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律师制度30年，中国律师行业走的这30年不亚于国外百年成果。”炜衡集团高级合伙人张小炜对记者说。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认律师的法律地位。1980年，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律师行业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1981年，司法部出台《关于健全律师工作组织机构问题的批复》，全国各地据此建立起1465个法律顾问处，从业律师约5500人。1986年，第一次全国律师大会在京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并通过《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章程》。1988年，司法部发布《合作制律师事务所试点方案》，打破了国家包办律师事务所的传统格局。
炜衡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核心区，实行京沪深一体化管理，除北京、上海、深圳总部外，在广州、天津、厦门、宁波、杭州、西安、长沙、成都、石家庄、烟台、南宁、南通、延安、沈阳、澳大利亚悉尼、美国硅谷等国内外地区设立了分所。律师总人数为1000余人，其中北京所律师人数为300余人，多数人员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全国顶尖大学的法学院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半以上人员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同时，为能够更加便捷的向国内外客户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炜衡律师事务所还与加拿大、法国、新西兰、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服务机构建立了密切的业务协作关系，可以便捷地为国内国际客户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
炜衡律师事务所先后被世界最知名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和法律界“福布斯”ALB《亚洲法律杂志》评为“中国的优秀律师事务所”和“2012破产重组领域优秀律师事务所”，被微软中国区授予“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杰出贡献奖”。
张小炜是炜衡的创始人。张小炜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创办了炜衡律师事务所。
风雨20年，制度保障着情感
至今，炜衡律师事务所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20年，张小炜称，“1996年，炜衡非常困难，当时租在保利大厦。”当时保利的房租在北京首屈一指，房租就像是悬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炜衡时刻有交不起房租被赶出去的风险。“当时真是不容易。95、96、97都特别困难”张小炜称。“虽然经济压力大，但我们拥有着饱满的创业激情和丰富的精神世界。”
“我们经历了三个创业方向的变迁。创业之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口号：只要有利于团结，只要有利于品牌建设，只要有利于业务开拓就去做。我们以人为本，特别注重团结地走过了最初那几年。律师人数由五个人，发展到二十余人。在发展到五年左右，提出了三气的口号：鼓励倡导我们的律师要有书卷气、江湖气、霸气。书卷气代表着我们要有专业知识、有文化、有不断学习的态度；江湖气暗示着对内我们是兄弟姐妹；霸气意味着我们的律师需要有理想。在发展到十年左右，我们提出三个活着：快乐的活着、有希望的活着、有尊严的活着。现在，我们提出‘百年大所’的理念。”张小炜称。
张小炜认为，炜衡是一个大平台，中国律师界是一个大平台。“如何利用‘1+99’实现互联互通？一个人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怎么才能让其余的九十九认识你、帮助你？”张小炜提到了，“一个律师所培养什么人特别重要。”他不希望自己的律师变成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他希望炜衡的律师每一个都是独立、自信面对社会的个体。自己去寻找未来发展的路。年轻人只要是有能力，就会给他机会，但是这个能力要是可以被看到的，被认知、认同的。“可以是组织能力、沟通能力、专业技术业务能力等方面的一枝独秀，也可以是综合地全面发展。炜衡创立了青年俱乐部，每年换一次负责人，这是一个能力被看见和接受的演进平台。”张小炜说。
炜衡在培养年轻人上，注重兴趣的培养，以兴趣为未来法律方向的燃点，点燃后续的激情和努力。
律师没有稳定的收入保证和制度性保障，有案子就做，没案子就饿，每个人都不能保证一直的“风调雨顺”。用制度保障情感。炜衡的财务制度实行二次分配，即利润的分配与风险的分担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炜衡合伙人可以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休息、学习、改变生活方式，甚至退休，而根据制度享有保障生活质量的资金保障，炜衡律师可以分享炜衡发展的成果。
