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严复长子所著《侯官严先生年谱》记载，严复因受甲午战败刺激，于1895年开始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从而使“特竞天择，适者生存”一词为国人所知。严复回国后，面对当时中国积贫积弱、国土被列强瓜分、民族尊严丧失殆尽、灾难频仍的危局，他坚决反对顽固保守思想，积极倡导变法维新，进行政治改良宣传。他在天津与人创办《国闻报》，撰写政论文章，还翻译和宣传西方学者有关自然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和学说，整整影响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给他们以思想启蒙，为他们提供了与封建旧学作斗争的思想武器。
这时候的严复纠结于中国之患，一心思索中国何以会处于危局的原因。在《与张元济书》中，严复总结出，中国之患在于愚、贫、弱;三者中，“尤以愚为最急”。所谓“愚”，即治理及脱离愚昧。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在于发展教育，开启民智。“民智不开，不变亡，即变亦亡。”这句话后来成为严复的名言。名言亦是“危言”。此“危言”非危言耸听之危言，而是危言危行、危言正色之危言。此危者，正也，即讲正直的话。严复在这句“危言”中，道出的即是对当时中国教育现状的忧思。显然，教育发展得怎么样、成败如何，直接关系到能否解决“愚”这一症结。
严复在愚、贫、弱三者中，认为“尤以愚为最急”，应该说是找到了问题症结所在。虽说愚、贫、弱皆直指人的秉性与情状，但“愚”的指向更关系到人的头脑及精神本质，揭示着一些人的麻木、愚昧，及无知的下意识。他告诉人们，贫可以通过改变而致富，弱可以通过改变而为强，只是有个前提，那就是祛愚。愚而不自知，这才是真正可怕的。愚不祛，便不知贫、弱为何，或者即使处于贫、弱之境，也会麻木于贫、弱而无意改变，也就无从“愚”。这也可以使我们联想到，自号“新民子”的梁启超办《新民丛报》，其用心即在改造愚昧、落后、保守的国民性，使中华民族成为“新民”，他坚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再来看严复开出的祛愚药方：发展教育，开启民智。由于严复不仅揭橥了当时“中国之患”的症结，还提供了开启解决这一症结的“钥匙”，后来被誉为“南开之父”的教育家张伯苓，就毅然接过了这把“钥匙”。张伯苓在谈起办南开学校的目的时说，“窃以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有五端：首曰‘愚’。千余年来，国人深中八股文之余毒，民性保守，不求进步。又教育不普及，人民多愚昧无知，缺乏科学知识，充满迷信观念;次曰‘弱’。重文轻武，民族志气消沉。三曰‘贫’。科学不兴，灾荒叠见，生产力弱，生计艰难。加以政治腐败，贪污流行，民生经济，濒于破产”。张伯苓所指“五端”，前三端与严复指陈的“中国之患”三者不谋而合。后二端一为“散”，一为“私”。前者是他有感于整个中华民族有如一盘散沙，而不悟“聚者力强，散者力弱”、“分则易折，合则难摧”之理;后者是他有感于国人多自私心，少公德心;鼠目寸光，“其流弊所及，遂至民族思想缺乏，国家观念薄弱”，有鉴于此，“故追随严范孙先生，倡导教育救国，创办南开学校”。
无论是严复所发“危言”，抑或张伯苓所陈“五端”，殊途同归的是，他们的目的皆“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张伯苓语）。明乎此，也就明白，今天我们重温严复的“危言”，应该仍然不失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