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上世纪，即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期，特别是1967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在国家打响了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的会战中，来自上海、北京、杭州和黑龙江省各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一批又一批来到开发初期的大兴安岭，投入到开发大军中来。
在首府加格达奇以南，有一处叫做大杨树煤矿的地方，这儿邻近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首府尼尔基。大杨树这个地方也来了许许多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其中的一位扎着两个小辫子、天真活泼、朴素文净的小姑娘，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名叫胡晓燕。这小姑娘虽然才十几岁，但聪颖智慧，多才多艺，性格开朗，工作上进。她担负了单位的新闻报道工作，经常向报社、电台写一些新闻稿件，同时还担负起单位的一些文字起草、总结报告等方面的工作，业余时间还经常进行文学创作。不久就显露出她的出众的写作才华和文字功夫，加上她有一手很漂亮的钢笔字，这不但引起了单位的重视，同时也引起了当时的地委书记王钊、地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当地的“大笔杆子”曲俊峰的注意。因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大兴安岭地委机关缺文字人才，一纸调令，胡晓燕即被调入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她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但几年后，因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胡晓燕便以高分和优异成绩考入黑龙江大学，从此，这位年纪轻轻的“女秀才”便离开了大兴安岭林区，开始她在高校的攻读生活。
胡晓燕的父亲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革命”，他叫胡开明，也是本文的主人公。胡开明同志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曾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作家杨沫的《青春之歌》里有他的形象。他在察哈尔省时就担任副省长。林铁担任河北省委书记时，他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后因主张坚持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严厉批判。毛主席虽然错误地批判了他，并给他带来了将近二十年的痛苦与磨难，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万里任第一书记的安徽省委，他担任了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还兼任了省农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由万里兼任）。他在凤阳小岗、肥西三河以及宣城、繁昌等地，在安徽广大农村，大力支持“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终于迎来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百花盛开的春天。本文就是记载了这一过程，并详细回顾了胡开明光辉灿烂的一生。
从1980年到1983年，继胡瑞镜同志之后，我给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同志担任了整整四个年头的秘书工作，几乎每天都在开明同志身边。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处世为人，他的无私情怀，他的献身精神，今天历历在目，不由让人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与思念。
胡开明同志当时还兼任了省农委第二书记，农委第一书记开始是万里兼任，后由当时的省委书记王光宇兼任。当时的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省委第一书记是万里，第二书记是顾卓新。后边的书记还有赵守
一、王光宇、杨蔚屏等同志，常委、秘书长是袁振。当然，分管其它方面的工作的除了胡开明，还有程光华、刘廉民等同志。我的感觉是，当时以万里为首的安徽省委一班人，是一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疾苦、真正为广大农民群众寻出路、谋幸福的领导班子。他们敢于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敢于支持农民在责任制方面的探索，这是一个团结、务实、创新的战斗堡垒。在万里支持下，胡开明、袁振两位同志在农业责任制上是冲锋陷阵的勇士，是敢于承担责任、敢冒风险的“中流砥柱”。 而光宇同志老练沉稳，思想解放，是坚决支持搞责任制的。
（一）胡耀邦称赞胡开明是我们党内的“先知先觉者”
10月下旬的一天，胡开明同志来到办公室，神采格外飞扬，满脸红红的，喜形于色。他高兴地说：“育u，耀邦同志给我平反了！党中央给我平反了！”他高兴地像个小孩子，非常兴奋。可以说，这一天是我当秘书以来看到开明最高兴的一天。听办公厅的同志说，近日耀邦同志一直在安徽视察。当时他被安排在稻香楼宾馆的“西苑”居住。省委常委会也安排在西苑小楼里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以便由省委汇报工作，耀邦同志作指示。
