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拉美经委会的一系列政策失败，致使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受到各方批判，甚至导致了拉美经委会衰落的后果。但是，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却因为“依附论”的兴起而得到了扩散。事实上，依附论是把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加以应用的，是直接地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大量边缘国问题的。同时，依附论没有在普雷维什那里驻足，而是把普雷维什用以解释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边缘思想用于对一国内部的考察，认为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依附论认为，对于边缘国来说，要想获得发展，就不仅要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同时需要认识到其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去寻求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依附论；资本主义世界化；中心―边缘结构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
〔作者简介〕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在对普雷维什的批评中形成依附论
依附论大致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从拉美国家产生并迅速扩散开来而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能够对既存国际关系进行有效地批判性解释的理论框架。依附论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中心―边缘结构，而这个概念是直接来自于普雷维什的。就此而言，依附论与50年代一度风行的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从学缘关系看，依附论学派似乎与拉美经委会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继承关系，相反，依附论学派是在对拉美经委会的激烈批评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依附论的兴起也恰恰是拉美经委会受到冷落甚至走向衰落之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依附论又可以看作是对普雷维什思想的进一步阐释。依附论学派从普雷维什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正是得力于这个概念，使依附论成为一个走出了拉美而有着世界影响的理论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普雷维什还应当感谢依附论学派，正是因为依附论学派赋予了中心―边缘的概念以更浓厚的理论色彩，才使普雷维什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人们经常提起的一位拉美学者。
在拉美经委会为拉美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时，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发挥了理论前提的作用，拉美经委会所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策略都是建立在关于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认识基础上的，或者说，是因为认识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试图用这些策略去打破或抵销这一结构。对于拉美各国而言，可以说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作出了积极贡献，使拉美各国在60年代呈现出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拉美经济虽然收获了稳定增长的业绩，但在其深层，却存在着劳动生产 率低等方面的隐忧。一方面，基于抵销中心国家影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使拉美国家趋向于封闭，大量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在拉美内部无法得到有效的消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烈的外部竞争而让制造业消耗大量资源却生产出质量低劣的产品。其实，对于拉美这些边缘国家而言，进口替代工业化是没有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上的独立自主的。所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仅仅是实现了进口结构上的变化，而对中心国家的依赖程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增强。由于进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对中心国家资本的依赖程度增强了，使中心国家更加能够利用汇率等手段而实现对拉美国家的控制。拉美国家传统的优势是农业，而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农业却受到了忽视，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工业又无法充分地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人口，也导致了就业方面的问题。
除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等理论也自产生之日起就遭遇了各方批评，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围绕着普雷维什的一系列理论而开展的争论促成了依附论学派的产生。我们可以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看作是边缘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一场徒劳无益的挣扎，所以，它投射给拉美经委会内部以及外部许多拉美学者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除了经济上的不顺，拉美国家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自由派观念的上升等更加助长了这种悲观情绪。除了拉美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外，“越战”也对拉美民众的神经造成了巨大刺激，在反越战的舆论声浪中，依附论找到了自己的坚实民众基础。很显然，美国对越南的持久入侵让同为边缘国的拉美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可能的未来，如果说经济依附充其量只会让拉美经济下滑，那么军事入侵的后果则是难以估量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担心多米尼加的内乱会导致第二个古巴的出现，因而悍然派兵干预，这一行为更让拉美民众再次感到中心国的军事威胁离自己更近了。“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同许多国家常常由学生领导的针对现行体制的抗议相互影响，并在1968-1970年游行示威和镇压中达到顶峰”。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不仅在早期结构主义者的心中“引起了失望情绪”，而且也在更大范围内“为人们接受依附论准备了条件”。〔6〕正是在这一条件下，一些后来被命名为“依附论”的学者们开始去理解边缘国家持久性落后的原因，他们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望，对国内政局与社会的不满，对国际社会的担忧甚至恐惧…… 更让他们的理论分析显得非常犀利，甚至有时显得非常激进。
二、依附论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观
