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1903～1982 年) 是现代新儒家的重镇。早年从军从政，后对政治失望，目光转向学术界，在不惑之年作为陆军少将执弟子礼，问学于熊十力。半路出家、矢志学问的徐复观，充满着对中华文化悠久之谜的求索和追问。他通过大量的思想史论、时政杂文，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探询“形而中者谓之心”的“心”，并对中国艺术精神和艺术心灵作了深广的剖析，拓出了新儒家心性美学的一片天地。
一、心的文化与忧患意识
徐复观着力于中国思想史中所涵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抉发。他说：“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可以说是‘心的文化’”［1］，而“心”则被他确认为人的“价值的根源”或“道德、艺术之主体”。这种心的活动，与一般所说的心或心理学上的“意识”并不相同，它作为超越生理欲望的本心而存在。中国的儒家、道家以及后来的禅宗所说的心，是通过一种修养工夫，使心从其他生理活动中摆脱出来，以心的本来面目活动，这时的心才能生发出道德、艺术和纯客观的认知活动。
“心的文化”铸就了中国文学的心灵型态。在传统的文学思想中，心灵型态包含着如何解决文学作品的个性与社会性的问题。徐复观认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表达了我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基本看法：“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故谓讽。诗人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而咏歌王政。故谓之雅。”徐复观解释道，所谓“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即是发抒自己的性情，发抒自己的个性。“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这是说作者虽系诗一人，但此诗人之心，乃是一国一心； 即是说，诗人的个性，就是诗人的社会性。诗人的个性何以能即是诗人的社会性? 因为诗人是“揽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总天下之心，四方风俗以为己意”。即“诗人先经历了一个把一国之意，天下之心，内在化而形成自己的心，形成自己个性的历程，于是诗人的心，诗人的个性，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心，不是纯主观的个性；而是经过提炼升华后的社会的心，是先由客观转为主观，因而在主观中蕴蓄着客观的、主客合一的个性。”［2］因此，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精神总是笼罩着整个的天下国家，把天下国家的悲欢忧乐，凝注于内心，以形成其悲欢忧乐，再挟带着自己的血肉把它表达出来，于是使读者随诗人之所悲而悲，随诗人之所乐而乐，作者的感情和读者的感情，通过作品而融合在一起。
徐复观在诠释中国的“心的文化”的人文精神时，还提炼出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忧患意识。他认为，从殷周之际开始，中国的人文精神就跃动着忧患意识。从《易传》看，忧患意识之所以形成，跟周代统治集团与殷纣之间微妙而困难的处境有关。“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正是周人在困境中精神自觉及责任感凸现的反映。殷周之际忧患心理的形成，乃源于当事者对吉凶成败的深思熟虑的远见，忧患意识暗示了成败得失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由这种责任感而来的，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
徐复观发现，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是以忧患意识为起点，儒道两家的基本动机都是出于忧患意识。只是儒家面对忧患而要求加以救济，表现出一种“吾非斯人之德而谁与”的入世精神；而道家面对忧患则要求得到解脱，表现出一种“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的超越精神。
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动力，这一观点是深具慧眼，并且符合文学史实的。徐复观认为，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基本条件，首先在于不失其赤子之心，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不失去自己的人性，便是得性情之正；能得性情之正，则性情本身自然会与天下人的性情相感相通。
于是，文学创造的基本条件及其成就的深浅大小，来自作者在具体生活中的感发的程度，再加上表现的能力。一个作者如果有高洁的情操，深厚的同情心，便能有高洁深厚的感发，形成创作的醇美动机，写出伟大的作品。作者以儒家思想作为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遇，必然会产生对人生、社会、政治的无限悲情感与责任感。于是，文学创作敞开了无限创作的源泉，超越了那些蠕蠕而动的为一己名利之私的时文。因此，作者若能注重人格修养，得“性情之正”，使道德内在化，内在化为作者之心，心性与道德融为一体，由道德而来的仁心与勇气，加深和扩大感发的对象与动机，能使作者见人之所不得见，感人之所不能感，言人之所不致言。既宣泄自己的深衷，又直扣众人的心弦；既发抒自己的孤愤，又把握众人的情怀，从而达到真情远注、腠理入微的理想境地。
二、礼乐之心与尽善尽美
作为现代新儒家，徐复观首先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他认为，中国古代常将“礼乐”并称，儒家的哲学思想大半是从乐与礼两个观念出发的。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宗旨。正如孔子所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以说，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孔子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
