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后现代主义盛行和多元文化深度碰撞的背景下，读者对中华传统经典普及读物的内在需求不断增强，大众呼唤古籍通俗化版本的出版，希望中华传统古籍能适合普通群众的水平和需要。本文以《论语》各种通俗版本的出版为例，探讨中国经典古籍通俗化版本出版的现状、原因及出版原则。
一、经典古籍通俗化出版的现状
目前，在普通读者阅读需求日益增加的推动下，市面上各类古籍经典著作的通俗版本越来越多。以《论语》为例，在亚马逊购书网上只要输入“《论语》”“通俗”二词，就可以搜索到上百种不同的《论语》通俗版本。这些通俗版本的《论语》读本，无论从构思、装帧设计、图书编排体例、内容、面向的读者群，还是大小规格、装订方式、纸张选择等方面，都和经典的专业版本不一样，但是作为经典古籍的通俗版本，它们的出版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1.版本众多、发行量大、效益显著
2.以大众读者和中小学读者为目标受众
目前经典古籍的通俗化出版主要以大众读者和中小学读者为目标受众，以推广和传播经典为主要目的。
蔡志忠《典籍国学漫画》系列和《于丹论语心得》主要针对普通的大众读者。蔡志忠将难懂的经典古籍以漫画的形式展现出来，降低了普通读者阅读古籍的门槛;于丹把《论语》中的经典语录与当下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进行了通俗、生动而又亲切的解说，把《论语》变成适合现代大众消化的“心灵鸡汤”。
傅佩荣教授所著的《中国青少年论语读本》，是专为广大青少年而编辑出版的《论语》通俗版本。傅佩荣是央视《百家讲坛》专家、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他研究《论语》近40年，是华人世界公认的儒学研究大家，他在书中摘取《论语》精华，结合现代案例，从治学、为人、为政等方面为青少年读者一一道来。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必学国学读本《论语》，是由教育专家根据2012年语文新课程标准编写的。编者选择适合孩子学习的经典语录，配以注音、注释和译文，方便孩子诵读和理解。同时还选编了相关故事，配以精美插图，能开阔孩子的眼界，适合小学生学习经典国学。
3.重复出版，良莠不齐
在众多的《论语》通俗版本中，虽然不乏精品，但是我们也发现，在强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下，经典古籍通俗版本的出版也出现了良莠不齐和重复出版的情况，各种以“典籍通俗读物”名义出版的纸质图书，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如针对小学生的《论语》通俗版本就有40余种，冠以“小学生国学经典读本”的版本屡见不鲜。而出版这些图书的出版社比较分散，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如有些《论语》版本中，编撰者纯粹为了增加画面的色彩感和画面感而添加无意义的插图，有的在《论语》各语录之间穿插的小故事与《论语》语录所表达的意义完全没有关联，有些配套的多媒体产品制作粗糙等，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出版社为了抢占中小学生通俗读物的市场，仓促出版，完全不尊重出版的一般规范和学术界的基本共识，随意创作，误导读者，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经典古籍通俗化出版的原因分析
中国经典古籍通俗化版本大量出版，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
2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汇集了多种文化、哲学、艺术流派的庞杂思潮，它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否定性、非中心性、破碎性、反正统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体现反中心性、反体系性的思维向度。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后现代主义在文艺上的认知是，历史发展到后现代主义时代，艺术生产已经普遍融入商品生产的形式，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已消除，后现代文学作品主要以通俗化、商品化、平民化、生活化、反经典化为主要特征[3]。
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文化成为市场上可供交换和消费的商品，市场运作方式进入文学生成领域，读者消费市场开始对创作和出版有明显制约作用，典籍出版需要更多地迎合大众文化品位。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决定了人们需要的是通俗易懂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那种充满哲理和社会内涵、需要读者费神思考研究的作品。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经典古籍的出版不可能再秉持一贯的深度模式和精英立场，需要吸纳大众文学的表现技巧，要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大众消费趣味和市场取向，调整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形成新的生存方式。在这种情形下，古籍经典的通俗化出版就是一种适应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消费主义市场中争取自己一席地位的出版方式。 2.通俗化版本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的影响
