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旅游者的安全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重点对象，而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严峻。本文首先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群体的出游动机；其次，通过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两部分来讨论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在旅途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安全问题；最后分析她们在旅途过程中持有的危险感知会对她们的旅游体验造成什么影响。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种社交网络和书籍的大肆传播，关于“净化心灵、逃离社会喧嚣和寻求自我的独自之旅”的旅游宣传充斥着大街小巷，而应该值得公众关注的旅行安全，却逐渐被旅途中过度完美化的善良陌生人形象给取代。这使得许多不了解事实、考虑不周全的游客特别是单身女性们纷纷背上行囊，开始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与之伴随的结果便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单身女性独自出游的安全事故报道。因此，关于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在旅途过程所面临的安全性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关于女性的研究领域中，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少数学者研究女性游客，但是专门针对女性背包客危险感知的研究几乎为空白。本文就女性背包客在独自旅游时面临的旅游安全问题进行研究，并探讨她们在旅游过程中因危险感知态度的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旅游体验感受。
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探讨女性背包客兴起的原因
背包运动者产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由最开始的嬉皮士和传统社会抗拒者逐渐演变成追求自由、勇于冒险、认知自我的生活方式。高过头顶的大背包象征着自由与流动性特征的旅行方式（Atelijevic，2004）。这种旅行方式受到了具有较强独立能力的旅游者的喜爱。特别是对于那些独自出游的旅行者来说，他们通过自己的力量去跨越那些未知困难的勇敢行为更能提高他们的自我认同感（O’Reilly，2006）。Luke Desforges则用“人格”来描述背包客对自身及旅游的认知，即旅游对人产生的影响不仅是改变了旅游者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还改变了他们对自身内部的认知，比如通过旅行否定之前的身份，建立新的自我认知等（Desforges，2000）。
背包运动发展期间正是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发展壮大的时期。在启蒙运动后她们发现并没有得到运动中所承诺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口号的兑现，仍处于社会权利系统之外（王宁、刘丹萍、马凌）。而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认知，使得女性降低了她们在群体互动中的自信心、权利和威望。因此，第二次浪潮中她们运动的基调是强调要消除男女两性的差别，并把这种差别视为女性从属男性地位的基础（李银河，2013）。于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加入以男性特征为主体的社会活动，在旅游中的表现最明显的为自助背包游、户外探险旅游等方式的旅游活动。
二、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由于身体条件和社会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女性在独自出游中受到了阻碍和质疑，特别是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安全是影响她们选择旅游目的地和旅游行程的最大因素。女性旅游者相对于男性来说更容易感知到周围的不安全因素，她们对旅游环境的安全设施敏感度较高，在公众场所更容易有不安全感并也更容易察觉到黑夜的危险性（范向丽、郑向敏2007）。Vincent W. Mitchell （ 1998）在研究英国人购买度假产品的风险感知与风险减免时的两性差异性时指出，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加关心她们的人身安全，担心偷窃和被骗行为，并且对酒店的食物和水等更容易感到不放心。有些女性在住酒店时，更愿意选择靠近电梯的房间，这样能够增加她们的安全感。Deem（1986）研究发现发多数女性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会害怕被性骚扰，G.Lynch与S.Atkins（ 1988）也发现不少女性在日常生活与休闲中，有较多不安全感，特别是在地铁站和公交车站这些人口拥挤的地方时更容易感到害怕。McIntosh IB，Swanson V （1998） 在研究乘坐飞机时乘客的焦虑问题发现，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焦虑，比如空中服务小姐的性别歧视，身旁是男性乘客会让她们感觉到很不自在等，同时女性在身体上的反应与比男性要更为明显。