徐复观指出，就现在所能看的材料看，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孔子不仅欣赏音乐，而且对音乐作了一番重要的整理工作。其证据是《史记•孔子世家》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种陈述是可信的。而春秋战国时期的《乐记》，正是对孔门有关音乐艺术理论的总结。
儒家说礼乐，着重礼乐所表现的精神。礼乐的精神是什么呢? 徐复观认为，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乐表现为情志陶冶； 礼的精神是序、节、中、义、理，表现为恭敬与节制。乐的精神在和，礼的精神在序。乐中有礼，礼之中也必有乐，“乐自内出，礼自外作”，乐是不可变之情，礼是不可易之理，合乎情然后当于理。乐是内涵，礼是外观，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养成乐的人格世界，必须对“乐”有一规定。而孔门要求于“乐”的是美与仁的统一，即：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孔子之所以说“郑声淫”，是因为郑声不符合尽善尽美的标准。韶乐之所以尽善尽美，是因为尧舜的仁的精神融透到韶乐之中，形成与“乐”的艺术形式完全融和统一的内容。
至此，徐复观阐明了儒家所说的“礼乐”与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发展的密切关系，并分析了“礼”与“乐”的内在联系和孔子的“仁美统一”、“善美统一”的思想内涵及其重要价值。然而，艺术的尽美与道德的尽善为何能完全融和呢? 按徐复观的见解，乐的一般本质与仁的本质，本有其自然相通之处。乐的一般本质，可以用一个“和”字来总括。在孔子那里，仁者必和，和中涵有仁的意味。因为仁者爱人，而“乐者异义合爱者也”。“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境界与“乐合同”境界自有会通之点。所以徐复观说：“乐与仁的会同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因而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安定了道德的力量。”［3］徐复观揭示出孔子的美学理想的核心是“尽善尽美”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孔子非常重视艺术给予人的审美感性的愉快和享受，而反对禁欲主义的自我禁锢和人为藩篱。孔子认为音乐乃至艺术作为美，既能满足一种精神的向善、提升，又给人一种感官的享乐、愉悦，儒家重视人格的善和艺术的美，并将人格之善融于艺术之美，艺术之美附丽人格的善，使人生在充满善的仁义光辉时，又耀眼地呈现出美的绮丽虹彩。人生与艺术达到一种理想性的完美融合，艺术作品也因人格善的灵魂滋润流淌而闪耀星光般晶莹的亮点，具有美的内在力量。因此，儒家艺术精神既不追求单纯的功利宣传教化功能，也不走进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儒家追求的是美与善的统一，善为美、美为善，善美妙合无间。
儒家追求尽善与尽美的最高理想。这一思想是异常深刻的。在孔子的思想中，“真”(道德之真) 和“善”(行为之善) 实际上是统一的，也就是说认识论(求真) 和修养论(求善) 实际上是统一的。孔子所说的“美”，是一种以“善”为内容的美，是表现“善”的美感形式。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对孔子所言“尽善尽美”一语解释道：“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这种解释可谓深得孔子本意。所谓“尽善尽美”的“善”是一种内容美，而“美”则是“善”的形式美。由此可见，孔子所讲的“美”与“善”是统一的。孔子以善统率真和美的观点奠定了儒家的认识观、道德观和美学观，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和发扬了这一观点。
徐复观把儒家“尽善尽美”精神看作是中国艺术思想的宝贵财富。他阐述“尽善尽美”的儒家艺术精神，目的在于彰显中国人充满德性的艺术心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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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虚静之心与自由之境
在孔孟儒学中发掘出乐仁合一与尽善尽美的主体心灵性原则后，徐复观又在庄学、玄学中发掘出审美观照与艺术自由的主体心灵原则。徐复观认为，如果穷究到底，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最后只有孔子和庄子所开启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昭示了“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可以作为万古的标程。但在现实中，孔子所显示的终极典型，乃旷千载而一遇，儒家所谈的艺术只有在人欲尽去而天机活泼时方能领受。因此孔门艺术精神不能在凡夫俗子脑中生根，也不易在文人心中落实。至于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则是一种人生艺术化的纯艺术精神的性格。徐复观对庄子的艺术精神进行了十分深入细致的考察，他试图通过对庄子的再发现，剖析庄子的“虚静之心”，来捕捉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
庄子哲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 这是徐复观首先要探讨的问题。他指出，庄子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庄子言道，主要目的是为他的人生追求提供形而上的宇宙本体论根据。在庄子看来，” 道”“生天生地”，它内化于天地万物之中，并通过其生命运动表现出来。庄子所说的“道”，尽管有一套形上性质的描述，但从根本上说，是建立由宇宙通向人生的系统。道又是人生达到的最高境界。庄子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即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求安身立命的家园。
