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同志于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中央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由乔石同志牵头的治丧办公室，下设秘书组、警卫组、总务组、新闻组、外事组、群众组，从中央机关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抽调人员参加各组的工作。各组均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办公，分别占用了大会堂西区二楼的6个厅。我被抽调到新闻组工作，办公地点在山西厅，新闻组组长为曾建徽。
开明的安排被改变
胡耀邦同志时年73岁，原本身体很好，性格开朗豁达，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大智大勇，冲锋陷阵，为挽救党和国家于危难，建树了历史性的功勋，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乃至海内外都有崇高的威信。他过早辞世，使群众中敬重、怀念之情更为浓烈。因此，4月15日晚间央视《新闻联播》播出耀邦逝世的噩耗，4月16日即有人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4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献花圈的图片。从4月17日开始，来自大专院校、科研单位的许多人结队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纪念碑周围挤得人山人海，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在京的外国人，到广场拍照，抄录花圈上的挽联和悼词。4月18日一早，更有人大和北大的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静坐提出诉求。这使胡耀邦同志治丧工作，一开始就处于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之下。
据悉，提出组织群众瞻仰遗容的安排，出自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中办副主任杨德中、徐瑞新等领导在4月17日上午即征询总务组、群众组的意见，都认为可行，随即拟订了初步计划，在下午由乔石主持的治丧办公室会上确认了这个方案。
丧事安排比照叶帅后事规格
一锤定音后，胡耀邦的治丧工作即在事务性层面展开。但中央高层确已比较敏锐地从学生的行动中察觉到群众的情绪，并不断在寻找化解的由头。针对不少群众认为有些同志态度淡漠的不满，中办不断向治丧办提供些情况，以期通过媒体公布，能得到些谅解。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徐瑞新连日打电话告：邓小平同志在胡耀邦临终时，派秘书到医院探望；胡耀邦逝世后，卓琳和邓朴方亲到胡家，向李昭同志及胡家人亲属表示慰问；邓小平表示参加胡耀邦的追悼会，但没同意由他主持追悼会的提议，提出请杨尚昆主持，由赵紫阳致悼词。耀邦病重时，李先念同志在外地，几次打电话向在医院治疗的胡耀邦表示问候；胡耀邦去世后，李先念直接打电话给李昭，请她多加保重。陈云同志亦在外地，胡耀邦逝世后，马上从外地发唁电表示哀悼。徐瑞新还指示：陈云同志在外地，暂不回京，无法参加追悼会；其他有些老同志，如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等，亦因身体状况无法参加追悼会；而李先念、彭真同志是否参加，也难以确定。如这些老同志不参加追悼会，为避免外界的猜测，应在有关的新闻报道中提及，或发表陈云同志的唁电，总之，要有所表示。
经过具体研究，治丧办公室确定，迎灵在4月21日晚进行，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陪同家属，晚9时从人民大会堂出发，集体乘面包车，进出均由大会堂东正门，走长安街至王府井路口拐向南往北京医院。原路返回后，遗体直接安放在追悼会会场，用液氮等防腐降温的保护措施。
