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德湘是上世纪80年从湖南走向中国画坛的一位油画家。他的成名作《木栅栏》《熟透的玉米》《揽月》等，即以现代性风格的写实主义表达语言而为美术界所关注。和当时很多引人注目的油画作品比较，他的作品已经显示出了成熟的品质和有些冷静的风格。他是一个很注重风格意义和类型性的艺术家。在当时普遍取法西方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的潮流之中，钱德湘将注意力投向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一些大师的作品，这个选择是很有思想判断力的。这不仅仅是画家的兴趣，更多的是画家美学的理想。在画家的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弗兰西斯加、安东尼奥普西欧、波提切利等多位大师的语言特色，更为重要的是，画家意识到这个欧洲伟大历史转型时期的前辈大师的艺术的内在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新时代和旧时代的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大师在精神上往往最为深刻，也最为痛苦，就像但丁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大师那样，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伟人，跨越两个大时代;他既是黑暗之子，又是光明之子，换言之，他追求光明，但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和理解黑暗。在欧洲，像但丁这种世界性的历史伟人，其历史地位特别地具有现代性意义，例如他之后几百年的德国启蒙时期的大师歌德也是这样伟大。相比之下，中国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样伟大的社会转型运动中则比较倾向光明之子的推重和彰显，而对黑暗之子采取回避甚至鄙薄的态度。这当然是极端革命的恶果，其直接后果就是此后几十年人的意识的虚狂、浮躁和偏执。
我们不能说钱德湘此时的美学精神有上述历史的自觉，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对美学理想的坚持契合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人们心灵的普遍真实和复杂性。
所以我们在钱德湘的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人性在萌动中的茫然和觉醒中的顾盼。显然这是主调，但是另一个主题也是明确的，即人的尊严的呈示画家以静穆、凝重的形象成功处理了这一主题。
二
进入美国之后，生活的压力，对异质文化的学习和理解，一般来说需要他在精神和艺术表达上做出重大的调整，但我们所看到的钱德湘的作品，却主要还是选择坚守前提下的调适。画家旅居美国时所创作的作品在语言基本形态上还是画家在国内作品的延伸，表达语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张徐松紧放收之上;当然，感性明显多了一些，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中西碰撞、遭遇而带来的心灵感受。这种感受外化为画家的一系列作品，如《巴蒂斯塔夫人与歌手》《天上人间》《晚餐》《微笑》《回家》等，这些作品所贯串的是画家的文化思考和对文化融合的希冀。美国艺评家黛布拉米勒博士对上述作品有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议，他相当能诠释全球化的意义。与不少旅美画家的民族主义情绪相比，钱德湘的态度要超逸得多。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一方面固然表达了画家对母土同胞和文化的眷恋，但重要的是文化的融合和人性的沟通。而在《晚餐》《微笑》等作品中，画家对文艺复兴大师的尊敬甚至感恩的心情，更使人看到一个中国艺术家对欧洲古典大师的由衷爱戴。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说，无论哪个国度的艺术遗产，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们是超越国度、种族和时代的永恒魂宝。尤其是一个中国油画家，对于创造了油画这种完美艺术形式的西方文化和艺术大师是理应敬仰和感恩的。
在这批作品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巴蒂斯塔夫人与歌手》。在这幅作品中，画家将自己作品的主题符号人物湖南苗族青年女性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弗兰西斯加经典作品中的女性前后并列在一起。这幅2009年达芬奇公开评审展中的获奖作品，是画家这一批作品中的代表性作品，无论在语言的完整运用还是主题的诠释上，都是画家的典范性作品。
从色彩语言的角度分析，画家在国内的作品相较于旅美时期的作品，变化是鲜明的。比较而言，国内的作品色彩深沉凝重，而旅美的作品则是明快而鲜活的，无疑这是画家的心情和感觉作用于色彩语言表达时的自然投射。
三
从2006年开始，钱德湘在北京宋庄设置了一间画室，开始了回到祖国后的油画创作。这几年他的主要兴趣都投入到了历史画的创作之中。与一般人创作历史画的动力所不同的是，他创作的灵感来自他的故乡湖南古城芷江。这是一个地处湖南西部的城市，在世界性的二战之中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之中，芷江因世界大战而闻名于世。也是因为这场战争，使中国和美国两个大国成了盟国，并一起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芷江这个不大的古城，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二战史上的著名战场，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芷江战役中美联合在这里组成空地一体的坚固防线，胜利击溃了日军西进的军队，粉碎了日军进攻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战略图谋。这场战役被战史称为日军投降前夕在中国土地上的最后大战，并在这里举行了日本投降式。
出生在芷江的钱德湘，儿时的记忆很多就是来自这块土地上的伟大战争史诗。钱德湘以芷江这段史实，构思并创作了两幅历史画巨制，一幅是《芷江受降》，一幅是《芷江二战军用机场修建纪实》，两幅作品都是十几平方米的巨制，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结构复杂。这应该是中国美术史上罕见的表现二战历史的大型作品，也应该是画家一生中投入精力最多的创作。
历史画作为绘画的一种特有样式，在美术史上历来是重要的题材，尤其是在欧洲，历史画和肖像画曾经是绘画题材中的高贵题材，至今在欧洲的艺术博物馆中，历史画总是被高度关注，并且欧洲美术史上的大师，几乎都有传世的伟大历史画作品。应该指出的是，欧洲历史画的辉煌时期，就是欧洲的启蒙运动前后，所以历史画是与启蒙运动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今人疑惑不解的是，一贯以史鉴著称的中国，却在美术史典册中看不到经典的历史画作品。但是只要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就可以释然。原来，描绘和记录历史的使命几乎完全由文字史担当了。由此可以证明中国文化的问题对图像史的轻视，这无论如何是文化的一个缺损。
有鉴于此，历史画在现代绘画中就是一个不能或缺的主题，换言之，也是中国绘画史应该补上的历史课程。
与中国当下很多历史创作所不同的是，钱德湘的历史画创作是独立于意识形态和体制思想规范之外的。这是一种发自心灵的兴趣，是一种以艺术创作求证历史谬误的精神追求，是一种对正义和公正的呼唤。所以在对历史材料和历史真实的考证上，他是独立于经史和党史的，他从自己的良知出发对这段历史进行考证。这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在今天的艺术表达中，他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和运用用的是春秋笔法力求还原和再现，于是在语言上，就很自然地使用了近似于自然主义的表现手法这可能是过去时的了，但在钱德湘的历史画创作中却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在一个追求真理的理念被遗失，人们习惯于谎言的时代里，最有力的反击就是回到良知，回到真理百年的中国历史又回到了它的起点启蒙。这是多么使人悲喜交加的事实啊!
读解钱德湘这两幅历史画巨制，我感觉到画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双重升华：一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艺术家人格的升华，二是钱德湘艺术表达语言的升华。
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品的个案研究，也可以说这是艺术家的精神与思想对艺术表达、激励和提升的一个成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