在对律所的管理方面，他主导合伙人会议，二十年来在每年年底都会举办合伙人生活会，用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有利于团队凝聚力的培养。这是对彼此性格的磨合，也是团队的磨合，在这些活动中，大家彼此熟悉，成为兄弟，逐渐学会忍让，愿意宽容，团队开始互助。这是炜衡所得以持续、稳定发展的结果。
立足于我国，积极服务社会经济
就律师的本质而言，是一项社会职业，他的发展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制度的最早萌芽出现于公元前二三世纪的古罗马。在古罗马奴隶制时期，原始商品经济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因此由商品经济纠纷所导致的诉讼也日益增多，律师作为“辅佐人”开始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律师和律师职业，是从古罗马的‘代言人’和‘代理人’发展来的”。 中国古代虽也有律师萌芽，即民间的“讼师”、“刀笔先生”，但是没有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他们的活动类似于现代律师的咨询和代写诉状，但是由于其不受国家法律承认而且行为没有被法律所规范，中西方学者共同认为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概念的“律师”。在法律思想方面，虽有法家韩非、李斯等倡导法治，但所讲的法治乃是以“定纷止争”为手段，以维护“专制权威”为目的的法律制度，远非权利平等、天赋人权的社会法治。因此，以民主法治为基础的辩护制度和律师业务，在二十世纪以前的中国属于历史空白。
律师行业如何开拓业务、实现发展？张小炜称，应当强调律师的专业性、学习型、责任感去与社会接触，对社会服务。现在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理念，“一带一路”的战略，律师如何切入进去，应当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的环境下，根据中国的政策，我们要去做到服务社会、服务百姓。”张小炜表示，“法律是为社会服务的。”
为了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中国律师就帮助过政府对法律法规，进行集中清理和修改，并制定新的管理规定，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相信“一路一带”和“走出去、引进来”等政策鼓舞下，中国律师还将发挥较大作用。
中国律师的理念已经对接国际
在国际律师服务的舞台上，中国律师的理念和法律服务已经平分秋色，尤其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果，对律师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对接于国际。“大家可以在一个平台上聊天。”张小炜称。可是，法律是老百姓接受的审判。中国与国外，社会、人与法的理念和思路并不一样。能不能让中国企业认识到中国律师的服务度和服务水平？中国律师怎么看待自身，确立目标？都是中国律师走向国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企业3000亿元的对外投资所涉及的律师费，中国律师所占的份额不到3%。”张小炜称，“国外企业带着他们的律师，中国企业又喜欢采用海外律师解决贸易争端。”中国律师往往很难介入其中。
中国律师律师熟悉我国的法律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和国内机构的内部运行机制，在法律服务的过程中能够较快地取得有关证据和信息，从而占据有利地位。国内律师对于国际法、国际条约以及世界各国法律的了解也在我国不断开放的过程中逐步增加，我们完全可以有效结合国际和国内法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张小炜认为，“外国律师能做的中国律师一样能做，收费还比外国律师便宜。中国当事人在涉外案件中，即使真的遇到了中国律师做不了的问题或者并不熟悉的法律法规，中国律师找外国律师比当事人直接找外国律师要简单快捷。外国律师按国外标准小时收费，价钱不菲。中国律师找外国律师合作，这是同行交流，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这样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权益，也有节省了金钱和时间。”
“在涉外业务上，大部分时候中国律师是有实力而没机会。”张小炜称。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国内企业也越来越多地“走出去”，需要法律帮助，加之全球竞争加剧，律师可以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原有的非关税壁垒正在被不断打破，很多新的金融、贸易、投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律师其实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国外的律师并不是打中国的官司就来学习中文，研读中国的法律；服务越南的客户，就去研究越南语。张小炜认为，我们应该立足于我国的法律法规，在身边相对熟悉的法律领域提供最有效的法律服务。
中国的律政传统绝非仅仅是近代才引进的西方法律，时代在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律师也会有真正立足于国际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