耀邦同志的记忆力让人称奇，他还记得这位当年在河北张家口主张搞“包产到户”而遭到毛主席严厉批评的胡开明。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
（二）历史证明：他是一位被毛主席批判错了并被历史证明
具有历史性功绩的思想解放先行者
胡开明同志曾亲口对我说，“一二・九”运动时，他是北京东北大学学生领袖，是“一二・九”运动的“纠察队长”。但经深入了解，开明同志当时就读于北京冯庸大学，后转考进东北大学经济系。“一二・九”爆发当天早晨，他作为东大游行队伍的组织者，在集合起来的东大队伍面前进行了情绪激昂、鼓动性很强的“战前演说”。在这场运动中，他担任了“东北大学学生救国工作委员会”常委和东北大学出席北平市学联的代表、平津学联筹委会常委。由于他的革命活动和演说水平出众，激怒了反动当局，对他恨之入骨，曾先后两次将他逮捕，后一次给他带上手铐脚镣，关进死囚大牢。但他正气凛然，立场坚定，顽强斗争，直到获释。据了解，我们党的地下组织通过张学良（因张兼任东大校长）全力营救这批优秀学生。后张学良派出他的秘书（此人是我党地下工作者）到北平作工作，终于释放了胡开明等被捕、并即将送上刑场的学生。
在这期间，开明同志回忆起许多动人的故事。在繁忙的工作间隙，他叙述，我记录整理，先后整理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北平河北高中的一场激烈斗争》以及《第一次被捕、第二次被捕的经历》。（这三篇回忆文章均附后）
开明同志回忆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其故事情节被著名作家杨沫写进了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人们以为是虚构的故事，但胡开明同志证实并详细讲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开明同志说，在《青春之歌》里，许宁这个人物是以他为原型而塑造的。同时其他学生领袖和主要人物身上，也能看到开明同志的身影和故事。
大家不妨详细看看文后附录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开明同志是怎样被一位爱国的老人、年轻的姑娘相救，是怎样把他藏进老百姓的被窝里。看到了这些内容，就会了解，人民是怎样用生命保护革命者，用生命保护共产党，真是催人泪下。
这也许能让我们理解，解放后胡开明当上“大官”后，为什么能不忘老百姓，敢为人民鼓与呼、为民请命，即使自己身受冲击、批判、诬蔑、高压、承受了几十年的政治迫害，也能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宁死不悔。因为他有力量的源泉：人民！
胡开明遭受几十年的政治迫害和无端打击，是因为他实事求是的主张，与我党建国以来长期“左”的政治路线和扭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冒进，以及浮夸、共产、官僚等之风气发生了冲突。
胡开明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他没有脱离人民，没有高高在上，而是始终坚持深入下层，调查研究，查实情，说实话，办实事，有一说一，实事求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探索中，冷静的思索多于感情的狂热，理智的思维多于意识的膨胀，坚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正确的认识来自于群众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这方面，他以冷静的思考、求实的态度、拒绝“跟风”的独立思考能力，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成为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就像胡耀邦后来评价的：他是我们党内的那一批“先知先觉者”之一。他品质可贵之处是，不是学马列的皮毛，而是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因此他才能成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胡开明一生中受到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批判。毛主席是全国人民的大救星，是伟人，对中国革命和共和国的诞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着杰出的贡献。这都是毫无争议的。但毛主席是伟人，也是一个凡人，他不是神。也是一位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人。他也难以避免犯错误。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农村因“天灾人祸”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饥荒，许多省出现了饥饿、寒冷而造成的大量死亡的状况。由开明同志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张家口市因地处高寒、北陲，加上狂风、干旱、冰雹、水灾、和鸟灾、病虫害，多灾并发，使饿殍现象更加惨不忍睹。胡开明下到多处农村调查，发现死亡人数日渐增多，有的村庄，甚至活着的人被饿的没有力气，难以把死人从屋里抬出来埋掉。
在这种情况下，他冒着丢官和被批判的风险，力主解散“公共食堂”，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和家禽，试行牲畜 “分户喂养”和“草半养”，允许荒山林地承包给个人，主张进行生产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他们这些救人救命的措施使许多农村恢复了生产，重现了生机。特别是他的“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报告，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和采纳。
