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 discourse) 一般指特定语境下人与人之间进行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话语方式就是说话或叙述的基本特征，一般体现为某一相对独立叙述系统中重要关键词的生成方式和表达效果。我们一方面强调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中话语方式的重要性，同时也承认中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话语的相对自足性。所谓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即主要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非针对某一族别、区域、文体或某些具体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局部研究。实践表明，在关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学科建构及模式转换的核心概念、重要术语、基本原理和学术框架等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现有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虽然还不够系统，但确已较为广泛地涉猎了诸如民族根性、原乡记忆、历史想象、宗教情怀、生态智慧、女性叙事、母语蕴涵、双语写作、多语叙事、结构方式、文体选择、修辞技巧、语际交往、翻译策略、外来影响、文学地位、入史观念、比较诗学、理论品格等重要层面，客观上初步形成了自身特点。为了总结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基本经验，进而为构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必要参照，本文试以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论文为主( 兼及少量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性研究论文) ，从类型学角度切入，初步归结出几类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宏观话语范型，以便更为清晰地把握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主导性言说方式。
一、国家意识形态话语
尊重国家总体文学的基本话语战略，追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自主话语方式，最终形成相对独立并行之有效的民族文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这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价值目标的有机内涵。基于此，在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系统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主导下的制度设计和道路选择常常被学者们优先考虑，因而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话语地位。支撑这种权力话语范型的核心概念主要有: 国家利益、政党意识、社会主义等。
吕微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 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学史( 又称民族文学史) 的当代著述是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党政府规划、反映特定民族自我意识的集体幻想以及写作者个人见解相统合的产物。其中，国家意识形态、民族自我意识与学者个人见解所占的比重以及三者之间的结合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主要缘于国家意识形态对学术领域的介入方式不同及其前后作用的力度发生了变化。[1]基于此种判断，他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总体地归于国家学术和现代民族国家方案之列。欧阳可惺在论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从另一向度印证了中华民族意识对少数民族作家及相关研究者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经由把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文学表现视为一个动态的、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建构过程的产物，可有效影响乃至改变部分少数民族作家、批评家将追求简单的、纯粹的民族主义作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想法，进而可望在深层次的认识理解中认同和确立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2]毫无疑问，无论是社会主义政党意识形态、国家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民族意识形态，它们更多的时候在价值取向上趋于一致，并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左右着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的总体方向。
回族学者李鸿然在1984 年撰文指出，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客观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当代社会历史情境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最为突出的本质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从其诞生的那天开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就担负着为民族地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以及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各族人民群众的崇高使命。李鸿然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其发展过程中出现过波折和失误，然而就其演进主流来看，其社会主义性质和总体方向却始终没变。[3]这种评价基本符合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实际。
刘大先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志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权威导向有清晰的论述，而且注意到市场经济时代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显著影响。他认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和建构的总体进程，无不表明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根本上说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产物。此前，他曾论述过少数民族文学社会主义性质的客观性与法理性。在他眼中，新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历史生成，主要基于两大原因: 一是在冷战格局中出于团结盟友一致抗敌的需要，二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新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需要。二者合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必然诉求与正确法理。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终极理想并不仅仅限于民族独立，而且还在战略的高度上谋求新生的新型人民共和国以及新兴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一流文学。蔡翔也表述过类似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最初的革命历史不但被逐步理想化、浪漫化、寓言化，而且也被高度地生活化、现实化、意识形态化，进而成为蕴含现代革命意识形态意味的国家神话。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大于族裔，国家重于民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重塑、文学叙事都必须被纳入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宏大逻辑框架之中。①
