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相比河西的铁马秋风、劲草狂歌，甘肃陇东深厚的黄土塬似乎悄然无声。但是，这块黄帝崛起之地、周祖中兴之地，似乎一直在默默地准备着，等待一个使命的到来。
1934年11月，刘志丹、习仲勋等在甘肃华池县南梁创建了陕、甘边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以此为基地，陕、甘边根据地迅速扩大到百余平方公里，并且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西北红色劲旅，到1935年，西北红军兵力达到近万人。他们没有想到，在西北黄土塬上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正为未来的中国奠定着牢固的基石。
比填饱肚子更重要的收获，是红军找到了长征落脚的方向――在哈达铺的邮政代办所，他们找到了一些国民党的报纸，由此知道了刘志丹、徐海东的动向和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根据地。毛泽东和中央迅速决定，到陕、甘苏区去。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对长征的诗意总结，就这样在甘肃的土地上豪情万丈地完成了。
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近8万人在甘肃会宁会师，它宣告了长达两年的长征胜利结束。据说，会师地点是毛泽东亲自选择的，他手指地图说：这地方好，会而宁之，此地吉利。会宁因此进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从此，陕、甘、宁边区成为人民民主革命的根据地和全民抗日救国的领导核心。
除了军事和政治意义，这片黄土深厚的古老地域，也在现代文明和各项社会制度的建设方面成为人民中国的摇篮――人民中国的基本政治架构和文化体系、法律、艺术等，都在这里逐步形成。而甘肃大地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
判决此案的马锡五，是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杰出人物。1930年参加革命，曾任陕、甘省苏维埃主席，解放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在陕、甘边区，他也是一个在老百姓当中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人称“马青天”。他曾经凭着自己的细心和敏感，在庆阳县桐川乡侦破过一宗通奸杀人案，这就是著名的“乌鸦告状”。这起故事和宋代曾经在庆阳任职的狄仁杰的传奇断案故事一起，至今还被当地百姓津津乐道。
马锡五的最重要贡献是在陇东的工作实践中，创造了独特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有四：法官全面调查证据，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发动和依靠群众，调解为主，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坚持原则，依法办事，廉洁公正;实行巡回审理、田头开庭等简便利民的诉讼程序。“马锡五审判方式” 1943年基本形成，1944年开始在全国解放区广泛推行，这标志着新民主主义诉讼制度的确立，结束了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纠问式”诉讼制度……解放后，“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中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原型，在中国法制建设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革命激情的高涨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喜悦，使整个陕、甘边区的文化艺术也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以“信天游”形式创作的优秀歌曲广泛流传。其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军民大生产》三首歌曲就出现在庆阳，成为传唱至今的红色经典。特别是《绣金匾》，在“文革”梦魇刚刚结束之时，经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改编演唱，传达出全社会对“拨乱反正”的喜悦之情。
这个阶段，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陇右与河西地区，在中国的全局当中也是至关重要。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兰州被列为第二陪都，许多政府和文化机构搬迁至兰州，成为重庆之外的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同时，河西地区的物产特别是石油产品，为抗战的中国输送了宝贵的“血液”。 1938年6月，在抗战的紧要关头，国民政府在玉门组建了甘肃油矿筹备处，开始勘探。周恩来指示陕、甘边区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把开采设备运送到玉门。1939年3月，第一口井出油，日产10吨，极大地鼓励了全国抗日军民。随着配套厂站的建设，大后方第一次用上了国产的石油燃料。1941年，国民政府扩大了生产规模，使玉门油田进入快速发展期，所产油品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人不惧压力和辛苦，建设着独立自主的国家。一个普普通通的石油工人，成为一代中国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他就是来自甘肃玉门的“铁人”王进喜。
在不寻常的1960年，18000名玉门人带着大批设备前往刚刚发现的大庆油田参加会战。王进喜就是其中的优秀一员。1959年，他因为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评为全国劳模。
到了大庆，一下火车，王进喜就带领工人连续奋战七天七夜，实现了第一口井完钻。5月1日，井场出现井喷险情。在没有搅拌设备的情况下，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时间长达两小时，全身被火碱烧起大泡，避免了井喷事故的发生。他的名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成为激励一个时代的精神标杆。大庆油田也使艰难中的中国摆脱了被封锁的阴影，1963年，中国对外宣布实现了石油自给。
遗憾的是，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建设的热潮又很快被10年动乱消解，人民、国家和文化都受到极度戕害。一个有8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在可以和世界同步踏上高速发展的道路时，遭遇了一次人祸造成的严重倒退。
经历了“文革”的惨痛之后，中国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1979年，一部甘肃的舞剧登上了全国舞台。这部名叫《丝路花雨》的民族舞剧立刻赢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成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舞台艺术精品。在极度的文化饥渴之后，《丝路花雨》把对友爱的赞颂、中国传统文化辉煌的美传递给了国人。而在隔膜已久的大陆以外地区，观众看到了更丰富的内涵。香港、台湾以及对中国充满成见的西方震惊了。他们在完全中国化的感人艺术中，直接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舞台上不再是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亲情、友情成为被歌颂的主题;来自敦煌壁画的舞蹈、音乐和服饰美仑美奂;中国大陆开始回归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传统……从当时境外社会反响和媒体报道可知，《丝路花雨》完全超越了艺术的空间，其对中国改革开放信息的形象传达，比所有其他宣传媒介更有效果。在新时期，甘肃贡献了《丝路花雨》以及《读者》等文化产品，以寻根的方式引领中国文化快速回归伟大的传统。
从文明的初创阶段，到现代中国，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时期，甘肃大地都做出了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贡献。这已经融入甘肃的文化性格，成为甘肃精神的基本内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