河北胡开明，有这么一个人。“开明”，但就是“胡”开明！是个副省长。听了批评‘一片黑暗’论调的传达，感到压力。你压了我那么久，从1960年以来，讲了两年多了，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
毛主席讲话中的这一句“我也可以压你一下嘛！”令他本人想不到的是，这段话给胡开明及其一家人带来了将近二十年的灾难和痛苦，其间不知遭受了多少次批斗、殴打、囚禁、冲击和贬斥，几十年皮面丢光，几十年生不如死。亏得胡开明性格开朗、坚强，能透过历史风云，看得远，想得开。终于活了下来，终于熬到了阳光重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活到了艳阳高照、春风拂面的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亲眼看到了“左”的路线覆灭，实事求是路线的回归。亲眼看到了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覆灭，党的正确路线的回归，并欣喜地看到当年他所主张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责任制在全国农村象鲜花一样盛开，全国农民陆续走上了文明、富裕、幸福之路，这是开明同志的最大心愿！真是好人终有好报！
但是，改革开放前后，即1978年到1983年，胡开明在安徽省也经历了一场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激烈斗争。
（三）万里点将，胡开明走上安徽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线
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刚刚主政安徽时，安徽农村绝大部分地方受极“左”路线影响，尚未摆脱“大锅饭”、“大呼隆”的桎梏，农民虽然辛苦一年，地里就是不打粮食，广大农民还处在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困境，许多人家全家合盖一床破被，特别象沿淮、淮北一些地方，凤阳、泗县、怀远等一些地方，冬、春季节，大批人外出讨饭，乞讨人往往把一些火车站候车大厅都挤得水泄不通。
农村的状况，使万里为首的省委一班人十分焦虑，如何改变这种农民吃不饱、田地不出粮食的状况，他们在思考六十年代“包产到户”曾使一些地方出现过“粮食丰产”、“农民吃饱”的现象。
万里这时想到了那位曾被毛主席点名批判而历史证明批判错了，至今被贬在河北省一个小县级市当最后一位（第八位）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开明。1978年7月份，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亲自安排胡开明到安徽工作。
胡开明在电话里对万里说，调转手续还没办，党员组织关系也没转，怎么动身？万里干脆地说，不用了，你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谁不知道？先来吧，手续以后办也不迟。
说到这里，不妨再说说万里。万里也是一块“好钢”，是邓小平点将，把他调到安徽，把这块“好钢”用在安徽这块“刀刃”上的。最近看到陈廷一写的《天地良心――万里在安徽的岁月》这篇文章写道，1977年“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撤职罢官的铁道部长万里，正被下放在辽宁营口一个农场果园里“劳动改造”。1977年6月被邓小平点将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同时，中央又委派学者型、精通经济工作的顾卓新和熟悉组织、人事工作的赵守一做他的左膀右臂。邓小平对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叶剑英说，安徽是文革重灾区，又是最穷大省，积重难返，问题堆积如山，需要派得力干部去！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安徽这个老大难省份一定要派得力干部去。他对万里说：“你得去安徽，给我杀出一条改革的血路来！”接着，小平又说：“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毛主席去世了，‘四人帮’打倒了，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两个凡是’解决不了饥饿问题。什么能解决问题，我们都可以试验嘛！也许我们的探索也可能失败。但是，我们允许失败，不允许不探索不改革啊！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因此我们没有退路，前面是雷区，后面是万丈深渊，必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万里是背负着小平的嘱托和激励来到安徽的。为了在安徽“杀出一条血路来”，走出一条改革、探索之路，他也大胆地在全国点将，陆陆续续，顾卓新来了，赵守一来了，袁振来了，胡开明从河北沧州来了，他把一些敢于探索、敢于改革、知老百姓冷暖的，敢于为民请命的好干部配进了省委班子。
（四）胡开明奔跑在肥西与凤阳之间，为农民创造的
“大包干”和“包产到户”撑腰打气
胡开明在安徽的第一任秘书是胡瑞镜，后任省教育厅副厅长。他跟着开明两年多，他来自高教领域，可能考虑开明同志分管文教，比较熟悉业务。据他介绍，开明同志来安徽后对教育界大刀阔斧，拨乱反正，深入整顿，纠正了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并安排了大批教育战线、文化战线的老干部、老教授、老教工，大家都称赞胡开明是个“好老头”，讲实话，办实事，工作严厉风行，办事干净利落。按着小平的指示，安徽文化教育战线很快步入正确轨道。但是，这一段，他的最大心思还是在农村。
1978年，安徽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八百里皖江和淮河的水位大幅度下降，许多支流已干涸，江淮大地河流沟渠不是断流，就是见底，许多地方连人畜饮水都发生了困难。预计这样下去，全省将减产几十亿斤粮食，又要出现饥荒年景。