刘大先同时阐明了后社会主义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图景。他在《从差异性到再融合: 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各民族文学》( 《南放文坛》，2013年第3 期) 一文中，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并认为后社会主义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更为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具体而言，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打破了此前惯有的民族、地域、阶层、性别、认同，以驳杂而丰盈的姿色重新融汇在全球化、地方性、族群性的崭新环境中，体现出鲜明的重构特征和转型风向。总之，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虽然仍是传统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形态，但观念更加前卫，写作更为灵活，表现更为多元，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放。
事实上，无论我们对新中国、新时期、后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出何种描述，少数民族文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归属都无可置疑，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力作用也无法否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领略并认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及其理论表述的权力话语地位。
二、爱国主义话语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中华民族不断迈向复兴之旅的鲜红旗帜。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过程中的爱国主义话语，直接缘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56 个民族一家亲的局面逐步形成，爱党、爱国、爱民、爱家成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主题。正是在这面大旗的召唤之下，研究者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爱国主义思维来分析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并以此作为判断作家作品先进与否的重要尺度。
吴重阳、苏光文等老一辈学者尤为关注抗战文学大潮中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表现。吴重阳在论及少数民族抗日题材的文学创作时指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残暴特性，讴歌中国人民英勇反抗的英雄精神，构成了现代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中心主题。这一主题贯穿于小说、诗歌、报告文学和戏剧作品等文学样式中。辩证地看，抗战题材源自抗战生活，而火热的抗战生活又铸就了诸如舒群、马加、端木蕻良、穆青、李乔、华山、陆地、萧乾等一大批反映抗战生活的优秀民族作家。苏光文在阐述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华山、陆地、郭基南、金剑啸、舒群等少数民族作家的抗战文学时，将爱国主义视为其中心话语，并将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内涵分为两大层次: 一是表层的对于大智大勇和血洒沙场的献身行为的礼赞; 二是深层次的生命意识、苦难意识、自省意识与批判意识。[4]这种分析，不仅正视了抗战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独特作用，而且将少数民族抗日题材文学创作的价值关切上升到生命关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利益高度，拓展了我们的理解视野。由此可见，在国难当头的特殊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确实以其鲜明乃至强烈的民族感情丰富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爱国主义色彩。
晓雪在评价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状况时，同样突出了爱国主义主题。他认为，纵观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可以肯定，它一方面继承、发扬了新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紧扣时代脉搏、高吟爱国主义颂歌的优良传统，同时又挣脱了阶级斗争工具论的藩篱，大胆创新，回归本体，基本上克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相当程度上解放并发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力。[5]他的观点旨在表明，爱国主义已经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只可继承，不能丢弃。有的学者论述了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区域性少数民族文学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艾光辉等认为，新疆多民族文学在当代进程中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共同传承与发展了新疆优秀文化传统，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精神内核、以民族团结为核心主题、以开拓进取为独特风骨、以历艰不屈为生命意志、以除旧布新为重要内涵、以追求壮美为美学个性、以多元一体为发展趋势的总体格局与显著特征。[6]晁正蓉指出，爱国主义是维吾尔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维吾尔文学创作的中心话语。[7]艾比布拉阿布都沙拉木详细梳理了新疆民间文学、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诗作中的爱国主义脉络。他认为，新疆的少数民族史诗在其千百年口耳相传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蕴，其中，强烈的爱国主义、崇高的英雄主义和豪迈的乐观主义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论者同时以维吾尔族散曲家贯云石以及诗人翟黎里、阿布都热衣木纳扎尔、尼米希依提、唐加勒克等创作为例，分析了《滔滔的伊犁河》《足迹》《母亲大地》《苏醒的大地》《黎明前》《奔腾的开都河》《流芳》《祖哈巴特尔》等作家文学中爱国主义主题的历史继承性。在他看来，上述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擅长以宏伟的气势和高超的艺术反映新疆历史上那些叱咤风云、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从而赋予少数民族爱国主义更为深广的历史内涵和强烈的现代参照价值。