虽然依附论是在对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依附论却从普雷维什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而加以运用。所以，应当说普雷维什是依附论的思想来源。当然，除了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早期理论之外，依附论还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思想指导，特别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去寻求启发。本来，普雷维什就一直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理论支持的。当然，由于普雷维什思想来源较为广泛，从而表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家思想融合的倾向，处处寻求折衷，以至于他的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依附论学者却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即更多地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且也在理论上显得更加激进一些，并使中心―边缘概念的批判性色彩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尽管普雷维什也认为边缘国的贫困和落后状态是由中心国造成的，而依附论则进一步指出，这是由中心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必然结果。所以说依附论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中去把握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的，它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造成了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是说，国家间不平等的世界中心―边缘关系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客观结果。 如果说普雷维什是从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尤其是比较优势论）出发去展开他的论述的，那么，依附论学者则常常是从反对现代化理论而开始他们的阐述的。我们看到，依附论的许多观点是在批判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中得到阐释的。
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史学家，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者，他的现代化理论――尤其是经济发展阶段论――是美国对越战争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罗斯托也被称为越战的“主要设计师”〔7〕。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从这个题目中就可以明显发现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根据罗斯托的观点，经济发展的道路只有一种，那就是按照他所给出的六个阶段而从传统走向发达。罗斯托认为，贫穷国家和那些已经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一样，都必须走过同样的道路才能走向发达。而发达国家则应“帮助”他们实现这一进程。所以，罗斯托积极鼓吹的主张就是，要求美国对落后国家进行干预和援助，认为美国有着帮助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责任，而越战就是这样一种思维的产物。
在国际社会反对美国越战的背景下，拉美的依附论学者在考察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历史时便将矛头指向了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对他所编制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神话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弗兰克激烈地批判了罗斯托的所谓发展阶段的谬 误，弗兰克对“一国内部的发展”问题与“国际关系中的发达”问题做了区分。根据弗兰克的意见，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以前，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无论是处在“发展”还是“未发展”状态，都属于一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或者说是由一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该国自身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或结构的产物或反映”。然而，在实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这一中心―边缘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压迫机制，它使边缘国家的发达与否不可能仅仅由自身的国内因素来决定，而是深深受制于整个世界体系，是受到国际关系的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的，从而表现为“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8〕所以，不发达国家的现况是由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不发达国家的现实，是来自于世界中心国家的压迫而把边缘国家置于不发达的状态之中。罗斯托所说的发达国家责任在实际上恰恰是一种辩护词，是对中心国家压迫和剥削边缘国家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做法，是为了掩盖边缘国家不发达的原因。
也就是说，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生成之后，也就不再有独立的国家发展问题，也就不再存在罗斯托所说的那种独立自为的发展“六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干涉在性质上属于压迫和掠夺，而不是帮助，即使打着帮助的名义，所行的也是掠夺之实。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体系中，一些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中心―边缘结构决定的，或者说，之所以世界上存在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是由这个中心―边缘结构决定的，正是因为形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使一些国家在压迫和掠夺另一些国家的进程中成为发达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被打入了边缘国家的行列。弗兰克对此作出了总结，并给出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9〕从这里不难看出，依附论学派所拥有的是一种世界视野，它把一个国家的发达与不发达放入世界体系中去加以考察和认识，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把一些国家造就为发达，与此同时，却使另一些国家成为不发达。随着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稳固化，随着世界中心―边缘成为国际关系和国家活动的基本框架，边缘国家再也不可能像罗斯托所说的那样循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步步升级而走向发达，至于发达国家“帮助”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也被证明是一种谎言。事实情况是，中心国家曾经拥有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自主性条件在边缘国那里都不再具备，边缘国时时处在一种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的状态中。
上述可见，依附论学派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即不是从一国自身的发展中去理解发达或不发达的原因，而是在国际关系的体系中去加以认识和分析。依附论学派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新颖的认识成果，是与它从普雷维什那里接受了中心―边缘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心―边缘概念使依附论学派得到了武装，能够在关于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去提出全新的见解，使以往一切替发达国家国际干预进行辩护的理论都以谎言的形式暴露了出来。不过，早在1957年，美国学者巴兰（Paul Baran）在驳斥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时也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认识，尽管巴兰尚未使用（也许他不知晓）“中心―边缘”的概念。在发表于1957年《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巴兰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但巴兰在分析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原因时，却与普雷维什以及依附论学派形成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发达国家恰恰是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所在。其实，在巴兰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也看到，虽然他没有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思想却已经形成，比如，当巴兰指出落后国家“始终代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不可缺少的穷乡僻壤”〔10〕时，显然已经表达了中心―边缘的思想。也许正是因为巴兰的分析中已经包含了中心―边缘思想，人们才把他作为依附论学派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对待，似乎把他看作是为依附论学派提供中心―边缘观念的另一个“普雷维什”。
