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式愤怒，导演徐昂态度乐观。他将12个争吵不休的男人关在一起，最终达成和解
生书，熟戏
徐昂2012年开始拍摄《十二公民》，这部戏改编自1957年的美国电影《十二怒汉》。这部金像奖和金球奖的提名作品、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的获奖影片已经成为一部难以逾越的经典。
《十二怒汉》中，12位陪审员（全是男性）被隔离在一个闷热的狭小房间里，抽丝剥茧地不断发现新的证据或者旧证据的疑点，最初认为嫌疑人有罪的11人逐渐被亨利・方达扮演的“8号陪审员”说服，最终认为谋杀罪成立的证据不足。亨利・方达后来进入“银幕英雄排位前五十名”，比蝙蝠侠和蜘蛛侠的顺序还要高，和这部法庭戏关系不小。
话剧导演徐昂有自己的资源，24岁就进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人艺”）担任导演的优等生已经在话剧界打拼了12年，中国话剧史上票房最高的话剧《喜剧的忧伤》正是由他执导。
在《喜剧的忧伤》当中，徐昂、何冰和陈道明合作得很好，不过徐昂邀请陈道明主演《十二公民》时，陈道明认为自己太像检察官，会早早把“8号陪审员”的身份露底。但是根据编剧的一种说法，陈道明可能会在未来的话剧版当中参与演出。陈道明擅长这种会议桌上的戏，在《我的1919》当中就扮演过中国外交官顾维钧。
徐昂最终和何冰联手，何冰扮演的“8号陪审员”在政法大学的模拟法庭上，说服了11个人改变自己的态度，对一个年轻人作出了“无罪”的判决。
“选了12位演员，没有大明星。”徐昂曾经这样说过，话剧出身的徐昂执意于全话剧班底，中国国家话剧院（以下简称“国话”）演员韩童生加入了他的队伍，扮演最激烈、最富有偏见，但是心中深埋着难过心事的“3号陪审员”，在这个版本里，60岁的韩童生被设定成一个北京本地人、开出租车为业。
何冰比徐昂更骄傲。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他刚刚结束了《窝头会馆》的排练，他指了指人艺已经上了年纪的建筑：
“我们目前在的这个建筑，基本上算一教堂，我们这票人是在这儿受过洗礼的。我在这儿算中青年一代吧，都受了20多年的洗礼了。我们知道那个营养从哪儿来，所以在表演上不会有误差，在配合上，理念上，至少在方式上没有误差。”
此前的翻拍版本众多―美国新版、俄罗斯版、日本版等等，这是一个西方电影人熟悉的题材，几乎所有的翻拍，包括徐昂的版本，都让陪审员的编号和原版编号一一对应，表现一种致敬，也便于影评人来加以比较。
最离谱的一个版本是日本版的《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在这部作品中，陪审员出现了女性，而1957年的美国，女性还没有担任陪审员的权利。
“西方对《十二怒汉》很熟悉，这部戏已经被他们‘玩坏了’。”徐昂告诉《博客天下》。法国电视台有电视剧版本，甚至还有色情片版本的《十二女人》。
几位严肃的电影翻拍者几乎没有改动案情，都是一个少年弑父的事件，其中的关键证据也都接近一致，老人的指控，近视的姑娘……《十二怒汉》的经典得益于把真相一步步揭开的悬疑，但翻拍者们基本上放弃了对这一环节的修改，保留了经典剧情，导演们都致力于重置12个人的职业、角色，使之不要辜负了这个时代。
如果说《十二怒汉》像是陌生的评书，靠悬疑和扣子来吸引第一次接触这个故事的观众，那么后来的致敬者都像是重排莎士比亚或者汤显祖经典作品的剧团，懂行的观众们诵着台词，打着拍子来看导演和演员的功力。
徐昂也试图在这个憋闷的体育馆场景里安排进去一些富有喜感的包袱和明明暗暗的讽刺，不知不觉，这部戏就满足了相声大师马三立引用过的那句话：
“生书、熟戏，听不腻的曲艺。”
这也是为什么徐昂在2014年秋的罗马电影节看首映时不断被邻座的一位意大利观众打断。当时他坐在《哈利・波特》电影中“赫敏”的扮演者和这位观众之间，意大利人看着电影，不断地伸手去跟徐昂握手，恨不得两人拉着手看完全片―他欣赏的应该是徐昂对他熟悉的那些情节的处理方式。
“我经常跟观众打交道，所以我知道观众的掌声是实在的还是虚的，这是我能听出来的。（那天的掌声）是非常实在的，而且不瞒您说，我自己看了都沾沾自喜。”何冰告诉《博客天下》。
此后的几天里很多人都预言说，《十二公民》会拿到最高奖。
