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鲁迅全集》注释称，这个典故出自《世说新语》，所谓“斯人”，即东晋时的谢安。后读史书，方知史上确有其事，且在谢安之前，还有这样一位“斯人”，这就是年岁略长于谢安的殷浩。想必当时的“苍生”，极需有这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斯人”方才六神有主。
据史书记载，殷浩与杜“才名冠世”。殷浩“累辞徵（按：徵即“朝廷召用”）辟（按：辟即“郡国举荐”），屏举十年，时人拟之管、葛。谢尚、王尝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尝相与省之，知浩有确然之志，既退，相谓曰：‘深源（殷浩字）不起，当如苍生何！’”能有如此名望，不是五百年才出一个，至少也得五十年才出一个。
殷浩到底还是“破门而出”了。他是被会稽王司马昱请出来的。那么，斯人一出，是否就能安邦定国、惠及苍生了呢？好像远不是这么一回事。
会稽王司马昱是想以殷浩来抗衡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桓温的，殷浩也确实这样去做了，于是与桓温钩心斗角。被他任用为护军将军的王羲之以为“内外协和，然后国家可安”，劝殷浩不宜与桓温“构隙”，殷浩听不进去。等到桓温看出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的企图忿而屯军武昌之时，殷浩又拿不出任何主意，只想“去位以避温”了。如此无识而又无胆，怎能安邦定国？以后还是抚军将军司马崧为会稽王司马昱草书桓温晓以大义，才使桓温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殷浩北伐，王羲之也曾多次劝阻，却一概被他当作耳边风。然而，刚愎自用的殷浩并没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才干。例如率兵攻打姚襄，先是偷鸡摸狗，“屡遣刺客刺之”，结果“客皆以情告襄”;后又“潜遣将军魏憬帅众五千袭之”，让姚襄“斩憬并其众”;最后亲自率众七万北伐，却又中了姚襄的埋伏，败走谯城。如此“连年北伐，屡战屡败，粮械皆尽”，又怎能与管仲、诸葛亮同日而语？
用人要注重公论，公论又与名望很难分拆。名实不副的事是常有的，因而谁都知道听其名还要观其实。从殷浩这个人看，对公论有时似乎还得留一点心眼。就一般的情况而言，用人要注意公论，这是没有错的，公论“斯人不出，当如苍生何”的谢安就不负众望。但公论也很容易受到时尚的局限。例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战士”最容易受到“公论”的推崇;在“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地方，“好好先生”也会得到公论的青睐;“上级对下级护着哄着，下级对上级捧着抬着，同级之间互相包着让着”，倘若这种官场庸俗习气弥漫官场，或许越是平庸乃至庸俗的官吏，越会被“公论”为“善于与人相处”或“维护团结”的楷模。殷浩那个时代，士大夫崇尚清谈，“浩与褚褒、杜皆以识度清远，善谈老易，擅名江东，而浩尤为风流所宗”，于是才会“朝野推服”，以至有“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的“公论”。其实，当时也有一位叫庾翼的人对殷浩“独弗之重”，说是“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徐议其任”。然而，时尚如此，庾翼其言就难起大的作用。
由此想到，如今选拔干部，在注重公论的同时，也不妨对庾翼之类“独弗之重”的意见予以必要的关注。自然，这需要有一定的胆识，至少不能被时尚牵着鼻子。
二
殷浩被贬为庶人之后，“虽悉怨不形辞色，常书空作‘咄咄怪事’字”――不知道“文革”时出现频率极高的“咄咄怪事”四个字，出处是否就在于此――这情形与北宋时的王安石极为相似。王安石晚年落职之后，常写的是“福建子”，以表达他对吕惠卿的怨恨和自己重用擢升吕惠卿的悔恨。殷浩的“咄咄怪事”比王安石的“福建子”难以解读：是指他竟然“连年北伐，屡战屡败，粮械皆尽”呢，还是说他竟然会栽倒在年轻时与他名声相当互不服气的桓温之手，至今莫辨其详，姑且存疑。
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大权独揽的桓温或许感到少了一个对手，未免有点寂寞，竟然想起了殷浩。他对人说：殷浩还是有德有言有才干的，只是朝廷让他当扬州刺史用违其才，如果叫他当尚书令或仆射，或许就能干得很好。于是写信给殷浩，叫他当尚书令。对此，殷浩是“欣然许之”的，只怕回信有差错，封上了拆开，拆开了又封上，如此反复十余次，结果寄出的只是一个空信封，里面什么都没有，致使桓温接到这封“空壳信”之后勃然大怒，与他彻底翻脸绝交。我想，这封“空壳信”倒能透露出殷浩的真实心态：此时的殷浩急于出仕当官。对于这样一个“嗟来之衔”尚且如此在乎，他先前的“累辞徵辟，屏居十年”到底是真是假，就得打上一个问号了。
对于隐士的清高，我向来都有点怀疑，以为他们未必真想把自己的满腹经纶带到泥土里去。厌恶官场的浑浊，又感到自己无力回天，因而不想当官的确实也有，毕竟为数不多。“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隐而不出的，大多只想卖一个好价格。管仲自不必说，他本来就不是隐士，以待罪之身而被鲍叔牙举荐受齐桓公重用，已够他一辈子鞠躬尽瘁肝脑涂地。即使“高卧垅中”的诸葛亮，也经不起刘备的“三顾”之请而将自己一生的心血精力才华智慧都卖给了这位“皇叔”。于是我想，“深源不起”，或许只是讨价还价的一种手段。“屏居十年”期间，“累辟”的是哪些“徵”与“辟”，史书没有说，但在谢尚和王相谓“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后，倒是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他“辞”过几次的――提议他当司马，任命他当侍中和安西军司，他都不予理睬。直到诏为扬州刺史（大概在东晋小皇朝，独当一面的扬州刺史远比司马侍中来得气派），且由会稽王司马昱亲自写信请他出仕，方才就职。难怪那个庾翼又看不顺眼，忍不住写信劝他不要当“立名非真”的王夷甫（王衍）了。
隐士们的“待价而沽”，原也用不着别人说三道四。“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自己有几斤几两，心里是明白的。假如刘备一顾二顾之后，诸葛亮就受宠若惊，立即备马前往刘备行营，他也就不是诸葛亮了。然而，问题在于殷浩并非真的像当时人说的那样可与管仲、诸葛亮相比，所谓“有言有德”，大概也就是擅长清谈。他日后在政治舞台上的拙劣表演证明，此人既无经伦济世之才干，又无治国平天下的韬略，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声名在外的“空心汤圆”，所谓“深源不起”，演的也只是一出“空城计”。就这样一个“空心汤圆”，竟然如此故作矜持;就这样一出“空城计”，竟然使那么多达官贵人忧及“苍生”，倒也真的只有在那个崇尚清谈的时代才会出现的“咄咄怪事”了。
看来，时尚的作用还真能使人乱了方寸，以至于失去掂量自己衡量别人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