近年来，《论语》等经典古籍通俗化产品市场需求迅速扩张，究其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是随着我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文化产品消费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为经典古籍通俗化出版的繁荣提供了一个日渐庞大的消费市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结构迅速转型升级，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从近似温饱型越过小康型且开始进入富裕型，而农村居民整体上已从温饱型进入小康型。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意味着在居民的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追求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成为人们的目标。而文化教育消费的扩大正是顺应了享受和发展需求的上升，伴随着居民文化教育消费支出的扩大，各文化层次的普通大众在购买书籍方面的支出日渐增加，这给经典古籍出版的繁荣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二是传承中华文化、凝聚人心、净化思想、实现强国梦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缺陷在生机勃勃的创新性改革实践中日益暴露，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各种宗教和邪教势力借机做大，多元文化思想的深度碰撞，导致理想、信仰日渐淡化，人心涣散，一些民众个体乃至族群丧失自我。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大众迫切需要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通过阅读《论语》等经典古籍，领悟中华文化和为人处世的根本。在先贤的榜样下，陶冶自我心灵，提升思想境界，实现强国梦。这种思想文化教育和精神建设的巨大社会需求为《论语》等经典古籍的出版提供了从精英版到通俗版的广阔市场。三是《论语》等经典古籍通俗化出版也是我国展现软实力、走和平崛起之路的需要。建设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梦想，但中国不能像西方大国一样主要靠加强军事硬实力崛起，中国致力于世界和平，更愿意运用中华文化软实力来促进和谐世界建设，而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古籍正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载体，因此，《论语》等古籍经典的大量出版也就成了我国和平崛起的需要。
3.出版社自身发展及专业学术研究发展需求的影响
出版业界经过30多年的改革，虽然行政垄断的痼疾并未根本去除，但商业化经营理念已经确立。为了提升出版的档次、品位和质量，必须出版一些经济效益欠好的专业典籍和严肃的学术著作。按照“堤内损失堤外补”的道理，出版社必须多出版面向广阔的大众读者和中小学读者群的经典通俗读本，以获取利润支撑前者的出版。中国经典古籍的通俗化版本主要针对普通大众和青少年读者，阅读受众庞大，有良好的市场效益，不仅能为出版社创造经济价值，对支持专业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有重要意义[4]。专业典籍整理和学术著作面对的只是小部分读者，经济效益有限，只有做好典籍的通俗化出版，使中国典籍拥有更广大的读者群，才能为中国典籍研究专业发展搭建一个坚实的平台，促进专业研究的深入发展。当然，对典籍的专业学术研究又会为通俗读本的出版打好坚实的基础，促使通俗读物水平不断提高，进而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通俗化水平，二者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三、经典古籍通俗化出版的原则
在典籍通俗化出版的过程中，要注重对学术品位的固守，保证学术的严谨性，限制通俗化的随意泛滥。笔者认为，优秀的中国典籍通俗化出版应坚守以下几个原则：
1.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为本位
出版社要获取经济利益，关键要准确地识别目标读者群体，分析其客观需求，创造性地满足读者的要求，以独特的方式争取到更多、素质更好的读者群[4]。如前所述，近年来中国经典古籍通俗化市场需求不断扩大，由于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思想文化建设和精神建设的需要以及传播中华软实力的需求，典籍通俗读物在普通大众和中小学读者中具有广阔市场前景。出版社可以针对普通大众和中小学生的阅读取向，在经典古籍的通俗化上下功夫，使中国的典籍阅读突破少数专家组成的狭小圈子，走到普通大众的生活中去，让中华民族的子子孙孙在“日益繁盛而迷惑的物质文明中得以秉持民族的根性”[5]。
出版典籍的通俗化读本，要注意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通俗版本的需求层面，主要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大众读者和中小学生读者，他们文化水平不高，往往难以理解和接受中国古籍的内容和语言。这就需要编者在通俗版本中采用现代人熟悉的人、事、物，从大家理解并熟悉的场景入手，解读古籍的内涵，并配以通俗易懂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诠释中国古籍精髓。《于丹论语心得》能取得销量的巨大成功，就是因为于丹从独特的个性视角出发，像老朋友一样，将阅读《论语》的心得掺和自己的经历来解读《论语》，让普通大众认识到这部曾被誉为治国之本的《论语》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生活的实际意义。蔡志忠漫画《论语》之所以畅销全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者以漫画的形式将原本无语境的孔子语录改写成一个个主题鲜明的小故事，让普通读者觉得“其实《老子》《孔子》的国学是很好看的”。
