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和蒋梦麟两位校长居功至伟。不过，在比较两人时，蒋梦麟主动谦让，认为蔡元培是北大的“功臣”，而自己只是北大的“功狗”。蒋梦麟撰写的《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一文中，对蔡元培满是欣赏和敬重：“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这个比方，足见蔡元培的影响之大。
要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最光辉灿烂的三颗巨星，当数陈独秀、胡适和鲁迅。虽然三人的政治理念、人生走向等不尽相同，但对百年中国的影响却不分伯仲。在谈到陈独秀与胡适时，鲁迅有个这样一个比喻：“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张小字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坦言，他是佩服陈胡的。
温源宁曾与吴宓共事。在谈到吴宓时，他说，有的人非要介绍一百次不可，而且到了一百零一次，还得重新介绍。但吴宓“只要见他一面，就再也忘不了”。为什么呢？原来，在温源宁的眼里，吴宓的面孔堪称得天独厚――“奇绝得有如一幅漫画”。他曾毫不客气地给吴宓绘相：“他的脑袋形似一枚炸弹，且使人觉得行将爆发一般。瘦削的面庞，有些苍白、憔悴;胡须时有迸出毛孔欲蔓延全脸之势，但每天清晨总是被规规矩矩地剃得干干净净。粗犷的面部，颧骨高耸，两颊深陷，一双眼睛好似烧亮的炭火，灼灼逼人。所有这一切又都安放在一个加倍地过长的脖颈上。他的身躯干瘦，像根钢条那样健壮，坚硬得难以伸缩。”说实话，吴宓的学问很大，但长得确实不咋样，也就不能怪温源宁出语伤人了。
梁实秋在重庆北碚“雅舍”过40岁生日时，故旧新朋齐聚一堂，觥筹交错甚是热闹。宴会后，梁实秋借着酒兴，一定要冰心在他的一本册页簿上题字。冰心也不含糊，一思索便挥毫写道：“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个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写到这里，众人起哄，大呼不平，厅中男士更是吵嚷。冰心却不疾不徐地说：“少安勿躁，我还没有写完呢！”于是，她接着写：“虽然是一朵鸡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实秋仍须努力！”从此，梁实秋有了“鸡冠花”的雅喻。他对冰心这幅题字极为珍爱，始终把它藏在身边。
通常，我们认为闻一多有三个身份――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三者中，学者身份大概是他最为珍视的。从创作长诗《奇迹》后，他就基本停止了新诗的创作，全力转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臧克家对他的这种改变不理解，还指责，说他“故纸堆里讨生活”、做与世无用的学问。闻一多自我辩诬――“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冤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鱼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倒是郭沫若的说法契合闻一多的心意：“他虽然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不是作为一条鱼，而是作为一枚鱼雷，目的是为了批判古代，是为了钻进古代的肚子，将古代炸个稀巴烂。”可惜，郭沫若说这番话的时候，闻一多已不在人世。倘若闻一多地下有知，大约会喜欢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