治丧办公室再次确定，不安排外国代表团参加丧礼，由外交部发言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夫妇要求来华吊唁胡耀邦，还有些国家提出派代表团或特使参加丧礼，并有日本友人、女作家山崎丰子已来京，要求参加追悼会或到胡家慰问，都予婉谢。中国驻外使领馆于4月22日下半旗一天，仍不设灵堂，但可接受官方和友人的吊唁。外国和外国驻华使团送花圈，均予接受，集中后于21日下午送到大会堂北门。在北京的越南黄文欢同志提出送花圈，可以摆放到追悼会会场。
突发事件对治丧工作的影响
鉴于4月18日在大会堂东门外和天安门广场里围聚了越来越多的人群和越来越复杂的形势，乔石于18日下午在中南海召集紧急会议，要求治丧工作认真负责，高度警觉，严守岗位。在肯定大多数群众举行悼念活动是正常行为的前提下，也指出有少数人对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满，借题发挥；极少数人在幕后策划，煽动闹事。要求各级党政领导切实负起责任，做好群众工作，对借题发挥的要善为疏导，对上街游行的要耐心劝阻，对借机闹事的要提高警惕，但只要不搞打砸抢烧，就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警卫组的同志透露，为应付突发的不测事件，已做了一些准备。
4月20日上午，在政治局常委会研究中苏高级会晤的正式议题前，与会者听取温家宝就新华门事件的汇报，对形势做了议论，认为性质已发生了变化，提出诉求者的悼念气氛已退居次要地位，7条要求没有一条涉及悼念活动，因此需采取断然措施，压下这股空气。赵紫阳明确指出，尽量不发生流血事件，以免在五四时出现更大的闹事，但不能让人以为我们软弱。常委们议决，大政方针已定，集体负责，第一线由乔石具体负责，要千方百计保证治丧工作顺利进行。
迎取灵柩被迫改变行动方案
4月21日晚到北京医院迎灵，已根本无法按原定计划进行。鉴于天安门广场当天围聚的人始终不断，至晚越来越多，大会堂东门外已处于实际上的交通断绝状态。为防意外，临时改变方案，杨德中上午召开会议研究迎灵具体事宜时，还确定北路去，南路回，即去时出大民会堂东门，走长安街至北京医院，返回时经前三门大街，进大会堂西南门。到下午则再改变方案，迎灵车队减少车辆，于晚8时半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不在广场露面而往北京医院，以此迂回行动，避开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大批想为胡耀邦送行的人群。参加当晚拍摄电影电视资料和照片任务的记者，则提前于8时即赶到北京医院待命。这种改变前所未有。
迎灵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各组负责人陪同李昭等家属同往北京医院。8时40分到达，进入医院小告别室，向已经整容完毕、安放于玻璃抬棺、用党旗覆盖的胡耀邦遗体三鞠躬。匆匆行礼如仪后，在紧张、凝重的气氛中启运。4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的礼兵持自动步枪前后护卫，8位身穿黑色西服的工作人员以肩抬棺，送上车头悬挂黑黄色纱球的大轿子灵车。车队经前三门大街返回，由于人群都围聚在广场和长安街及大会堂东门，前三门大街显得清净，一路车行顺利，只是在过广场东侧路路口时，稍微有些阻隔。虽然围聚的人很多，但执行警戒的武警和公安人员也相当多，所以还算顺畅。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五六千人参加的大会，历来对广场西侧路和天安门广场实行局部戒严，将广场作为停车场使用。胡耀邦追悼会，是在学潮已现、乱象毕显的情况下举行，因此安全保卫工作压力极大，有关部门煞费踌躇。
21日白天，天安门广场围聚的人极多，时常出现类似骚乱的“险情”，人群多次涌上大会堂东门台阶直至门口，又多次被推回警戒线外。从下午开始，陆续有部队进入大会堂集结，裹着大衣，在大会堂过厅的地毯上，休息待命。
午夜时分，从西郊大学区步行进城的学生队伍，陆续来到天安门广场，虽在深夜，但他们游行经过新华门时，仍然齐声高呼口号，“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打倒官倒”等口号声，响彻西长安街上空，并直接传入灯火通明、治丧办公室人员彻夜不眠的人民大会堂。