在《十二公民》得奖之后，罗马国际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对该片给予的评价是：“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群像作品，对经典的本土化做得十分到位。”
此后这也成为一些批评声的切入点，比如有的影评就认为，《十二公民》拿奖，是因为展示了各阶层之间不理性的偏见、不好好说话给外国人看，外国人却认为这是真正的中国，因而拿奖。
熟悉电影节往事的人，还能回忆起张艺谋的《红高粱》和接下来的几部作品获奖时，也有过类似的评价。 密闭空间
和徐昂的前作《喜剧的忧伤》类似，电影《十二公民》也发生在一个极端封闭的空间。
徐昂用“为了孩子”“顺利毕业”的魔咒把他们困在了这个体育馆里，这和美国人的人命关天相比，算是一种弱的羁绊，但是对中国来说，“为了孩子（地产商为的是女朋友）”一定是一个强大的理由。
何冰对这个“为了孩子”的理由颇有感受：“我46岁了，我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恶习颇多，抽烟，喝酒。今天他们给了我今年的体检表，当我战战兢兢地撕开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今年没问题，我就如释重负，我觉得像被上帝宽恕了，像一个罪犯被释放了一样。”
从2012年底开始，《十二公民》的剧本调整一共花了10个月的时间，其间改过十几版。人物、案件，甚至举手表决的环节都被换过。但越是修改徐昂就越是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不是案件，而是被放置于这个环境中，“抛开故事的假象直接开始讨论”，被迫面对自己的人。
“经济急速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开始分层级，层级之间的差距导致了我们在面对同一个案件的时候，大家站的角度不同，所以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徐昂必须要重新找出12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将他期望中的社会符号、信息映射到他们身上。
徐昂想将这12个人的生活带到桌面上来，剖析他们愤怒背后的原因。“其实我们在《十二公民》里面不断透露的就是这个内容。”
密闭空间里愤怒的争吵很像网络上的种种争论，在影片启动时的2012年，正是微博上的各种争论如火如荼，派系形成的关键一年，大多数的争论可以靠关掉微博窗口或者拉黑对手来解决，但大多数人都选择对骂甚至约架解决。在这种争论当中，家庭出身和过往经历可能对一个人的态度十分关键。
这正和12个陪审员所代表的标签类似：小商贩、的哥、地产商、推销员、数学教授、被错划右派的老人、蹲过监狱的纹身大哥、本地房东、外地保安……
从某种意义上，这可谓一部“微博吵架指南”，和《十二怒汉》的8号不同，何冰扮演的8号先生是一位“早已看穿了一切”的检察官，在现实世界中，负责弑父案的他作出了存疑不起诉，把案子退回公安继续侦查的决定。
在《大宋提刑官》里，何冰扮演的宋慈只需要说服大人，现在，他需要说服的是众人。
这11个男人大多无心谈论此事、对自己的角色不太关心，甚至抱着游戏的心态，就像微博上随口议论新闻或者“天黑请闭眼”游戏里第一轮投票的人们差不多。
大多数中国政治的研究者可能都无法绕过毛泽东的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开篇就提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何冰46岁，韩童生60岁，这理论或多或少地会对他们扮演的8号先生和3号先生，以及大部分同时代人留有影响。
8号（检察官）试探性地提出了“我对这事还有疑惑”之后，他在观察周围陪审员的反应，这时10号（房东）和3号（的哥）都很不满意，而教授、医生和地产商人则显示出了“听他说”的兴趣。
和检察官类似，首先显示出兴趣的是一些经受过比较严格的职业训练、需要逻辑思考能力的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除了地产商会比较高）和检察官类似。
