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活到今天，郭小川将有95岁了。
1980年代，文坛对他有两极评价：“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政治抒情诗的奠基人”;以及“一辈子迷失自我”。
2014年，这位去世已经38年的诗人，正在被重新审视。
“郭小川先生的诗只能算是一种政治的宣传口号。他本人也只能是‘文革’时代典型的一个政治牺牲品。诗是个性化的语言，绝对不是政治喇叭！”2014年11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纪念郭小川诞辰95周年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个白衣长发的“九零后”姑娘大声评论这位1976年去世的诗人。
这其实是一段台词。主持研讨会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靳大成，和几个年轻人共同排练了这出诗剧，《致郭小川――后革命时代的诗与理想》。这个一开始批评郭小川诗歌的姑娘，听另一个男青年表达了对诗歌与理想的不屑之后，转而捍卫诗的意义、郭小川的意义。
上台前，年轻人们担心：在这样的场合演这一段，会不会被观众赶下台？
“简直是对郭小川的亵渎。”研讨会结束后，一名观众上去对几个年轻人说：自己年轻时去越南打仗，心情低落读郭小川的诗，给他精神很大的振奋。“你们要是再演我就受不了啦，说得我心里难受。”
又挨骂了
郭小川的女儿郭晓惠张罗了这次研讨会。退休前不久，这位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获得了博士学位，她以父亲在1959年的人生际遇为题，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出书，名为 《大惑：郭小川的1959》。
1959年，是郭小川一生创作风格的重大转折点。
这一年8月16日结束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打倒了彭德怀，全党全国开始“反右倾”运动。这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继续，并且特别强调目标是“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批判的理由之一，是郭小川两年前写的一首长诗：《一个和八个》。
“一个”是一个八路军的教导员王金，“八个”是八个土匪、逃兵、奸细。他们是一间囚室里的死囚。王金在狱中靠人格和信仰力量感化了死囚们，获得了威望。敌人进攻时，八路军的指挥员负伤，王金指挥部队和死囚投入战斗，背着负伤的指挥员成功转移。
“革命者的悲剧”在党史中并不稀奇，甚至郭小川的妻子杜惠――时年二十出头的一个女学生也被怀疑为“特务”，在延安“审干”运动中关押了两年半。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如此直接地触碰这种历史敏感题材的文艺界人物，郭小川是第一人。
臧克家、公木等诗人对此诗赞不绝口，《人民文学》、《收获》 却都不敢登。郭小川送去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看，周扬过了一两个月告诉他：自己没有看，但妻子看了，她不同意这个题材。郭小川感觉不对，打消了发表此诗的念头。
过了一年半，周扬在诗稿上批了八个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交给作协批判郭小川。
郭小川将批判意见归纳为：实际是为反革命分子辩护，为那些利用肃反向党进攻的反动分子辩护，为惯匪和逃兵、杀人犯辩护，似乎他们是“无罪”的、可怜的。“如果这首诗发表出去，将会给党造成怎样的损失！将会使敌人怎样高兴！将亲手交给右派分子、反党分子一支反党的利箭。”郭小川检讨道。
《一个和八个》 直到1979年才发表，此时郭小川已去世三年。导演张军钊根据这首诗拍摄的同名影片，被称为“第五代”电影导演诞生的标志之一。电影由陶泽如、陈道明主演，1983年完成，几年后方被允许公映。
郭小川几年来写的主要诗歌作品，在1959年基本都被“翻旧账”。《望星空》 一诗有这样的文字：“比起你来，人间还远不辉煌”，“星空，只有你，称得上万寿无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批评，“这是一种唯我主义、资产阶级极端的唯心主义，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发展到悲观主义、厌世主义……”1957年的爱情诗 《白雪的赞歌》这时被批判为“歌颂爱情、低级趣味，强调爱情给人带来的痛苦，过分宣扬战争给爱人分开的痛苦、离别的煎熬”“是修正主义描写战争的反映”。
从此，郭小川再不写长篇叙事诗，而且打消了以私人情感入诗的念头，甚至连人物都不敢写了，几乎只写赞歌。
“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
75岁的 《小说选刊》 前主编冯立三记得很清楚，1980年代，文坛对往事的议论逐渐大胆，他听到过对郭小川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称他是“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政治抒情诗的奠基人”;另一种说他“一辈子迷失自我”。
尽管冯立三从未见过郭小川，仍来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他总结郭小川的为人：仁慈。“当年因为郭小川，中国作协少打了30%的右派。不要说这么多，就是少打了一个，那也是功德！”
1966年，刚分到北京右安门中学教了一年语文的冯立三，被卷入“文革”初期反“走资派”的运动中。
