代白话的初始：以圣经北京官话译本为中心》，第856页。
① 参见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造句篇（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6页。
{2} 王力：《中现代语法》，第353-354页。
{3}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52页。
{4}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63页。
{5} 以下二例转引自王力《中国现代语法》，第363页。
{6} 朱一凡：《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1936）》认为“当……时”引导的是一个简单的时间状语，中间放不进复杂的主谓结构，不确。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143页。
{7} 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第9页。
① 裘廷梁：“耶氏之传教也，不用希语，而用阿拉密克之盖立里土白。以希语古雅，非文学士不晓也。后世传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辄以其地俗语，译《旧约》、《新约》。”《论白话为维新之本》，1898年8月，《中国官音白话报》
1
9、20期，第4页。胡适：“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第10页。
{2}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1920年），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雨天的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225页。
{3} 贾立言、冯雪冰：《汉文圣经译本小史》，上海：广学会，1934年版，第96页。
{4} [日]内田庆市：《「官」研究における「hU圣」の位置付け》，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41卷第3号，1992年版，第65页。
{5} R. H. Mathews， Kuoyü Primer： Progressive Studies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Language， China Inland Mission， Shanghai， 1938， PREFACE.
{6} 朱自清：《译诗》（1943-1944年），《新诗杂话》，上海：作家书屋，1947年版，第100页。
{7} 袁进：《近代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的影响》，《二十一世纪》第98期（2006年12月），第84页。
① 袁进：《近代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的影响》，第82页。
{2} 袁进主编：《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第374页。
{3} Alain Peyraub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in the 20th century： Myth or Reality？， pp.1-25.
{4} 参见朱一凡：《翻译与现代汉语的变迁（1905-1936）》，第201页。
{5} [日]内田庆市：《开创域外汉语研究的新局面》，关西大学《|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 e8》，2012年，第147-148页。此处转引例句为其中一部分。
{6}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75页。
{7} Alain Peyraube， Westerniz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in the 20th century： Myth or Reality？， pp.4-5. ① Joseph Edkins，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2} 《申蟆1898年5月9日第12版。
{3} 《申报》1912年4月18日第3版。
{4} 周振鹤：《别琴竹枝词百首笺释》，《逸言殊语》，第115页。
{5} 熊月之：《异质文化交织下的上海都市生活》，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页。
{6} Carl Arendt， Einführung in die nordchinesische Umgangssprache. Praktisches übungsbuch zun？chst als Grundlage für den Unterricht am Seminar，W.SPEMANN，1894.
{7} Joseph Edkins， 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with lists of common words and phrase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laws of tones in the Peking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①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2} 袁进：《近代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的影响》，第85-86页。
{3} 袁进：《近代西方传教士对白话文的影响》，第77页。
{4} 余英时：《东西方汉学和〈东西方汉学思想史〉》，张西平编：《他乡有夫子 汉学研究导论（上）》，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5}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3）》，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1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