学生队伍进入天安门广场，受到仍围聚的人群的热烈欢迎。大学生组织极为严密，二三十个高校的学生队伍，分别按指定地域集结，各自席地而坐，外围的学生手挽手，防止不相干的人员混入，除呼喊口号外，无任何过激或越轨的行动。并且学生的队伍还在不断增加，天津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3000多名大学生已赶到北京，参加大学生悼念胡耀邦的统一行动。
治丧办公室警卫组连夜开会，研究对策，既需要清场，又觉得力量不够。到学生队伍进入广场后，也感受到那种对抗的意志，所以一直举棋不定，颇有点束手无策之感。到凌晨4时，无可拖延的时刻，终于做了决定，采文、武两手准备，一面增加人到场待命；一面派团市委和市公安局的人，直接到广场与学生代表谈判，指出为开好追悼会，需要解决维护秩序和交通管理问题，限时清场，请学生们理解并协助，至少向东移动，让出半个广场。最初的谈判结果似乎不错，官方代表开宗明义，只谈由双方共同维护秩序，以保证开好追悼会。学生代表则提出了3条要求：一是在天安门广场降半旗；二是向广场播放追悼会实况；三是允许学生推派的代表进入大会堂向胡耀邦遗体告别。官方代表当即做了答复：第一条是不言而喻的事；第二条也可以负责办到；第三条因无授权，只能回去后向上反映、报告。得此答复，学生们答应向东撤退至人民英雄纪念碑一线。且即时行动，让出了半个广场。武警和交通管制人员亦及时占领了这个地域。但到清晨6时，学生们又“变卦”了，要求重新谈判。官方则认为受到愚弄，认定学生们在玩弄拖延的策略，拒绝学生新提的一切要求，甚至拒绝谈判。学生则被这种态度所激怒，一下子涌回到人民大会堂东门的警戒线，与军警面对面对峙。
10万人参与空前紧张的追悼会
4月22日早8时，乔石和温家宝就到达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此时大会堂外围的警戒线已布好，只剩大会堂东门和广场被学生们封锁，其他各门含大会堂西侧路均已戒严。而从大会堂东门放眼望出去，极有组织、意志坚定、联合行动的大学生队伍，打出各校校旗，张挂大字横幅，上面大书“青年领袖，民主斗士”“让我们再看耀邦一眼”“再送耀邦一程”等标语。政法大学的学生制作了一个大牌匾，上边抄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等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款。学生们紧贴着警戒线，情绪激昂，不停地高呼口号，齐声唱着《国歌》和《国际歌》。
在大会堂东门外拦阻学生的警戒线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从保定调入京城的38军的部队，第二层是武警部队，两层都各聚集四五排人，与学生形成两军对峙的阵势。双方的第一排几乎面对面、腿碰腿地挨在一起，从躁动地站着互相推挤，舒缓成共同席地而坐。每个人都能从当时的情境中体认到，随着时间的流逝，驱赶和清场已是不可能的了。慢说官方绝不想发生大的流血事件，此时即使放手大干，怕也无济于事了。后来，学生们又用横幅打出毛泽东关于保护学生运动的著名语录。
乔石及治丧办公室负责人研究了现场形势后做出决定，追悼会按时照常开，原定从东门入场者，一部分调至北门和西门入场，一部分从远处下车，走控制线内的便道步行入场。与会者入场后即由引领人员引领到位，分厅休息。治丧办公室确定，参加追悼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均佩戴黑纱、白花，其他参加人员一律只戴白花。大会堂内设立6个医疗点，抽调北京医院和301医院的医生、护士值班。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工作证分为前区、场内、场外3种，记者证分为前区和后区两种。
10时整，追悼会开始，胡氏家属以耀邦夫人李昭领头入场。参加追悼会的中央领导人由邓小平、赵紫阳、杨尚昆、彭真、聂荣臻、李鹏等率领入场。杨尚昆主持追悼会，他的声音显得喑哑，程序上亦出了点口误，默哀后应是奏《国歌》，被说成奏《国际歌》，即时改正，在会场内未引起反应。赵紫阳致悼词，声调显得晦暗、压抑。邓小平则自始至终脸色阴沉，不发一言。