1978年9月1日，省委常委会在稻香楼西苑的一个会议室里召开，专题研究如何战胜旱灾，渡过灾荒的问题。万里为全省的灾情和民众的生计深深的忧虑和愁闷。胡开明因是农委第二书记，又熟悉农村工作和农民的心思，在当时极“左”思想尚未完全清除，农村改革步履维艰之时，由省委直接提出“包产到户”的时机尚不成熟，但如何想办法渡过灾荒，给农民一条生路，开明同志还是有点子的。正在会议沉闷之时，胡开明站起来大胆发表意见：“大面积的秋种看起来已难实施，土地干得冒烟，种子种不下去。这样下去，土地将大面积抛荒，明年农民吃啥？一家人生活指望啥？农民穷得叮当响，别说没有那么多救济粮，就是有，哪里有钱去买？土地是集体的，也是农民的，与其荒在那里，撂在那里，何不借给他们去种？”万里和其他常委立刻眼睛一亮，好！一个“借”字，打开了一班人的思路。赞成的，感到顺理成章;既使不赞成的，也不便反对。这个“借”，实际上就是“包”，让农民先“包”几亩干干看。
（五）寒流侵袭，胡开明迎着反对声浪和凄风苦雨，
坚定不移支持农业生产责任制
在京的万里震怒。要求安徽省委派人调查“大包干”和“包产到户”责任制到底效果如何，用事实回答对责任制的责难。省委决定派出两个调查组。一个调查组由袁振负责，调查组人员由卢家丰和一位姓金的干事组成。另一个调查组由胡开明负责，调查组人员由胡瑞镜、张育u组成。当时我从安徽日报记者岗位刚刚调到省委任胡开明同志秘书，就参加了这次重要的调查任务。
两个调查组分头行动。调查的区域是相同的，一个是繁昌县，一个是芜湖县。调查的路线不同，由各自决定。调查的方式、题目、对象都分别由两个组根据事际最后做出，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和干扰。
由胡瑞镜和我组成的调查组，在油菜花盛开的阳春三月，走遍了长江南岸的繁昌县和芜湖县。我们邀请了许多基层干部和农民进行交谈，并同县委、县革委会的领导同志、县农委的同志，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同志，同一层层的领导交谈，大家都非常坦诚的介绍情况，汇报责任制后的变化，也不回避存在的问题。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了解，走访，核算，并经过梳理，我们写成了关于繁昌、芜湖两县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根据全面情况，实事求是地做出了结论：
（一）繁昌、芜湖两县农民所探索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不管是包产到组也好，包产到户也好，“大包干”也好，都坚持了土地公有，土地和水利设施仍为集体财产，农民只拥有承包权、使用权，而且都是按照责任制的形成作出规定，签定包产协议。上交国家的公粮一粒也不含糊，留给集体的一分一毫也不拖欠，农民的责任、权利明明白白。这绝不是什么“分田单干”，也不是什么“单干风”！《农村工作通讯》上的文章是对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粗暴歪曲和无端攻击！
（二）所谓“刮起单干风”后农村经济遭到破坏、集体财物遭到毁坏，也是一种不顾事实的瞎说。据调查，大多队生产队在实行责任制后，过去集体的农具、牲畜、房屋、机械，都采取了租借、转卖或有偿转让，或联户有偿使用，除极少数地方有些损失外，绝大部分地方解决的比较好，农民满意，干部们满意。过去集体所有的财产都得到了有效使用和保护。
（三）实行责任制后，粮食、油料等农作物不但没有减产，而是大幅度增产，有的甚至成倍增产。两个县粮食、油料成倍增长的生产队是大多数，增长少的其幅度也在三到四成之间。面对丰产丰收，农民喜笑颜开，只愁没那么多仓库和存粮的囤，纷纷要求粮站多收一点。过去是口中没饭吃，家无隔夜粮。现在愁得粮食没处放。因为粮食收购站也没有精神准备，粮站也无法放开收购。胡开明听到这一情况后幽默的说，粮多发愁总比没粮挨饿发愁好啊！
两个互不见面的调查组完成了调查任务后，先后向省委办公厅交出了调查报告。令人惊奇的是，据了解情况的同志说，两个调查报告所反映的事实完全一致，观点也完全一致，两个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为江南两县的责任制叫好，为农民创造的责任制撑腰，也为农村出现的蓬蓬勃勃的新形势击节赞美，两个报告都很快通过省委上报万里，让中央放心，同时也给那些向责任制发难、拨冷水的人以当头捧喝。后来，卢家丰那个调查组的报告还登上了新华社内参。两个报告不但摆上了万里的办公桌，同时也让更多的中央领导同志看到了这两份报告，对于中央了解安徽农业责任制发展情况，提供了有力证据。
如果说，《农村工作通讯》的发难是第一股“寒流”，不久，另一股更大的“寒流”也涌过来了。
1980年1月万里离皖赴京后，有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的同志，开始对责任制进行责难和质疑，甚至新来的接替万里工作的省委领导同志还提出“包产到户虽能增产，但干部要头脑清醒，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 “对农民的一些不正当要求，如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什么的，我们在迁就。毛主席早就讲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可我们是怎么教育的，教育他们去搞资本主义了……”。这些观点和认识传下去后，使许多中层和基层干部改变态度，对责任制产生了怀疑，形势急转直下。
当时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对责任制的责难是：“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不但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搞包产到户是怂恿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一些地方领导甚至闻风是雨，提出“紧急刹车”。