在一轮证据之后，8号提出一个折衷意见，如果有第二人认为无罪，就继续辩论下去，如果还是自己孤军奋战，那他就改变态度为“有罪”。
作为检察官，他可以只对法律和职业负责，但是当他卸下职业身份，进入人群中的时候，他必须，而且也只能寻找朋友，寻找喝彩，就像微博上最强悍的大V也需要粉丝的支持一样，而且只要是一个足够丰富的样本，那就一定会有类似的人。
这时9号出现，这是一位空巢老人，有着被错划右派的悲惨遭遇，还有着长者的人生智慧，他因为自己的冤屈无条件支持8号，要求继续辩论。
弱势一方的支持者，尤其是第一个支持者，需要极大的勇气，大多数中年人，比如2号（教授）心有疑问，但是不愿意得罪人的。老年，有时是一种勇气的来源。
转向8号的9号提出了一个关键证据，那个声称听见富二代要杀死生父的老人其实根本就听不清声音，他的衣服是破的，他在电视镜头前感觉到了重视，恨不得多说几句。
大多数改变态度的新支持者往往会着力寻找证据，来坚定自己的态度的转变，并且替自己一方的领导者（8号）扛住压力。
而10号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和3号是另一端的中坚力量，而是不讲究地去挖苦外地人，尤其是河南人，这使得他很快就失去了11号，一个梦想从事政法工作的落榜生河南保安。不应忽视的是，河南保安和的哥可能是身体最强壮的两个人，在后面的争吵到了动手的地步时，一个强壮的伙伴是可以打击对方的气势的。
另一个平衡被5号（蹲过冤狱的纹身大哥）打破，汗透衬衫之后，他背上的龙纹身显现出来，当场吓坏了对他不客气的10号。5号和9号类似，有被冤枉的经历，这使得他感同身受，逐渐地转向了8号，而且提供了关于刀的很多证据，变成了一个专家证人。
在网络争论当中，专家、行家或亲历者的证词往往是打破争吵僵局的关键，那条纹身龙的作用不可小觑。
相信证据的人们逐渐开始因为新证据而转换阵营，6号（医生）、2号（教授）、1号（助教）、4号（地产商人）都逐渐改变了态度，其中对地产商人当“干爹”的不当的挖苦，也是他转变的理由之一。
时隔一年多，何冰对《博客天下》回忆起这段戏还会复盘出对“态度改变”的看法：“有的时候不是那个共识，可能是利益，可能是立场，可能是妥协，而你真要逼到这份上，逼到12比0这份上的话，他真得从某种角度上打开这个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谈话真是这么费劲，谈话要能解决问题，那世界不就简单了嘛，就不用拿枪拿炮了对不对。” 这期间8号显示出了足够好的涵养，在3号（的哥）被激怒，也试图激怒8号，威胁要杀了他的时候，8号也都显示了继续交流下去的诚意。
在何冰和徐昂的交流当中，徐昂特别提醒何冰：
“他（8号）不是个人你知道吗？”
在徐昂看来，何冰扮演的是驰骋于人类躯体中的理性精神。
“他不是个人，我不能赋予他太强烈的色彩。（如果）我用上更多的我自身（的习惯），比如说我的语速、我的声情并茂，我的夸张，那相反可能观众看完之后，会把理性给削弱了，他会觉得是因为你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就）错了。”何冰这样理解8号这个角色。
徐昂这样告诉何冰：“您的这次任务不是色彩，您的任务是提问，您是冷静，您是控制，您是压制，您是坚持，您是克服，你看所有这些词都是8号应该干的工作。绝对不是去说服，绝不是据理力争。”
这种风度涵养在青少年当中（也包括情绪化的3号眼中）可谓软弱，但对成年男性来说被认为颇有魅力，12号（保险推销员）转向8号，就和8号的风度、魅力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不熟悉原作的人来说，这部电影和热血漫画、长枪袍带类的评书有类似之处，主人公一路打倒对手，收服其成为伙伴，最终推进到了关底，7号（小卖部老板）和10号（房东）也纷纷转向。
何冰对决韩童生的精彩局面到来，和网络上的争论类似，“反转”发生之后，变成弱势阵营的主将容易失态，最顽固的原因也被揭开，他的儿子离家出走，他对“富二代杀父”的坚信不疑，其实缘于自己对儿子不孝的愤怒。
3号是最后一个转变态度的人，美国和中国的两个版本，对大群体的说服都是以讲理开始、以动情结束的。 最简单的电影
《十二公民》的拍摄过程极像话剧，全体演员花两周时间排练，最后拍摄时大多一条过。
这些在人艺或者国话“受洗”过的演员经验丰富，常被以“戏骨”称之。在各种电视剧里中，他们时常扮演着“镇组之宝”的角色，帮着没有太多表演经验但是漂亮的年轻人们挽救局势。