庄子本无心于艺术，但有时却将艺术当作人生体验来论道，因其对道的体会有的来自现实人生的经验，有的却来自艺术活动的启发，其所求的道乃是一种完整而理想的人生。庄子所言学道与艺术所谈创作实具同一精神状态。“庖丁解牛”、“解衣盘礴”、“削木为 ”等比喻所要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技进于道的精神状态。庄子经此而得艺术的人生，艺人经此而得艺术的创作。因此，道的本质就是艺术精神。庄子通过体道来超越现实人生，实现他所追求的理想人生。正是在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境界这一点上，庄子哲学才在本质上蕴涵审美意味和富有艺术精神。徐复观把庄子哲学的根本精神与美学的内在精神联系起来，亲切体悟到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所呈现的那种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的。在庄子那里，道是美，天地是美，德也是美，由道、由天地而来的人性，当然也是美。由此，体道的人生，也应即是艺术化的人生。庄子为了易于与世俗之美相区别，所以有时称这种根源为“大美”、“至美”。
道既是最高的艺术本质，那么艺术创作上所用的技巧(技) ，艺术境界上所达到的美感(美) 以及艺术欣赏上所得到的快感(乐) ，必皆出于道、进于道。在考察了庄子“道”的内涵后，徐复观着重分析了庄子的“虚静”说，揭示了“虚静之心”的真实内涵。
庄子以“虚静”的心境来观照宇宙自然，这正是一种审美观照。庄子所谓的“游心于物之初”就是游心于“道”，也就是对道的观照。要想实现游心于道，庄子指示了一个修养过程，这就是“外天下”，即忘世故，排除对世事的思虑；“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不被物役；“外生”，即无虑于生死，把生死置之度外。庄子把这种“外天下”、“外物”、“外生”的精神状态，称之为“心斋”和“坐忘”。徐复观指出，庄子所把握的心斋之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要熔铸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就必须达到“心斋”与“坐忘”。庄子所谓“心斋”是指“虚静”，“唯道集虚”，即以空明的心境，实现对“道”的观照。庄子所谓“坐忘”是“去知”，” 黜聪明”，即摆脱所谓的知识活动，从人的各种是非得失的计较和思虑中解脱出来。徐复观从庄子那里理出了达到心斋与坐忘的途径。一是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欲望不对心以奴役，于是心便从欲望的要挟中解放出来，这是达到无用之用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欲望解消了，实用的观念便无处安放，精神便得到自由。二是摆脱知识对心的束缚。与物相接时，不让心对
物作知识的活动，不让由知识活动而来的是非判断给心以烦扰，而使心从对知识的无穷追逐中得到解放。可见“心斋”、“坐忘”的整个核心思想要人们从自己内心彻底排除利害观念，心灵敞开无碍。
徐复观指出，“心斋”、“坐忘”的关键是“忘我”、“忘知”。欲望与知识同时摆脱，此即所谓的心、静、明，所谓的坐忘、丧我、无己。“凡是进到美的观照时的精神状态，都是中止判断以后的虚静的精神状态，也实际是以虚静之心为观照的主体。不过，在一般人那里，这只能是暂时性的。庄子为了解除世法的缠缚，而以忘知忘欲，得以呈现出虚静的心斋。以心斋接物，不期然而然地便是对物作美的观照，而使物成为美的对象。”［4］“心斋”、“坐忘”因去知去欲而“虚”以待物，以至于“静”；排除了欲望与心智的虚静之心，其效果是“明”。以虚静为体、以知觉为用的“明”，是美的观照的“明”。而这种“明”是发自于与宇宙万物相通的本质，所以此“明”能洞透宇宙万物的本质。由本质所导发的“明”，不仅照遍大千世界，而且成为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本质的自身，所以能通达一切，成就一切。庄子所讲的“明”，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虚静为根源的知觉；庄子所谓的“明”，正由忘我而来。从根本意义上说，“明”与“忘我”两者是同时存在的，“明”是由“忘我”而来的神圣瞬间。“虚静”是“明”的前提和过程；“明”是“虚静”的结果与显现。当然，庄子所谓的心的虚静，是有生命力的虚静，生命力由虚静而得到解放。庄子的艺术精神，是要成就艺术的人生，使人生得到“至乐”、“天乐”；而至乐天乐的真实内容，乃是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
四、余论
徐复观在《中国人性论史》等著作中对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进行了研究，试图从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道德的根源和人生价值的根源。同时，他在《中国艺术精神》中通过对中国艺术史，特别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及历代绘画论的研究，着重发掘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意识和艺术境界中所实现的人格自由。除道德学说层面外，徐复观发现中国文化还有一个艺术精神层面。他从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在艺术中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且概括出中国艺术精神的两个典型：一是孔子所显出的“仁与乐合一”的典型，它昭示了道德与艺术的最后统一；另一是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它张扬了一种纯艺术精神。徐复观注意到，儒道两家的文艺观在为人生问题上是相通的。庄子哲学的本意是着眼于人生，而不是为艺术而艺术。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儒道两家的文艺观是在为人生而艺术的基础上表现的两种形态。儒家强调仁义之心，偏向依存美，道家强调虚静之心，偏向纯粹美。就徐复观本人而言，仁义之心与虚静之心在他身上也是对立统一的。仁义之心，体现了他浓郁的人文精神取向；虚静之心，呈现了他更深沉的宇宙意识。前者偏于儒者的“以我观物”，后者偏于道者的“以物观我”。内在与超越、执著与旷达，是相对而言，貌似对立，实则相通。
注释
［1］黄克剑主编:《徐复观集》,群言出版社,1993 年版,第603 页。
［2］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2 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379 页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 页。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年版,第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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