这种分析，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对我们全面把握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爱国主义蕴涵很有帮助。罗艳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群范畴研究》( 《新疆社会科学》，2011 年第4 期) 一文中，以维吾尔族文学为个案，对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群范畴进行了探讨，认为民族团结是群范畴的主题外延，爱国主义是群范畴的精神内核，二者成为文学在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化维系力。艾美华在《少数民族文学中爱国精神的弘扬》( 《新闻爱好者》，2012 年第4期) 一文中，总结了蒙古族文学创作中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形态。王柏青在《论清代满族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满族研究》，2006 年第4 期) 一文中明确指出: 满族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这种爱国主义在满族的文学作品中也有鲜明的表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维护与歌颂大一统局面，这是爱国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其二，热情赞扬中国历代爱国主义代表人物，继承与发扬了这种传统精神; 其三，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抒发了爱国主义的抗争思想与忧患意识。另外，在其他方面如表现英雄主义、关心社会现实、抨击腐败现象等，也都是爱国主义的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中的爱国主义话语常常与中华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民族融合紧密相关。正如曹顺庆所说，多民族融合不仅推动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且刺激文化、文学的繁荣。究其实，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学的繁荣都与多民族交流、融合相关，魏晋南北朝和盛唐时期的民族交往均带来文学的繁盛，元代戏曲也不例外。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借鉴了汉民族文学的经验，而且少数民族文学内部也不断交融新生，汉民族文学同样可以参照少数民族文学的有益养分。本着这种态度，才能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才能带动中国文学以自身的姿色走向世界，进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学的民族因素。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与爱国主义相伴而行的，还有所谓人民话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国、爱族、爱民、爱家在社会主义民族大团结的政治语境下有机统一起来。
三、民族身份话语
这里所说的民族身份主要有两重含义: 一是相关少数民族文学自含的民族意识; 二是文学研究者在具体的理论批评过程中所持有的民族属性评价指标。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对前者的发现、评判与强调。就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既有研究的总体状况来看，多数学者都能自觉乃至强烈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身份问题，并对部分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弱化之势表示忧虑。
王亚斌认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同质化趋向正把世界各地的民族文化纳入到一个更大的话语权力结构之中，其结果，各民族原有的民族意识和文化特性受到压制，造成各民族文化原质的失真。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遍引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认同危机。他提出，当务之急，应认真思考消除影响的焦虑的可行路径，切实维护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合法性，重构各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的良性生态关系，以促进我国民族文学事业的共同繁荣。[9]阿牛木支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民族性和地域性并非阻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绊脚石，恰恰相反，它是指引民族文学健康前行的航标。没有差异性的普适性是虚妄的，一定的普适性正是若干相关差异性的综合体现。因而，少数民族文学的差异性成为了各民族文学普适性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绝对化的差异性和普适性。[10]事实上，文学的民族性也是与时俱进、变动不居的。乌热尔图说得好: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都是一条流动的河流，无论创作者位于什么时空方位，他都要观察和思考一个运动着的生存现象，任何僵死的、固定的眼光都会给创作者带来不利的影响。所谓一个民族初始的本真的生存状态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文字上的假想，使人想到一条冰冻的河流。[11]
在刘大先看来，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学批评既要坚持其民族性在场身份，又不应拒绝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交融的发展契机。他认为，任何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书写实际上都是本民族作家在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文化之间的审美选择。在这种情形下，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和文化身份往往呈现出复杂乃至分裂的状态，而很难保持单一性和纯粹性。他们既可以在与国家主流话语的对话中彰显其民族身份，也可以站在主流文化的立场甚至是假借异域文化身份与原族裔本土文化进行多重磋商。[12]这说明，少数民族作家同样可以在文化冲突中反思，在文学磨合中确证自我的独特存在。这意味着，伴随现代化、全球化而来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大潮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侵蚀着少数民族文学固有的民族性; 另一方面，它所造成的趋同性、均质化趣味又反过来促使研究者们追求文学表达的民族性、区域性和独特性，从而倒逼少数民族文学对民族身份的重审和追忆。杨春风也认同少数民族作家向现代社会主潮靠拢的姿态。他真诚呼吁有责任感的少数民族作家，既要深入本民族生活的沃土，又要以开放的眼光超越狭隘民族观的制约; 既要尽力克服民族自卑心理，又要清醒摆脱文化自恋情结。[13]只有这样，才能将传统与现代、个性与共性、存异与趋同、守正与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以创造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更具阐释性的未来。
无论如何，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民族身份的模糊化倾向对于中华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来说毕竟不是什么好事。对此，朝戈金、刘大先、李晓峰等学者表示忧虑。