有些演员缺少好的机会，像演地产商的赵春阳，是何冰的师弟，按照何冰的说法，“跟我一样长得不好看”。他在《关中往事》里演一个反派，在《地道英雄》里演何冰的哥哥，这让俩人落下了病根，见面就像戏里一样说一嘴唐山话。
徐昂和何冰有着对戏剧表演技术的一种信仰，甚至打算把人艺的老先生朱旭请出来演被打成右派的老爷子，因为“技术完美，就没他不能演的”。
但在拍《十二公民》的2013年，朱旭已经83岁高龄，由于身体不好，只能作罢。
“我们对表演是特别迷恋的，因为我们出身舞台，我们舞台唯一的表现手段就是表演，其他其实有没有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们依赖这种有手艺的、有技巧的演员，但是没请上。”
何冰眼中的徐昂也是技术流，徐昂24岁进人艺就是导演，年轻的导演在掌控年长的演员上会有难度，不过徐昂坚持下来了，他认为“因为自己也演过戏，能够理解演员”。
何冰认为徐昂是读剧本最细腻的高手，他不吝惜自己对徐昂的赞美。“跟他深谈之前我以为剧本我都看懂了，我真的认为我都看懂了，后来我跟他聊聊，发现他比我懂得多，我发现我落伍了。”
“徐昂为了把话说清楚，会绕很多很多弯，他写的东西读起来非常麻烦，呈现出来会非常顺，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好像一个圆圆的角，你摸着特舒服吧，其实它是一点点打起来的，不知道费了多少劲呢。”
和徐昂交流之后，何冰开始回想自己这两年在做什么。“我在赚钱你知道吗”，但他并不谴责自己，因为的确过得挺幸福，挺不错。但当小他10岁的徐昂分析剧本，提出自己的观点时，何冰突然意识到徐昂说的是对的。“我没想到，你明白吗，说心里话，对我是有震撼的。”
徐昂触发了何冰的危机意识。“坏了，你们都跑这么快啦，这事可瞎了，不行，我要追上你们的步伐，我不能这么年轻就被你们甩掉了。”何冰说。
徐昂和“戏骨”们用的是话剧的打法，闭门排练15天，正式拍摄15天，《十二公民》和《十二怒汉》都严格遵守“三一律”（西方戏剧结构理论之一，指一出戏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一昼夜之内，地点在一个场景，情节服从于一个主题），这也是《十二怒汉》被多次改编为舞台剧的原因。
对于何冰来说，《十二公民》是有史以来拍戏时最清楚自己要干什么的一次。“我们通过对词、分析把各自的任务搞清楚。大家都在说话，你在冲锋，我在推波助澜，他在冷眼旁观，每个人的任务不一样。这完全就是话剧的排练。我也经常参加电视剧的拍摄，那就是到现场大家赶上什么是什么，大致的理解不错就OK了。”
徐昂逼着何冰成为发动机和组织者，给11个人捧哏或者穿针引线。但何冰不自觉地想“得分”、想“往上冲”、想“进球”，他在舞台上习惯了这种前锋的角色。徐昂制止了他。
“他说不行，您这次踢的是中场，有一些关节需要您去打通，比如说3号，比如说10号、7号，为什么那么歇斯底里地固执地去说自己的意见？于理不通，我们必须把这问题讲清楚。”
韩童生扮演的3号被认为是全剧最出彩的角色。剧中，他是一名固执的出租车司机，崇尚简单粗暴的孝道，对推了自己一把之后离家出走的儿子感到愤怒，并把这种愤怒毫无保留地转移到富二代有罪的认定上。剧情一步步反转到最后，只剩他一人对抗着另外11名陪审员。
《十二公民》的高潮正是他的“倒戈”。那场戏中，在大段独白之后，他对着儿子的照片涕泪交流，原谅了儿子也解放了自己，也对“富二代”作出了无罪的“判决”。
正式拍摄之前，韩童生走了一遍戏。原本的计划是把“台词该说到哪儿，怎么把别人插话的空隙留出来”温习一遍，但他没忍住。“我（演）进去了，眼泪哗哗的。”韩童生心想坏了，激动的点爆发早了。
走完戏，他去找徐昂，说导演，我刚才没勒住。徐昂说，韩老师我看出来了您挺投入的，其实我不太想让您投入。 “这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如果很成熟就能在表演上把握住自己。”韩童生对《博客天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抑制不住惋惜的神色。“身不由己，想到替那个角色委屈，替那个角色的愤怒找到理由，你知道吗？”