此外，中西方对于背包旅游者的认识态度也有所不同，背包客源于嬉皮士行为，在西方背包旅行者看来是含有贬义意味。并且在背包旅游商业化后，背包旅行不再是值得称赞的另类生活方式。而与此相反，在中国“背包旅游者”是敬称，许多符合特征的旅游者却不敢自称，认为他们在旅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还不够多，应该以更少的钱完成一趟旅行等（朱璇）。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更是增大了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面临危险的可能性，她们很有可能会下意识的选择看似更为艰苦的方式去旅行，来增强自我成就感。因此，研究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的危险感知问题就显的很有必要。研究表明，女性在出游前总是试图通过查阅尽可能多的资料来获取有助于她们判断的信息（王宁，刘丹萍，马凌）。如果她们能在出游前或者旅游过程中对旅游目的地做一番详细的了解，形成一个恰当的危险感知，这样能较为有效的降低她们在旅游过程中面临危险的可能性。 本部分主要从外部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部分来分析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在旅途中所面临的安全问题。
（一）外部因素
1、自然环境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背包客在外旅游都有可能会遭遇到自然环境带来的安全问题，比如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瘟疫等灾害。而女性背包客在体能和抵抗力上大多不及男性背包客，因此她们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可能会比男性面临更大的危险，受伤更重（范向丽，郑向敏）。比如在面对地震时，女性逃离危险地方的速度和躲避坠落物的反应速度会不及男性。在非洲等地方突发瘟疫时，女性的抵抗力也普遍较弱，相比于男性她们更有可能会受到病毒的感染，而对旅游体验造成影响甚至危及生命。此外，女性游客由于身材矮小，动物饲养员多为男性，因此动物对女性比较排斥等原因使得女性背包客也会更容易受到动物的袭击。
2、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影响独自出游女性背包客最大的外部因素，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的好坏、政治局势的稳定与否、宗教习俗对女性的特别要求、地域间的文化差异等都会给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带来不同的安全问题。Erica Chirstine Wilson曾让女性旅游者依据自己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了解，标记出一个“感知地图”用来显示一些她们认为不适合女性出游的国家和地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女性的特别要求，使得她们认为该地区的犯罪率与这些特别要求有关。如伊斯兰教国家对女性的特别要求，女性不能独自前往沙特阿拉伯、在清真寺女性不能赤裸肌肤和露出头发；在印度女性地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女性权利也没有受到较好的保护，因此独自出游的女性旅游者在前往印度时会特别留意周围环境，尽量减少夜晚出行和选择游客较多的景点游玩。此外，当地游客的多少对女性背包客的安全问题也会造成影响，如果当地的游客较少，则相应的旅游公共设施也会较为缺乏，比如景点之间的公共交通、旅游服务咨询中心、游客救助站等。那么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若想要前往比较偏远的景点游玩时，她们就必须独自包车、搭乘当地人的车或者徒步过去，这样就增加了她们面临危险的可能性。
3、政策法规及执行力
当旅游目的地有较为完善的对旅游者的保护政策，特别是针对女性旅游者的政策法规时，能够使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更为放心的选择该地作为旅游目的地，并且会增加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选择该目的地旅游的可能性。而旅游目的地政策法规的不完善和执行力度不够，使在出游过程中人身安全或者权利受到侵害的女性背包客，不能有效的保护自己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会大大减少前往该地区或国家旅游的女性游客，并且制度的不完善和执行力度不够也会间接诱使当地违法犯罪行为的增加。例如，我国在有关探险游、自助游以及热气球等一些新兴的旅游类型或项目的制度、法律等都较不健全，导致了一些企业操作与运营的不规范，增加游客的危险性。
（二）个人因素
1、个人性格
不同性格的女性背包客在同一旅游环境下也会面临着不同的安全问题。性格的差异性会影响着她们出游的动机，如性格偏于喜好冒险、寻求刺激的女性背包客，她们会更愿意独自前往人烟稀少的山谷或者森林中从事探险旅游活动，也更可能与陌生人结伴出游，随意结交异性等，这会加大她们旅游活动的风险性。此外，许多高度危险的旅游活动是以男性身体特征为设计的出发点，而女性在参加此类活动时常常会忽略自己是否达到这项活动对自己的高要求，而增加安全隐患（范向丽，郑向敏）；而属于性格相对保守、寻求安逸、舒适的女性背包客她们在选择旅游项目时则会偏向于走经典路线，如逛热门景点、城市购物、寻找美食等较为安全的旅游活动，并且她们对陌生人有一定的戒备心，不会轻易的和陌生人前往不熟悉的地方游玩，更偏向于与陌生人建立简单的社交的关系。因此，通常她们所面临的旅游安全问题的可能性比喜爱冒险的女性背包客相对来说更少。
2、个人旅游经历