追悼会历时近30分钟，奏《国际歌》后向胡耀邦遗体告别。胡氏家属从站立在水晶棺前移至水晶棺后，领导人仍以邓小平为首，排成单行走过，向在水晶棺中安卧的胡耀邦遗体鞠躬致哀，然后上前与家属一一握手。此时摄影记者群中发生推挤、冲突，警卫局的人强力推赶，互相呵斥争执的声音极大，在肃穆、沉重的会场中给人以一种紧张和异样的冲击。原来这天到场的摄影记者过多，除治丧办公室组织电视台实况转播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摄影记者，已有的十二三台摄像机、摄影机、照相机外，胡家又自请了10多人的一个摄影队，还有谁也拦不住的杨绍明（中国摄影家协会负责人、杨尚昆之子），谁也不让谁，在邓小平走上前与李昭握手时，即拥堵在一起，互相推挤，几至吵成一团。 领导人向遗体告别并与家属握手后退场。这时又请胡氏家属移至水晶棺前，然后是参加追悼会的其他人员分由水晶棺两边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治丧办公室的人员挡在前边，拦阻人们与家属握手，并催赶着人们快走。由于态度焦急、生硬，甚至有推搡的动作，所以引致很多人的不满。而按照原计划，在大批与会者向遗体告别时，应请李昭等家属到休息室小憩，但她执意不肯，连工作人员拿来的折叠椅也不坐，一直站在那里，扬着两手向人们致谢。她的举动，当然不会使告别的队列走得稍快。
人民大会堂内追悼会开始后，即由扩音器向广场做实况转播。广场内的10万大学生亦肃立、默哀，聆听悼词，并齐唱《国歌》和《国际歌》。但从开始向遗体告别时，就停止了实况转播，只是一直向广场轮番播放《哀乐》和《葬礼进行曲》。学生们很有秩序地坐下，却再不知道大会堂内的情况。他们看着从东门陆续退场而出的人，不断地有节奏地喊：“对话！对话！”却得不到任何理睬，他们的烦躁情绪也越来越明显，认出从东门走出来的华国锋，也热烈地鼓起掌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空前绝后的送灵车队和场景
近午11时半，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全部结束，遂开始移灵。将胡耀邦遗体从水晶棺抬至玻璃抬棺，按前一晚的路线抬到西南门的停车场，送入灵车。由乔石、胡启立、宋平、温家宝及治丧办公室人员陪同家属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按原定计划，送灵车队应出人民大会堂东正门，沿长安街西行往八宝山。现在东门外被学生封堵，已根本不可行。在送灵车队启行前的短暂时刻，不断有情况报给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十里长街，人潮汹涌，西单、复兴门、公主坟等处，人群几乎已堵满了车行道。人们要最后表达送别胡耀邦的哀悼之情，这与1976年人们自发地在十里长街送别周恩来总理的情景相似。所不同的是，那次送别表达出的对当局和时局――“四人帮”为代表的文革派，以及正兴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不满，是一种郁积和待爆发的沉默；这次送别表达出的心情则是直截了当、毫不掩饰。治丧办公室确实感受到极大的困扰，曾认真考虑送灵车队舍长安街而走地铁路的备用线，却终于没有出此下策。
乔石拍板，送灵仍走长安街，治丧办公室警卫组在行前又临时对送灵车队做了调整。
为胡耀邦送灵，与之前为周恩来总理遗体、刘少奇主席骨灰送行的情形都不同，车队的编排，格外郑重、隆重又独特。
到启行时，又在车队序列排在第五而编号为“1”号的灵车前后，各加了一辆未编号的大轿车，里边坐满武警和公安干警，以在路途拥堵时下来疏导交通和处理各种不测事件。
送灵车队开出人民大会堂西南门，从南长街口拐向西行，一露面，早已等候在街上的人们便发出巨大的哭泣、呼唤声浪。十里长街，全部停驶了无关车辆，百万人涌上街头，为胡耀邦送行。南长街口至新华门一线，虽然围聚的人多，但警力充足，大量武警排成几行，手拉手拦住人，能保持较宽的道路，车行顺畅。过了六部口，就开始出现紧张状况，人越来越多，拥挤着压向路中间，仅容车队通过；西单至复兴门路段，几乎发生压车情况，此时灵车前后两辆大轿车上的公安、武警，跳下车来，一边声音嘶哑地呐喊“谢谢大家，请大家帮帮忙，向后退”，一边奋力推赶，才得使车队通过。出复兴门后，在工会大楼、京西宾馆、公主坟等处均是此状。再向西行，人仍不见减少，车队前方新增加了不少公安、武警的面包车开路，向外拐行，以迫使人们向后让路，历时一个小时，方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