加尔通在阐述中心―边缘结构时，是从道家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思想中获得了启发，从而指出了中心国中有边缘和边缘国中有中心。其实，依附论学派早已直接地表达了这一思想，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国际“中心―边缘”结构也同时渗透到了边缘国家内部，使中心国家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边缘国家的中心的拉拢，让边缘国家的中心成为把边缘国家的剩余高效地转移到中心国那里去的工具。这说明，依附论学派已经看到了中心―边缘结构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普雷维什的发现，那就是在世界上存在着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所构成的中心―边缘结构，而第二个层面则是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也都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对这两个层面的中心―边缘结构作出区分，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把边缘国家的经济剩余输向中心国家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部分，而且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同时生成的，即弗兰克所说的，一些国家的发达与另一些国家的不发达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所以，这两个层面的发现并不是要把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与国内的中心―边缘割裂起来而分别认识，而是为了更加精确地揭示中心国家实现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掠夺的秘密。
三、为何无法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
被依附论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和研究框架的中心―边缘概念虽然是直接来自于普雷维什的，但是，与普雷维什相比，依附论对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显然有着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如果说普雷维什的思想更多地停留在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形式方面，即在形式的意义上去获得中心―边缘结构的理解，那么，依附论则把中心―边缘结构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性质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且边缘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决 定了边缘国家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如果说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概念仅仅被用于分析国家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依附论则把中心―边缘的概念推广到对一国内部结构的把握，恰恰是通过对一国内部结构的这种把握，才弄清了边缘国家是如何被迫接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的。再者，如果说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是从属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理解的话，那么，依附论则把中心―边缘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即扩展到了对政治、社会等每一个层面的分析之中。不过，就对实践的影响而言，依附论却远不如普雷维什，这也是社会科学中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理论越完善，对实践的影响度可能越低，反而，理论越是不成熟，对实践的影响可能会越大。普雷维什对20世纪中期的拉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许多思想都直接地转化成了实践策略，而依附论虽然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却没有能够作用于实践。
当然，对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解决之良策。总体看来，无论是普雷维什还是依附论学派以及后来的加尔通，在使用中心―边缘结构这一概念的时候，都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我们所在世界的不平等，即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所在世界的真实面目。但是，在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问题上，普雷维什的策略仅仅能够解决一些表面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些表面问题的时候也只能收得一时之效。随着依附论学派以及加尔通对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认识和把握更深一层后，反而在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方面变得束手无策了，即使提出了一些设想，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底气不足。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概念及其视角都更多地呈现给我们一种理论批判的功能，而不是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如果说能够在认识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前提下而发现打破这一结构的实践方案的话，也许只有在全球化条件下才能够发现希望。而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一场新的历史运动，普雷维什、依附论学派以及加尔通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机遇。也就是说，之所以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再到加尔通都没有找到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出路，本身也是由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所决定的。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却又深陷于这一结构之中，总是在中心与边缘两极对立的思维取向中去寻找方案，从而表现出了徒劳无功的状况。应当承认，在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认识和分析方面，依附论已经实现了充分而深刻的科学认识，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这一客观结构已经变得如此稳固，特别是国家间的中心―边缘结构与国内不同阶层间的中心―边缘结构交织在了一起，而且，由于中心―边缘结构已经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生活和生产场所，成为人们开展一切活动的框架，以至于从解决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出发去寻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都无法取得成效。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以剩余价值还是以利润的形式出现的剩余都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剩余的规模；其二是剩余的使用方式。在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边缘国在剩余的这两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剩余在国家间的不平等分配后而使边缘国家的剩余规模变得很小，而中心国家却从边缘国那里获取了大量剩余；边缘国家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边缘国家的中心将其国家的剩余中的绝大部分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实现了这种控制之后，并不像中心国家那样用于投资，而是用来维护自己的穷奢极欲，用于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用于维护稳定等对付边缘反抗的暴力威慑方面……因而，边缘国家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比较劣势只能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即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更加贫困的状态之中。阿明在分析边缘国家剩余的使用时指出，边缘国家的“剩余的形式及其用途取决于外围形态的性质，取决于外围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15〕边缘国家被拉入到中心―边缘结构中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从中心国家获取用于生产的投资，就越会把自己的剩余用于非生产的方面，就越倾向于浪费自己的剩余。其结果也就是让中心国家获得了控制它的能力，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中心国都可以实施对它的控制，而且，它也不得不听命于它所属的中心国家。