2.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不断打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典籍载体
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通俗版本的出版应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推陈出新，出版具有时代特色的通俗版本。在当今多媒体传播手段盛行的社会，传统的以语言为基本媒介、图像作为辅助媒介的文化传播方式已经悄然改变，当代文化正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视觉正成为社会现实的主导形式[6]。古籍经典不应再局限于知识精英，不应再局限于通过文字的方式传播，而对于普通读者和中小学生读者来说，如果单纯阅读文字本身，很难体会到作品的真实魅力。随着视觉文化和现代化多媒体手段的兴起，古籍经典的通俗化版本需要依赖现代的传媒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料，突破单一的文字文本，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削减文字比重，加大图像分量，并配以光碟，通过画面和声音的多媒体手段展示经典，使读者不但能体会到古典文化的文字魅力，也能感受到一种视听的魅力，在视觉和听觉双重作用下用心体会文学经典。
3.固守学术品位，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在满足读者和市场的需求，跟上时代要求的基础上，出版典籍的通俗化版本，必须固守学术品位，通俗而不低俗，杜绝和反对抛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粗制滥造。这就要求出版社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典籍通俗化是把经典古籍改造为普通群众易读易懂的大众文化，是古代典籍的普及形式，那么，“通俗”的标准是什么呢？《现代汉语词典》这样定义“通俗”：“浅显易懂，适合一般人的水平和需要”。历史学家吴晗更是具体地提出了通俗读物的标准：“立场观点正确，内容正确，文字通俗、生动、流利”，最好能“附以必要的插图”，做到“图文并茂”[7]。其中，“观点和内容正确”居于首位，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和中华书局副主编顾青在谈到“学术图书通俗化”时认为，做通俗化的学术图书要有底线，要始终坚持学术图书的学术性和文化性。他们认为学术书籍的通俗读本要把科学性和准确性放在首位，要有鲜明正确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在内容上要经得住科学的考量[8]。他们呼吁整顿学术图书通俗化出版鱼龙混杂的状态，反对一些没有扎实学术研究背景的“名人”打着普及学术文化的旗号，以出版通俗版本的方式谬传中国古典文化。
笔者认同上述两位出版业界精英的观点，但在现实中，总有一些出版社不能正确处理经典通俗化出版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辩证关系，在经济利益面前败下阵来，把通俗化变成低俗化，把大众化变成粗制滥造。究其原因，这与出版社的行政性无序竞争和出版产业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因此，贯彻这一原则，必须重点抓住调整出版产业不合理的市场结构这个难点，在市场准入、经营模式、市场开发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发力，深化改革开放是当务之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不断扩张的通俗化产品市场需求以及出版社自身发展和专业学术研究发展需求的影响下，中国经典古籍通俗化版本的出版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出版经典古籍通俗化版本时，出版社应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读者为本位的原则，注意处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打造出极具时代特色、创造出无限正能量的经典古籍通俗化版本。
[2]孙宝瑞. 古籍出版通俗化在市场中的运用[J]. 出版发行研究，2004（11）：51-53.
[3]黄禄善. 西方后现代主义和通俗文学[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59-61.
[5]于丹. 《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158-159.
[6]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M]. 胡菊兰，张云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5.
[7]通俗而不媚俗――用历史提高民族素质[N]. 人民日报，2011-0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