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的旅游经历不同对于危险因素的判断也不同。一般来说，拥有较多旅游经历的女性背包客在户外面对陌生环境时会对身边的危险因素产生一个自然的警惕反应，这是由于在过去旅途中自己或与他人交流的经验形成了一个的潜意识反应，能较好的帮助她们避免危险；而对于旅行经验次数较少的女性背包客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初次出游者，她们第一次面对陌生环境，往往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在选择旅游项目时会倾向那些安全系数较高的地方，并且对周围的人也保持着较高的不信任心理。第二种是有较少次数经验的女性背包客，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以前出游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危险的女性背包客，前几次较为安全的独自旅游会极大的增加她们的自信心，让她们容易高估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放松警惕，轻易的选择一些危险系数较高的旅游目的地或旅游项目，从而增加了她们面临危险的可能性。所以拥有不同旅游经验的女性背包客会有着不同的危险感知，进而影响着她们面临不同的安全问题。
（三）其他
此外出行前的事前准备工作是否充足、收入水平、对语言要求的掌握程度等都会影响着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所面临的安全问题。出发前的事前准备充分，能够帮助出游的女性背包客事先了解当地的治安现状、文化习俗的特别要求等问题；收入较高的女性背包客在选择酒店、交通时会优先考虑干净、舒适和安全等问题，而不是为了节省资金选择一些位置偏远或好评率较低但价格廉价的旅馆；语言掌握程度高能够较好的实现女性背包客与当地人之间的交流，减少误解和不必要的麻烦，并在必要时刻还能及时、准确的向他人寻求帮助等。
三、安全问题对旅游体验的影响
安全作为人类最基本层次的需求，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应该保持一个恰当的危险感知态度来预防危险。而游客的安全感知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旅游地游览空间和时间的使用方式。因此对于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来说，在她们出发前或旅途过程中所持有的危险感知不仅会对她们在选择旅游项目时产生影响，还会影响她们的旅游体验过程。所以过高或者过低的危险感知态度都有可能降低她们对此次旅游的满意程度。 范向丽和郑向敏在研究女性旅游安全时指出，女性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不安全感主要表现为限制了女性参与休闲活动的范围、阻碍女性单独出游的意愿和影响了她们对公共空间的使用。Neil Carr （ 2001）通过研究伦敦都市中年轻旅游者对环境的危险感知时发现，安全顾虑使得许多女性旅游者不能够在游玩过程中尽情的休闲和放松。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女性在休闲锻炼过程中建立的社会关系可以增加其安全感，她们因为有了社会关系而对休闲活动更感兴趣。
出游前或者旅游过程中女性背包客保持着一个过高的安全戒备心，会影她们响出发前的轻松心态，降低对旅游目的地的期待程度，减少即将出行带来的兴奋感；其次，在旅途过程中戒备心过高，会使得女性背包者保持着与当地人或者游客过远的距离，不利于她们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与文化，也会影响与其他游客的交流互动，从而不利于上文所说的旅游给人带来的自我认知和树立价值观的正面影响；再者，过高的安全戒备心也会使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因为过度估计安全问题而错过和放弃一些“比较危险”的景点，从而增加遗憾感，降低旅游带来的愉悦；但在出游前或旅游过程中保持着过低的安全戒备心同样也会增加风险性，如轻易相信他人搭陌生人的车，与陌生异性结伴到偏远地区游玩，抱着侥幸心理独自走夜路或去人烟稀少的地方，自救知识储备不够却又孤身前往森林里冒险，低估旅游地因文化间的差异而带来的危险等，这些都是因为危险感知过低而增加了女性背包客面临危险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保持恰当的危险感知态度对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的旅游体验极为重要。而恰当的危险感知态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是随旅游者所处环境的不同而自动调节。在欧美旅游业发达的地区，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需要考虑的政局稳定、社会暴动等因素的安全问题相比于在中东地区要小，因此她们在游玩过程中可以减轻在这方面的紧张感，使旅游过程中的心态更为放松。而在非洲的一些瘟疫爆发较为严重的地区，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应当更加注重周围卫生环境、野生动物等带来的潜在危险，而不是盲目的拒绝陌生人的帮助。
四、结论
独自出游的女性背包客能使她们获得自我认知、增强自信心、形成独立的人格，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旅途过程中的危险，这些危险往往会对女性背包客造成身心上不可磨灭的伤害，甚至是对生命造成威胁。保持恰当的安全敏感度，正确的辨别周围的危险因素，能较好的避免女性背包客在旅途过程中面临的潜在危险和提高女她们旅游体验的满意度。因此，女性背包客独自外出旅游的安全问题不仅是需要法律政策上的支持、社会文化上的理解，更需要女性背包客她们自己拥有正确的心态和恰当的安全意识来保护自己、避免危险，从而促使她们拥有一个愉快满意的旅游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