韩童生问徐昂：“刚刚那遍拍了吗？”徐昂说没有，“但是没关系，我们相信你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韩童生知道这是徐昂爱护演员、不伤害演员的做法。正式开拍后一条过，韩童生心里清楚，不如走戏那遍好。徐昂对他说：“已经很不错了，如果您要这么说，那比起来可能更喜欢您的第一个，您准备再来一遍吗？”
徐昂刚当导演时，曾经不知该如何对年长的演员提意见、作评价，直到朱旭告诉他，你是导演，对与错你必须直说。他开始慢慢地寻找一种和演员在充分承认现状基础上“将心比心”的交流方式。
韩童生决定算了。他知道第三遍不会比第二遍好，他想让自己终生记住这种没有把控好的遗憾。
在回忆这段戏之后，他面对《博客天下》记者背诵了一段《纪念白求恩》：“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对这个令韩童生有点遗憾的决定，徐昂没有反对。
“韩老师是非常感性的那种演员，他特别怕自己熟。”他了解演员间的不同，并加以区别对待。“戏演到第二遍第三遍他就熟了，他那个优秀的部分就没了。他自己技术很好，台词都没问题，这时候你不要管他。”
另一场戏中，何冰拍了十几条还没有过。那段词特别长，并且需要“不断放下周围人对他的影响”，但一遍遍下来，还是达不到他希望的状态。片场的工作人员开始有些不耐烦，徐昂明显感到何冰的紧张。
这时候突然有工作人员的手机响了，很少骂人的徐昂那天骂了很久。后来何冰告诉他说，非常感谢你骂了那个人。
徐昂这样解释自己当时的发作：“我当时其实也是故意的，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处境有一点点尴尬，有一点压力，我希望通过这个行为，让把他身上的负担给卸下来。”
何冰对那段日子非常喜欢和感激。“每天干得很轻松，9、10点钟才开始，下午五六点钟就收，非常非常愉快的合作，这真叫愉快，真的挺爽的，因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工作方式，比较纯粹，因为首先这里没名没利，大家都没什么钱，这事已经去了，那就开始干工作吧。就开始干，而且大家对表演的认知是一样的。”
“我从未怀疑它是一个好戏。既然它是一个好文本，我觉得这个机会就不会也不应该放过。”何冰说，“（至于）市场什么样，谁去管它。管那个就没法干了。” 见恶言善
《十二公民》的解决有着一种中国式的特色，最终8号先生出门后又回到了会场，把自己落下的检察官证件装好后再离开，在中国的法律体系当中，检察院和公诉制度被设定为防止公安机关渎职或者失误的关键环节。《十二公民》和检察系统有合作，编剧之一的李玉娇就是一位检察官。
《十二怒汉》中有段著名的台词：
“（可以争论和讨论案情）这是美国司法制度中最神圣的一条，也是我们的国家如此强大的原因。”
在《十二公民》当中，这个解决方案是高度职业化的检察官抵御“民愤”和“民意”压力，以自己的职业素养来对抗冤狱，而且最后这位检察官还回到了学校里，给11位陪审员和几十位法学院学生上一堂生动的证据学课。
东方的结尾紧扣教育，而且是成年人仍然需要学习，尊重证据和理性的那种教育。
何冰说自己特别喜欢这个结尾里蕴含的一些东西：“挺温暖。这孩子（徐昂）充满善意。我觉得看见恶一点都不难，看见善很难。我觉得他在努力地去看那个善，这不叫讨好，你知道吗？是真的他内心有这个呼唤，他希望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哪怕是假的呢。通过一部电影一出话剧，我们奔向善，因为善还是温暖还是好的，谁会奔着恶去呢？”
编剧韩景龙（他的哥哥是一位检察官）提到过，他们曾经对网络上的热点讨论案件进行研究。
《十二公民》最终呈现的弑父案当中，“富二代”儿子涉嫌杀死贫穷而讹诈他的生父，但随着案情的推进，却发现富二代并非真凶，相反，提供口供的各阶层人士却并不可靠地对他进行了指控，甚至媒体也有着不当的暗示（“富二代”这个词汇本身也有问题）。
法律的尊严是由精英阶层的8号先生的理性、职业素养和私德来守护，而他注定将会得到其他中产阶级和高知阶层的支持，理性最终还将和利益、妥协、摇摆、害怕孤立服从多数等种种原因一起，收服反对者，成为最终的多数。
这和《十二公民》这个标题一样乐观，那个用情绪和偏见支持着的模拟陪审团中，至少半数离合格的“公民”仍有距离，但经过证据和逻辑的洗礼，他们大多褪去了愤怒，站在了对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