朝戈金强调，民族属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独特的身份征候，据此可望获取不同民族文学艺术的身份指纹，亦即一民族文学区别于他民族文学的记忆性符号。但是，不容否认，受现代社会情境的规定，各民族文学间的差异性正越来越小，趋同性正日益增强。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现实状况而言，他的忧虑不无道理。刘大先分析认为，所谓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边缘化，从生成根源上讲是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双重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先天不足，是相对于汉语文学而言的，主要指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起步稍晚，起点偏低。后天失调，主要指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主客观阻滞。同时，由于汉语书写对民族母语的挤兑，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表述策略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从而造成特定文本民族身份识别的困难。在李晓峰看来，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语状态，其显著标志便是民族立场偏斜和民族身份模糊。他以张承志、扎西达娃、乌热尔图等作家作品为例，认为发现和阐释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意义的批评者，多数出自非少数民族出身的主流批评界，这种他者批评不仅常常抱有居高临下的心态，而且每每有意无意地漠视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性。面对此种局面，他建议应最大限度地消除对边缘文化的误读，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系统，追求自身独立的学理精神，并认为这是扩大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必然要求。
用发展的眼光看，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有关身份话语的建构中，确有必要进一步打开新视野，吸纳新方法。这方面，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的后民族理论对我们具有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少数民族文学的族属意识、国家认同和世界向往之间的紧张关系正以日渐扩大的现实张力考验着当今学者的理解力、阐释力和调解力。
四、民间精神话语
民间精神一般是指与国家意志相对应的民众趣味，通常隐含现实性、自在性、大众性、底层性、通俗性等基本价值指向。这里所说的民间精神话语亦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对象少数民族文学现象所蕴含的现实性、自在性、大众性、底层性、通俗性诸因素的感应、彰显与召唤。
回溯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对于民间现实立场的持守和民间自由精神的追求已经成为文学传统。汉族文学如此，少数民族文学更是如此。李长中在谈及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话语关系时认为，全面分析当代民族文学与其民间话语的内在关联，关注其过渡性文本形态的成因及艺术特征，并以此审视民族文学批评盲点，是确立批评的价值取向和理论视域的重要前提。
陈思和在其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多民族文学的民间精神、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等章节中，涉及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当代文学的民间精神问题。该教程强调，在实际的文学创作中，民间指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知识分子把自己隐藏在民间，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作为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来表达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的认识。 陈思和等还着重分析了老舍创作中的民间精神及其表现，认为老舍自20 世纪60 年代初开始创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正红旗下》对满洲旗人的生活习气作了出色的表现，从而实现了由时代共名走向对民族民间风习的诗意渲染。当然，这种共名在自名化的表现过程中，并非总是愉快的。为此，老舍常以幽默方式乃至侠义精神来缓解艺术表现的矛盾和痛苦。高翠英认为，老舍的小说看似幽默，但字里行间却浸透着浓郁的民间气息和侠义精神。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纷繁不定的时代思潮，老舍尽量保持平和心态与谨慎作风，甚至有意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制导下的文坛论争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在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老舍的这种看似矛盾的侠义精神，在其系列创作特别是小说作品中表现明显。[17]这种以中国传统民间文化视角来探视老舍等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民间精神的尝试，一定程度上细化了少数民族文学的阐释方法。王光东从文学史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民间概念的基本内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客观上存在着三种民间理念启蒙文化视角下的民间观、政治意识形态的民间观、出自民间的民间观。在他看来，中国现代作家重新走向民间有着不容忽视的三大意义: 一是丰富了文学作家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系统; 二是让我们更加明确地感受到民间对于新文学生成与发展的资源价值;三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精神滋养的文化土壤与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性。他进而提出，源自民间的沈从文、老舍等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关系的第四种类型。其中，沈从文本着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在美丽而纯朴的湘西描绘着自由自在、相对活泼并体现着下层人生活情趣和态度的民间世界; 老舍关心的则是民间自在的生存逻辑和自由不羁的生活愿景。[18]关于沈从文《边城》的民间精神立场和民族无意识表现，彭建成、宋阜森、杨汉瑜等学者曾分别撰文评述，此处不赘。这似乎间接表明，少数民族文学与民间精神有着天然的价值关联。
除老舍、沈从文等老一辈经典作家外，学者们对张承志、栗原小荻、蔡测海等少数民族作家民间情怀的分析也值得关注。杨秀明以张承志的散文为研究对象，以其与鲁迅的精神契合为切入点，认为张承志的《致先生书》《再致先生》《鲁迅路口》和《文学的惜别》等作品，通过个人阅读经验即把握对鲁迅文化理念的精神阐释，在日本情结、批判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捍卫民间精神性信仰等方面都与鲁迅产生强烈共鸣。[19]王菊等指出，在白族作家栗原小荻的民间叙述中，个性独立和表达自由成为基本诉求。与1950 年代赵树理的国家意志和启蒙精神相比较，栗原小荻的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评论中所体现出来的民间立场更具独立意志和先锋特质，堪称真正的民间精神。[20]万莲子在阐释蔡测海的《三世界》时，认为其民间立场能使民众精神自在地显现出来。[21]此外，纳张元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学所体现出来的边地意识与民间精神的提炼，李国平等对卫拉特蒙古民间文化精神空间的开掘，特别是美籍学者郁丹对史诗《格萨尔》民间精神的阐释等，都具有一定的新意。上述关于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表面上看与我们所设定的总体研究有一定距离，但因其选择对象与研究方法具有相当程度的理论参考价值，故而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启发意义。