这场以学校党委为批判对象的运动，本来与冯立三毫无关系。没想到，就在校党委被学生们贴大字报批判的几天后，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公布了他档案中、多年前曾因对“大跃进”表示不满而受批判的“前科”。学生们转而开始斗争他。拳脚齐下，他当场被打裂了脊椎骨。
贴他大字报的，是校党委书记。而这位书记也没有逃过“黑帮”命运，跟冯立三关在一起。他承认：这样做，是为了转移学生们的“斗争方向”，为自己开脱。
冯立三至今认为那位书记有道德问题，“如果中国作协的每个领导都像郭小川一样，怀有仁慈之心，敢为群众请命，那能保护多少同志、多少作家，避免多少艺术生产力的损失？”
“中国作协少打了30%”这一数据来自郭小川晚年自述。而具体作为，郭小川以文字形式表达过好多次――在一遍遍的检讨中。如1968年3月，作为“黑帮”关押在作协大楼的郭小川被迫写下十几万字的 《我的初步检查》。在这份检讨中，他对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己作为作协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的表现做了如下回溯： “对于秦兆阳（《人民文学》 副主编）划右派的问题，我一直是动摇的;对于李清泉（《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我更觉得可以不划，我的理由是作协划的右派已经够多了。”“对于韦君宜（《文艺学习》主编）、黄秋耘 （《文艺学习》编辑部副主任）不划右派，我是表示赞成的。”
“我在反丁（玲）、陈（企霞）斗争的末期，就担心‘扩大化’。会议上批判到一些作家，我是很不安的。我觉得，不要把这些人都打倒，因为文学还要发展，还需要有作家……总之，在处理某些右派时，我也是右的。”
他写过不少反右派的诗：“人民啊！我的母亲/我要向你请罪/我的阶级的眼睛迷住啦/……在奸人发出第一声狞笑的时候/我没有举起利剑般的笔/剖开那肥厚的肚皮/掏出那毒臭的心脏！”但真要下手时，他犹豫了。
在检讨中他提及：作家艾青被划为右派，自己去找当年在延安的老领导、时任农垦部部长王震。王震说：艾青是有才能的，给他盖几间房子，让他好好在下面锻炼几年。“我是表示同意的。艾青在农垦部门的农场里一直受优待，是同我们这次谈话有关系的。”
被划为右派的作家，个个都要付出二十几年光阴。郭小川明白这一点。而为右派张目要冒多大的风险，他也清楚。检讨书里写的，都是那些他不得不交代的。
《光明日报》 女记者顾绛的丈夫、《解放军文艺》小说组组长蒋寿山1957年被划成右派，下放到吕梁山区劳改。郭小川主动给山西省作协主席马烽写信请托，使顾绛免于跟丈夫一起下放。郭小川去世后，夫妇俩在1980年得到平反，方听说郭小川当年的庇护。
郭小川这样做，是有“前科”的。1957年他奉命为“丁陈反党集团”执笔调查结论，发现文艺界内部的斗争掺杂着权力之争，以及长期积累的人际恩怨，甚至最高层面的政治授意、运动本身的需要，根本非人力所能厘清。这使他非常痛苦。
“我检讨”
哪怕写“赞歌”，还是会犯错误，而且是大错误。
1973年，郭小川以政治明星、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为题材，写了长篇报告文学 《笨鸟先飞》。香港一家报纸转载了报道，并刊以大字标题：“久违了，郭小川！”
这样一个又红又专的题材，却惹得江青大怒：“说庄则栋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这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蔑！”《笨鸟先飞》 续篇被叫停，体委奉命搜集郭小川的材料，准备批判。第二年8月，郭小川接到通知：“组织”要对他进行隔离审查。这次审查持续了一年多。他的信件被拆看，不许随便与人交谈，不许外出，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郭小川又一次被“翻旧账”。国务院文化组的刊物 《文化动态》 刊发文章 《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给他列了四条罪状。其中一条是他一年多前写的长诗 《万里长江横渡》，说这首诗中“崭新崭新的太阳”是指林彪。
他又一次做检查：“……我逐渐看出来，写这个东西 （《笨鸟先飞》）并不是中央决定的，所以我非常害怕，我经常同人们说：‘我在家养病什么事也没有，工作就不知道出什么事，落个什么下场。’”
此后，他连赞歌也不写了。儿子郭小林把自己写的诗“祖国像万吨巨轮，迎风破浪去远航”，拿给他看，得到一顿骂。被政治运动折腾了一轮又一轮之后，对这类歌颂，郭小川已极度反感。
子女们把父亲的检讨编成了一本书：《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全书近三十万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12卷、500万字的 《郭小川全集》，其中6卷都是未发表过的笔记、书信、日记、检讨等。清华大学学者秦晖说：这样一套真实反映一个人几十年心路历程的全集，“在中国的出版史上是头一次”。
如何处理这些检讨书，子女们踌躇过。这些从辩解到违心承认、自我贬损的文字，是否损害父亲的形象？“况且这又是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有什么必要再拿出来聒噪呢？可是，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郭晓惠在 《检讨书》前言中说。
这位一生饱经政治磨难，既是参与者又是受害者的诗人，死后终于有了一次拒绝政治的机会。他的骨灰盒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按照他的生前级别――八路军，被安排到第八室。几年前，来了一个通知：因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可以视同红军资历，往前挪到第六室。子女们决定，不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