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生学的是理论语言学，听到过各种语言天才的故事。比如我的老师跟系统功能语言学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学习过，她说，韩礼德的中文说得极好，“如果你路过，听到课堂里韩礼德教授讲课，你会以为是一个北京人在说话”。能说一门外语，和能把一门外语说得地道得难以分辨是不是土著，是两个境界和难度差很远的事。
语言学界的天才多的是，比如说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赵元任先生去耶鲁大学拜访他，“他问了我常州话的几个要点，大约一个钟头，把常州话差不多弄清楚了，简直要开始跟我说常州话了。”这个本事其实赵元任先生也有，全国的各地方言，除了闽方言，其他方言跟当地人切磋一会儿，就说得跟当地人一样好了。自然，也不用提他那些耳熟能详的“威武”事例：去巴黎，被人当成老巴黎；去柏林，被人当成老柏林……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当过美国语言学会会长的中国人。
中国的家长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过外语，这个所谓的外语，更多情况下指的是英语，就如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的外国，更多指的是美国。就算高考大幅度提升语文的分数（据说2017年英文要退出高考统考），只要对本土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依然心怀疑虑，英语在广大家长的心目中，依然拥有像文明世界通行证一般的重要性。
如果不是天才，如果不是要当语言学家，如果掌握外语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外语怎么学才合适呢？
20世纪划时代的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大叔曾一度把语言学和生物学挂钩，他认为孩子的头脑里有元语言，置身于一种母语环境中，相当于调整元语言的参数。因此，一个智力正常的孩子在6岁左右会掌握大部分母语的基本规则，而这可能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语言学家皓首穷经一辈子都未必能描述清楚的东西。但仅知道规则就够了吗？
母语是认识世界的入口，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师傅所言，一种语言即是一种世界观，族群的思维方式、对世界归纳和分析的方式与母语互相作用。一个人需要阅读大量的母语作品，才能获得珍贵的语感。语感对一个人的影响，从小时候便能从他的描述、分析中看到高下，越到成人，它的影响越大。对母语节律的感知和如臂使指地使用，会让一个人对其他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理解更为深刻。
我们常羡慕民国时期的学者，学得通透、优美，其实是由于他们中绝大部分在幼年时的母语教育极为充分。好吧，我们不用再举什么文学家、语言学家的例子，反正他们的身份今天也没什么号召力。说说杨振宁。杨振宁的父亲是芝加哥大学第一个拿到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在他敏锐地发现杨振宁过人的数学天分之后，并未乘胜追击，反而去找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让他介绍个人给杨振宁补习古文。雷海宗找来了丁则良，丁则良从《孟子》入手，教予大量的古代文史知识。杨振宁后来自称，这是一件让他终生受益的事。他说，虽然从小生活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中，但父亲安排的古文教育，让他有因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而带来的信心，安稳的家庭生活，使得他的人格均衡发展，日后到国外去面对不同文化和环境的挑战时，都能适应得很好。不独如此，杨振宁的理论物理研究讲求简洁而优雅的美学追求，亦归因于母语文化的浸淫。
母语是一个入口，一套复杂的文化系统的载体，不是会问东西多少钱、洗手间怎么走就过了关。废了母语的纽带，便是撤掉了通向美好而深入的世界的通道，徘徊在文化边缘，并不能走进繁花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