同时，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新民间精神也应引起我们的注意。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兴起不过十余年，但它借助全球视野和现代化力量快速跟进，因而其总体发展节奏差不多与中国网络文学的集体步履保持了同步。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匿名性、个性化以及表达姿态的民间性、传达方式的灵活性、情感抒发的平民性等特征，毫无疑义地比传统纸质文学更加突出。也是在这种意义上，相关学者将其命名为新民间文学抑或泛民间文学。作为族裔化、地域化、民间化的个体书写行为，当代少数民族网络文学的个体特征十分显眼。同时，由于网络文学书写方式的互动性资质，造成人物主体和读者主体二者间的高度民间性特征。由此判断，表面看来高度个人化的网络文学写作无疑兼有了集体书写、民间传播、大众接受的平民文学风采。不难预期，随着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民间意识的觉醒与新民间精神的倡导，少数民族文学的人民性与现代性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五、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似乎永远处在成长的路上，进行时成为其永不倦怠的时态选择，发展性、开放性、未来性、世界性是其关键指标。一般认为，现代性历程肇端于启蒙时代以来新的世界体系形成时期，指一种持续进步的、既合规律又合目的的关于社会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的功能在于，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实践进程，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以自由、民主、平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据此推论，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价值认同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关话语系统，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活动现代性的突出表征。
毫无疑问，现代性对于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新中国文学事业极其重要，并明显成为新时期以来学术界阐释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现象的关键词。正因如此，学者们不仅以现代性的眼光重审中国当代文学，而且常常从现代性的角度打量近代以降特别是五四以来的近现代文学道路。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而言，现代性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话语方式已被普遍采用，使我们在面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时，有可能获取一种历史纵深感、总体宏阔感和潜在的世界对话性。
关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表征，有关学者进行了认真检视。刘大先在《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绪论中指出: 在特定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学都是现代中国的产物( 这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在前现代中国作为自在物不存在，这是两个问题) ，与人类社会历史中一切观念性现实一样，当少数民族及其文学成为某种话语性、结构性的力量，它就具有主动性，与它从中诞生的那个母体交相映应互动。而在这样的讨论中，现代性的理论话语会作为一种隐伏的背景伏藏在本书叙述的始终。[22]( P. 2) 李胜清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公共性意向发微》一文中( 《民族文学研究》，2012 年第6 期) 认为，随着现代性规划的日益展开，当下中国从总体性上已经呈现出现代性的状态或现代性的发展诉求。作为总体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少数民族生活也相应地调整着自己的价值身份与姿态，以便生成一种契合于现代性的物质生活方式与社会基础。而作为这种现实生活的审美镜像，少数民族文学自然责无旁贷。陈祖君则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表征称之为现代转型。他认为，这一转型可以从现代文体的产生、作家队伍的形成、现代思想意识在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的弥漫、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民族的不同表现、跃过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所经历的各个阶段而直接汇入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等多个方面加以认识。此外，杨玉梅的《世纪初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特色》、胡康华的《现代性与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丁琪的《蒙古族生态小说中的科技想象》、李晓峰和李华戎的《现代性诉求、文化认同与文学资源的当代转换》、蒋芝芸的《略论中国现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杨毅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 消费时代的审美再生产》等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现代性表征。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详加介绍。
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中的现代性考察，还突出表现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构之中。吕微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取得长足进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使然，亦即体现了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必然要求。他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学科问题与现代性意识形态》( 《民族文学研究》，2001 年第1 期)一文中强调指出，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学科化整理，遵循的实际上是现代思想路线，是按照现代人的文化认知将民族文学遗产纳入到现代方案的历史框架中进行重新定位和阐释的建构过程，从而使之被现代民族国家所理解、接受和利用。辩证地看，通过文学史的编写来规范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注意到少数民族文学对于当代主流文学史建构的现代性意义。
