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基因食品的界定
自1953年由沃森和克里克提出了 DNA双螺旋结构模型，开创了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经过重组后的DNA，就能够通过各种途径导入整合到新的宿主细胞的细胞核中，以达到改变目标生物遗传性状的目的，而整个导入新目标DNA从而创造新生物类型的科学技术，这就是转基因技术。
作为转基因技术的现代产物，转基因作物就是将现代生物技术运用在作物生产上，把优良目的基因导入作物细胞和组织，使新的基因在作物中进行表达以获得新食物的性状。将外源基因转入动物中，就得到转基因动物。而我们常说的转基因食品，就是利用这些转基因农作物和转基因动物为原料，再经过食品或工业化的加工，这样生产出来的食品就是转基因食品。按照类别的不同，转基因食品可以被划分为：转基因植物食品、转基因动物食品和转基因微生物食品。“转基因食品是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将某些生物的基因转移到其他物种中去，通过对生物基因的改造，改变生物的某些形状，从而获得满足人类要求的食品，世界上第一种基因食品是1993年投入美国市场的转基因晚熟西红柿，目前，世界上的转基因食品有动物来源的肉、蛋、奶，有植物来源的面粉、米、油、饮料、各种蔬菜和水果，等等，还有许多微生物来源的食品，并且微生物来源的转基因食品发展非常迅速，不论是直接食用转基因食品还是食用含有转基因成分的食品，都是对转基因食品的食用”。
二、转基因食品的特性
三、转基因食品安全伦理的影响
转基因食品安全伦理问题的逐渐显现，引发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和争论。大部分来自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持怀疑态度的论方，认为社会大众不能对转基因食品掉以轻心。而赞成者则认为转基因食品可以放心使用。
反对方认为转基因食品改变了天然品种的结构，因此传统的检验与测试很难对转基因食品做出准确的评价；新的基因引入可能带入新的潜在毒性，出现长期的、累积的潜在效应，现今阶段很难被人们发现；转基因食品的全新性状在进入体内后，可能会改变人的免疫系统，造成隐形损伤；而将动物蛋白质基因转入农作物中，是否会侵犯素食者和宗教信仰者的权益。赞成者则认为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隐患可以得到克服，在转基因食品安全性评价中加入外援基因及产物的安全性，接受外源基因植物意外性状评价就可以实现其有效的安全评价；在潜在毒性和营养物质改变方面，转基因食品从研发到上市要经过层层检验与跟踪监测，分阶段颁发批准证书，保障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而在滞后效应和长期效应的研究方面，并没有一起事例能证明转基因食品的潜在毒性。生物安全方面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转基因食品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转基因食品在生态环境中构成的风险与威胁主要表现在其外源基因的生存竞争能力，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平衡，可能使本地区本来就纤弱的物种迅速消失，而转基因生物则成为“入侵生物”；外源基因的横向发展，可能会重组出新的菌株或病毒，这些新病毒通过土壤及水源进入整个生态大环境中；转基因作物中的抗虫及抗病性状也可能是虫害及病毒更难防止，提高其浓度或加速其更新换代，直至出现超级病毒。赞成者方面则认为转基因生物难以构成生物安全问题，因为转基因生物生命力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大，几位著名英国科学家经过长达10年的反复试验后发现，一些抗除草剂或抗虫害的转基因植物在野生状态下并不比普通农作物生命力强，在实验中它们不但没有向周围地区扩张、蔓延，而且连在原范围内继续生存都有困难；而转基因作物的花粉传播能力有限，与不同原产地植物的杂交也难以发生，因此生物间的相互感染发生几率很小。转基因生物的新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打破了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关系，是自然环境体系朝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甚至彻底失控；而大量“人造生物”的出现，会对脆弱的农田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影响种植区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重组DNA通过土壤与水源进入环境生态系统后将会存活多年，在流入人体后会否引起其他危害，这些都是公众争论的焦点。但持不同意见的人则认为，加入一两个新基因不能等同于创造一个新物种；基因重组是所使用的DNA片段和酶都来自自然界，因此其创造的转基因产物也不能被看做是非自然的；在农作物中加入抗病抗虫基因可以大大减少农药的使用，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伦理问题只是公众在缺少科学证据下的疑虑，不能因此陷入无休止的争论。而事实上，全世界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与销售一直在迅速上升，即使是曾抵制转基因农作物的印度和巴西也开始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而持怀疑态度的欧盟国家也开始扩大生产，渐渐接纳了转基因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