在与安徽交界的浙江、江苏省的一侧，则出现了“顶住安徽的单干风”、“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标语。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刻，王光宇、胡开明、袁振等同志没有动摇，没有低头，而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试验，支持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担任滁州地区书记的王郁昭，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还有更多的地一级、县一级领导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特别是胡开明同志，在担任省委常委的同时，还兼任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辅佐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顾卓新，主持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刚刚组建起来，日理万机、格外繁忙的情况下，他挤出时间，多次深入到肥西、凤阳的基层社队，甚至深入到生产队和农民家中，调研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经过近两个多月的调研，在开明同志主持下，高思明同志参加，由我执笔，写出了《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调查报告（全文见附件）。这个报告经开明同志审定后，很快送达省委办公厅。据说，袁振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后十分高兴，称赞这个报告观点鲜明，立场坚定，证据翔实，内容感人，是一篇很有份量、很有说服力的报告。这篇报告雄辩地说明农民的探索没有错，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错，省委的支持、鼓劲没有错。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对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批示，加以赞扬和肯定。批示中提到，“安徽的肥西、凤阳出现的包产到户和大包干责任制，方向是正确的，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当时作为一名秘书人员，总觉得小平同志一定是看到了胡开明、高思明的有关肥西、凤阳的调查报告，不然为什么对两个县的点名口吻、排列方式与调查报告一模一样。一定是小平看到了这个报告，为报告里的证据和数字所感动，而且他也知道胡开明是一位早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主张搞包产到户的老省级干部，知道这位被毛主席批判错了的干部，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而在这关键时刻，对责任制作出明确表态，这真如甘霖，洒在广大农民的心田，也彻底扭转了一部分高中级干部对责任制的怀疑、责难和打击。 《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这篇调研报告，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从八个大方面回答了一些人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怀疑和责难。这八个方面是：
（一）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是不是“分田单干 ”？
（二）包产或包干到户后，集体经济是发展了，还是削弱了？
（三）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对国家的贡献是大了，还是小了？
（四）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社队企业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
（五）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机械化是不是受到阻碍了？
（六）包产或包干到户后，科学种田是削弱了还是增强了？
（七）包产或包干到户后，是否会造成军烈属、五保户没人管， 甚至出现“两极分化”？
（八）包产或包干到户后，多种经营是否没有办法搞？
在从八个方面回答一些人对责任制的责难与否定之前，调查报告的开头部分对肥西、凤阳两县实行的责任制情况作了全面、客观的介绍：
肥西普遍实行的是：“包产到户”，凤阳实行的是“包干到户”，即“大包干”。两年的实践证明，这两种十分接近而稍有差别的责任制形式，都有力地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增产、增收、增贡献的幅度很大。今年秋季作物长势非常好，是建国三十多年来没有过的。
肥西县从1978年冬天开始搞“包产到户”，1979年夺得了空前丰收，粮食总产达到75450多万斤，比1978年增长一倍。1980年虽遭受旱、涝、虫、低温等多种自然灾害，仍获得丰收，粮食总产达75466万斤。今年秋季，预计单是油菜籽就可收获9000万斤，比油菜籽大丰收的1979年还要翻一番，是1977年的五倍。
上述情况，已经雄辩地说明了肥西、凤阳的责任制形式是成功的，后面的八个方面的答辩就更加有说服力，更加雄辩了。特将《用肥西、凤阳的事实回答八个问题》的原始调查报告附后，供广大读者细细品读。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当时的一些情况，现将我创作的“诗报告” 《凤阳，我捧起你水晶般的诗行》附后，供读者阅读。这首诗距今已三十年了，但还能看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