关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达成民族国家现代化的路径，叶舒宪等学者依据人类学与后现代知识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叶舒宪看来，文化人类学无论是作为学科形态还是作为研究方法，其知识构型和认知性质都具有典型的后现代意味，表现出较为鲜明的非主流、非贵族化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倾向。这种文化倾向，对于破除西方知识的普适性、以另类视角重构少数族裔的地方性话语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本土发现和文化回归。[24]徐新建在《历史就是再表述兼论民族、历史与国家叙事》( 《文艺理论研究》，2014 年第4 期) 一文中认为，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叙述同样可以成为文学研究对象，有如人类学以民族志方式所作的地域性和族群性书写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曾经存在着怎样的历史真实，而是更为重视叙述者历史叙述的态度和方法，因为这些态度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化的历史，其间必有叙述者的取舍和增删。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现代编写也不例外。透过他们的阐述，我们领略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从民族、国家、世界等层面对于现代性阐释思维的推进之功。
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带给当代文坛以怎样的影响，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现代性阐释的功能如何，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张永刚以西南少数民族文学为例，正面肯定了这种现代性的积极功能。在《全球化时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化认同与文学表达》与合撰的《现当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演进》等文中，他阐述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进程问题。刘大先在承认现代性的复杂性前提下，认为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普遍接受了启蒙现代性的指引。他同时指出，少数民族文学的再造性文化记忆，显示了对身份追求和特定认知合法化的尝试，其意义不仅仅在其叙述的内容本身，也不只是叙事方式的某种转变，而在于这种再造性文化记忆建立了与他者不同的感觉、知觉、情意基础上的理性认知，这实际上是从全球化、现代性、消费主义等范式中挣脱开来，并据此确立了另一种普遍性。
有的学者对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本身进行了反思。范潇兮等认为，以现代性为价值目标的主流文化形态日益侵袭我们的现实生活，各少数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正经受流行的现代文化的大面积渗透。他同时流露出与曹顺庆类似的文化忧思，即在中华文化面临严重失语、失落的当下，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形态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还经受着另外两重挤压: 一是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挤压，二是我国主流性文化的挤压。面对上述双重挤压，我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悲壮地突围。[25]周景雷则批判地辨析了现代性所造成的现实异化问题。在他看来，现代性并非总是带给我们正面影响，它也存在着种种弊端。但这种种弊端并不一定表现在现代化或现代性本身，而是它所附带的现代体验或现代心理改变了传统的人与物的关系，亦即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式，特别是改变了人自身的关系状态。在此情形之下，后现代应运而生。作为现代性的改写程序，后现代主义力图对现代性进行消解和拆除，在对现代性僭越式姿态所导致的消极后果的批判中，与前者客观上构成了新的二元对立结构，后现代主义正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图式中获取其存在的合法性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貌似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传统现代主义的延伸和发展。[26]关于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未来前景，杨义预设，中国文学现代性在21 世纪的发展，首先应追求平等和深入的开放性，其次应对传统文学的内在精神进行深度的现代阐释，以图达成有效转化的文化绩效。[27]惟其如此，方可再造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的新辉煌。
事实正是如此。秉持开放、流动、多元的现代性观念，不仅符合现代性的内在本质规定，而且有助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转型发展。正如朱德发、贾振勇所说，与其他物质生活乃至精神生活有所不同，文学形态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并非某种固化状态的能指对象，而是一个具有较强发散性、包孕性和开放性的所指系统。因此，现代性与民族性事实上处于双向作用、彼此影响、氤氲转换的动态过程之中，因而我们很难捕捉到二者高度结合的、一成不变的典型范例。[28]这表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中的现代性话语将以更具包容性、前瞻性的姿态面向未来，或者说现代性永远处在成长的路上。
结语
话语范型的生成及其相对稳定化、系统化，标志着相应学科的成熟程度。据此判断，新中国特别是新时期和新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视野渐次开阔，方法不断更新，成果逐步丰赡，主流话语范型基本形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以及建基其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作为相对独立的文艺学科的条件也日趋成熟。历史而辩证地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范式源自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具体实践，并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持续繁荣，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批评的纵深发展。但是，毋庸讳言，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实践及范型建构还存在一些问题，诸如话语方式还有欠丰富，民族特色还不够鲜亮等。尤为重要的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话语范式尽管与社会主义主流生活与国家意识形态保持同步，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并适当兼顾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民族身份和民间精神，在发挥理论批评正能量、激发少数民族文学健康发展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宏观地看，同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对少数民族文学集合体的艺术关注和形式创新等内部研究乏力，总结不足，呈现出思想内容大于艺术形式的倾斜现象。发现并指出这一点，或许正是本文的潜在价值选择。这同时表明，在中华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未来建设旅程中，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还拥有值得期许的继续拓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