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很长一段时间受苏联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苏联传入中国以来，该书的研究主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只有全面地考察《教程》给中共党史研究带来的影响，才能够对《教程》有客观的评价，才能进一步地推进当代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创新。
〔关键词〕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共党史；党建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A类课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13JD71003）
〔作者简介〕汤志华，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钟慧容，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4；
对于《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主旨的影响，主要从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两个方面来阐述。
任何一门学科创立的首要任务，都是确立研究对象，也就是明确学科的研究客体。《教程》在“导言”中这样描述： “本书（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对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史的简要描述。”〔2〕它框定了联共党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与观点。随着《教程》的正式出版并被引入到中国，其对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影响也日益明显。
在斯大林主持编写《教程》之前，苏联历史 学家也曾编写过联共党史教科书，斯大林都不满意，“或者因为它们没有联系我国的历史来说明联共（布）党史；或者因为限于平铺直叙地描写事件和派别斗争的事实却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或者因为有结构不正确，对历史事件分期不正确的缺点”。〔7〕为此，联共（布）中央专门成立特设委员会负责《教程》的编写。《教程》出版后，长期作为苏联唯一的党史教科书，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决定了此后苏联史学概念体系的所有内容，主导了在上个世纪40-60年代的苏联史学、社会历史学的研究方向，而且一直影响到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史学研究。《教程》导致苏联历史进程理论和方法论的僵化与长期停滞不前，致使苏联史学界内公式化、教条主义以及一些空谈占据统治地位。它阻碍了苏共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诚如H・H・马斯洛夫所认为的：“苏共二十大以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彻底崩溃，作为其思想体现的《教程》被抛弃之后，才有苏共党史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著作问世。”〔8〕然而，直至苏联共产党（布）丧失政权、苏联解体，苏联党史都没有真正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张静如先生所认为：“它（编者按，指《教程》）不是按照历史学科而是按照理论学科的要求来撰写苏联共产党历史的，弄错了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长期弄不清楚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是阻碍党史研究正常发展的内在因素。”〔9〕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为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受此影响，该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并没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学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党史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学科研究进展顺利，成果颇丰。张静如明确指出，党史学科首先是历史学科，“应将中共党史视为一门历史学科纳入中国现代政党史的范围，主要采取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从事研究的观点被普遍接受”。〔10〕谢萌明、周一平也认为，应把中共党史划归到历史学科，并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党史学理论、党史史料学和党史学史三部分。〔11〕
二、《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历史分期影响
三、《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影响
在早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对于党史研究的重点及内容与《教程》传入之后有了很大变化。早在建党初期，蔡和森在梳理中国共产党发展线索的基础上，就提出注重从思想路线、组织工作、重要会议、党内生活、党内精神面貌等多角度研究中共党史；他还在《党的机会主义史》里着重研究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发生、发展以及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16〕
《教程》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著史思路，对苏联党史研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宣扬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批判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生产不发展的情况下急于改变生产关系。〔17〕《教程》过分渲染领袖个人作用和党内斗争残酷性，这使得一段时期苏联党史的研究工作尤其突出“斗争史”。苏联党史集中在对俄国革命运动史和布尔什维克史的研究，把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作为当时研究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1934年8月，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连续联名著文认为，历史教科书应突出强调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之间的区别和深刻的对立性。〔18〕
《教程》对苏联党史研究的侧重点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教程》充满着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思想，尤其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史研究过于突出党内路线斗争、突出个人，把中共党史变成了路线斗争的历史、领袖个人的历史。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不仅研究深入、思想活跃、领域开阔、成果辈出，而且党史学科理论建设体系基本形成。党史学界在这个时期也不断反思。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首届研讨会于1987年11月在上海召开；时隔不久，《世界历史》编辑部于1988年4月底在北京召开了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考察――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到《改革新思维》的学术座谈会。其中，中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北京市党史学会、《求是》杂志社、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北京师范大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和《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于198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座谈会”最为突出。这些都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内容的不断反思奠定了基础。
四、《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影响
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形成学科研究方法体系是中共党史学科发展中的关键问题。早期的中共党史著作对研究方法涉及不多。但由于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许多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及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而能够把“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运用到党史研究中”，使得“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在其著作中得以体现。比如蔡和森、瞿秋白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共产党在萌芽与起步阶段的成绩与不足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评价，为以后的中共党史研究奠定了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但是，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则出现了迷信与盲从共产国际的倾向，〔19〕这也无形中为中共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照搬《教程》中的研究方法埋下了伏笔。
从史学方法论的视角而言，《教程》中有相当部分用史实为政治作诠释，并采用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和“上纲上线”的阶级分析法，充斥着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争论，字里行间流露出了“权力话语”；它还美化、神化个别领导人，尤其是神化斯大林，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的党史研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由于长期以来受苏联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经验化的影响，加上中共党史理论界一段时间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误解，致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研究是以阶级斗争与路线斗争为主线的研究模式存在。
因此，对于当前中共党史的研究，研究者“一定要详细占有资料，认真分析材料，得出恰当的结论；研究中共党史，也应当把中共党史的发展放到不同时期的社会变化中去考察，放到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的环境中去考察。研究中共党史，还应求助于历史辩证法，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用全面的观点，用相互联系的观点，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分析问题。”〔20〕同时，研究者还要吸收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和现代西方有关史学理论与方法中有用的部分，“强调努力扩大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加强与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文化学、教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将心理史学、社会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等新史学方法引入中共党史研究，开拓出新的学术思路。”〔21〕上述这些，为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方法，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中共党史研究都应该大胆地吸取、借鉴和应用。只有如此，才能使中共党史研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教程》的负面影响带给中共党史研究方法论的教训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