梳理拉美国家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在其追求现代化的早期，上层人士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中心国家的一种盲从，他们渴望过上发达国家那般舒适的物质生活，希望通过模仿来实现本国的发展。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危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转移到了边缘国家而让边缘国家陷入危机之中时，开始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支配与依附关系，特别是当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边缘思想之后，才让拉美清晰地看到了世界的不平等图谱。这个时候，虽然许多人意识到拉美人不应“忘记现代化的另一面”，却没有人打算改变这一点。所以，拉美上层人士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继续促进着拉美国家的边缘化，并越来越深地依附于中心国家。拉美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依附论学派正是在拉美的教训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依附论学派却无力改变世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拉美的话剧每日每时都在上演。这是因为，每一个边缘 国家的中心都像拉美国家的上层人士一样，都热衷于追求中心国那样的物质享受，都强烈地希望模仿中心国的发展模式，都热心于通过到中心国家去旅游这一方式去亲身体验发达的气氛。在这个过程中，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通过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而去获得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同时也在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的过程中谋求来自于中心国家的庇护以及各种各样的“许诺”（例如实现中心国那般现代化的“许诺”）。
在边缘国家进一步边缘化的过程中，其知识分子往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早一批认识和了解了那些处于中心的所谓发达国家的人群，他们通过阅读而了解了那些已经成为中心国家的历史，陶醉于西方近代早期因为自由主义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因而，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并能尽快地赶超发达国家。这种对富裕生活的原始冲动是值得理解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或者说，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幻想的幼稚而表达对这个人群的轻蔑。因为，他们一般说来都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不过他们属于一群比文盲还要无知的知识分子而已。虽然他们无知，但是值得尊重，因为他们完全不同于这些边缘国家发展过程中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发现，在每一个边缘国家中，其发展过程中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不再处于无知的状态中，反而非常清楚和明了中心国家发展以及发展模式所存在着的那些弊端，特别是在中心―边缘的概念被提出来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后，知识分子也更加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如何受到了中心国家的压迫和掠夺，但他们学着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腔调说话，即要求按照西方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去推动自己国家的发展，积极地向其政府献计献策。如果说其早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无知的幼稚”的话，那么，再生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则用同样的腔调掩藏了他们的极度精明，他们倡导学习和借鉴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反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谋划。也就是说，他们的全部目的是要让自己挤进边缘国家的中心。哪怕这个国家迅速地朝着更加边缘的方向移动，只要他挤进了这个国家的中心，那么，他的一切利益也都能够得到实现。即使在他尚未挤进边缘的中心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崩溃或破产了，他也会因为曾经做过中心国家的吹鼓手而较为容易地得到中心国家的收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这些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是精明的，却不像早期的那些无知的知识分子一样值得尊重。所以，普雷维什在其晚年更多地面对的是这样一批努力向中心国话语靠拢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地向边缘国内推荐中心国家的各种理论，试图在中心国家话语霸权的荫蔽下获得尊荣。 普雷维什在《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指出，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实质上是以新名称之虚而行资本主义之实，而“这是我们这些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智力依附现象的新证据”〔16〕。“智力依附”一词所揭示的正是知识分子出于个人利益而向中心国献媚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普遍现象。可以断言，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方面并不比中心国家的知识分子逊色多少。比如，普雷维什就属于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他的理论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他用一个中心―边缘的概念揭示了世界的本质。但是，个人的利益追求却让许多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普雷维什那样去思考。在边缘国家中，特别是处在迅速发展状态的那些边缘国家中，知识分子的利益驱动让他们显得无比浮躁，他们表现出一种急切地向其社会中心移动的强烈愿望，一种强烈的追名逐利要求驱使他们作出了投靠中心国家话语霸 权的选择，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获取功名利益的快车道。由于边缘国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作出了这一选择，所以，边缘国家在整体上形成了对中心国家的“智力依附”。这样一来，掌握了信息、知识以及话语的知识分子与掌握了政治、经济权力的上层人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维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力量也就显得无比强大。或者说，在边缘国家形成了一个既有智力支持又有权力依靠的中心群体，他们学会了利用中心国家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也学会了用一切巧妙的方式去讨伐和镇压国内的边缘反抗力量。所以，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显现出边缘国家的中心无比卖力地维护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状况。在边缘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需要知识分子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提供智力支持，某种话语往往能为某项政策的实施扫清不少障碍，甚至能够提前限定人们的思考范围和营造适合某项政策的思想氛围。知识分子在向政治和经济精英的靠拢中也能够从那里获得诸多好处，他们用对中心国家的“智力依附”去与当局交换，往往换来了社会地位的提升，实现了在边缘国家向其中心跃进的目的。这样一来，在知识分子达成自我的目的时，就巩固了其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在知识分子对中心国家的“智力依附”中，则强化了中心国家的话语霸权，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