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历史上书院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除授受儒家学说的教学型书院外，佛道的宗教书院、官员休憩的园林书院、宗族的祠堂书院等以不同形式存在。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因社会向慕、威权压力和书院的民间性等原因而发生。认识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对从整体上把握书院发展史，认识书院文化形成的多元取向，形成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或有帮助。
[关键词] 书院；形态；多样性；意义
Abstract：There is a spanersity of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ancient academies. Besides certain teaching academies that initiated Confucianism， various forms of academies did exist in ancient China， such as religious academy where Buddhist was found by monks or Taoist priests， the garden academy where officers generally had a rest， as well as the academy of ancestral temple. Due to people's admiration， depression from authorities and the civil characteristic of the academy， multiple forms of academies did get into a full flourish at that time. Researching on the ancient academy morphology has considerable significance to the perception of overall history and cultural orientation of ancient academy， according to which we can change the research paradigm and build a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system of ancient academy study.
Key words：ancient academy； morphology； spanersity； significance
所谓形态，是指事物存在的方式、事物的形状或表现。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形态，取决于该事物的内在规律，事物形态的决定因素在于事物自身的内在规定性。历史上，书院从中唐时期的肇始到两宋的发展成熟，经蒙元的强化直至明清的高速发展忽又戛然终结，千年跌宕起伏中，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并存：既有初创时期作为唐中央政府组成机构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也有文人雅集的私家读书之地，更多的是在儒家思想传承和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诸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象山书院、东林书院等教学与学术型书院，教学、藏书、祭祀、学田等是教学型书院的基本规制。若将传习儒家思想的教学型书院作为书院历史形态的正态，明清时期也不乏佛道书院、宗族家祠书院等与教学毫无关联的异态书院。书院形态的多样性让定义书院成为较为困难的任务，难用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将其表征，各种表述总有意犹未尽的遗憾。书院形态多样性引起我们深思：书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存在？一 作为小传统的另类书院形态
小传统是相对于大传统而言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小传统作为一种亚文化，并不是大传统对其自上而下的单向运动和影响。就村落而言，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互动本身是一种文化创造的过程，是在小传统的基础上对大传统某些因素进行的选择。[1]在书院史上，经历史选择与积淀而形成的传授儒家知识、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可视为书院文化中的大传统，作为正态的以传习儒家学说的教学书院是中国书院的主体，关于其边界、起源、发展、内部组织、运行规律、历史贡献等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此类书院是书院文化中的大传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作为小传统存在的另类异态书院，他们极富特色的个性使中国书院文化丰富多彩，择例如下。 （一）佛家寺庙书院
元明之际，南昌莲华宝胜寺僧于寺旁筑室，名为“莲溪书院”：
“ 豫章僧志v来游京师，以事状告临川危素曰：吾所居寺，在南昌之境，曰莲华宝胜寺，有田三百余亩，唐尚书右丞相赠司徒谥文献张公祠堂在焉。宋兴，闲田之在官塘者，为民姚氏所据，主僧澄江力归之，至于今公牒具存。澄江复环寺种竹，积岁多至三万余个。入国朝，僧至宝作室四楹竹间，榜曰‘莲溪书院’。泰定初，僧绍能将逝，嘱其徒曰：吾没后，汝力于为善。于是僧觉先作善法之堂。至顺初，僧绍定与长者万仁作石桥于寺西，曰：万年之桥。再纪至元之二年，……无所弗悉，因请为之记。……公之在官，岂曾休于此耶？惟公起自岭海，举道侔伊吕科。立人之朝，直道正言，身之进退，系乎天下之治乱，盖亦可谓百世之师矣。彼为浮图氏学，既已出世而离伦，而能崇敬先贤，严其祀事，顾岂可与浅见薄识者论哉！自澄江师而下，皆宜表著其功，以劝来者。”[2]
莲溪书院为南昌莲华宝胜寺僧人于寺外竹林所建，有室四楹，大概是寺僧静修佛理之所。僧寺建筑榜书院名，在记文作者看来，有“崇敬先贤”之意，这对出世而离伦的释氏而言，殊属难得，对浅见薄识者更有谆劝之用，因此“宜表著其功”。寺庙襄助书院的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或田租或寓所，不一而足，如清光绪时福建邵武仁寿寺僧志昆以公捐寺田充书院膏火，“既以补前人废弃之过，复以息后人争讼之端，而又得崇儒慕义之美”[3]，但寺僧构筑书院作为澄明静修之所并不多，莲溪书院与世俗儒家书院无论是形态还是功能都不尽相同，但也是书院历史上的一种存在。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5年
第2期 张劲松：论书院的形态
明代四川蓬溪县有石鱼书院，明人杨作楫有《石鱼书院记》称：
“蓬在梓东，境内多名山。……县郭沿溪而上有石头鱼山。……正德间，岩崩，现北郭神主像，邑人士因修建祠宇。乙丑岁，杨邑侯谒选都门，梦双溪合流，……遂捐俸改建正殿，新加结L。附元君殿于左，三教殿于右。……另建书院于右，置桌凳于中，以供多士会文并登眺者宴乐。仍置观右山场田地，招僧常住焚献。……殿阁耸照，阶级层嶙，像位香火，秩然具备。四衢瞻礼，万室皈依，山灵生色，名垂不朽。”
石鱼书院依附于庙宇而建，并有僧人长期主持其中，虽有山场田地并多士会文，似仍为胜地景观，多为悠游观休之用，与一般意义的学校性质的书院不同，是故研究者认为“（石鱼书院）这是知县杨学礼把庙与书院合在一起，而以庙为主。其修建的动机与建成后的主要功能，都同书院教育没有多少关联。”[4] （二）道家宫观书院
与佛家寺庙书院类似的是，道家也有书院之建。元大德年间杭州老氏有集虚书院：
杭孟法师，字集虚，筑室苕溪上为读书地，以其字扁之。余闻老氏云：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知虚者万有所从集也，窍虚而风集，坎虚而水集，谷虚而云集；室屋之虚也，人集焉；天地之虚也，日月星辰、山河草木、羽毛鳞介集焉；孰谓吾一心虚而不为道所集乎？然心之为物，可虚可窒；道之为物，惟恍惟忽。向焉所谓集，皆可得见，而此不可知，故虚者每为异物所窒，恍兮忽兮者，将弗集矣。一心无樊，攻焉者众，喜怒哀乐毒其内，是非得丧寇其外，欲斯须之虚，有不可得者，若是求道，亦击？而求唐子也。吾孟师不然。师儒者而寄迹道家流，为诗文咸有法度，□元养素九锁山中，斋居者三年，既乃为世故役，弗遂其志，戚戚然恶之，所蓄书数千卷，将室成而藏焉，且与方外奇士游居讲习于此，所得殆未可量。然余谓师无志于道则已，苟有志，书亦累也。比见世读书者，四方万里，无所不通；上下数千载，无所不闻；归而求其本心则虚焉者寡矣，圣人之道，遂为绝学，可叹也。愿师悉弃所蕴于无何有之乡，然后即方寸之地，朝而V焉，暮而煅桑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师益矣。颜子始好学，终坐忘，惟道集虚，盖深造自得之妙，颜何人哉。[5]
集虚书院为杭孟法师的宫观，也是其读书之地，不是一般意义的儒家教学型书院。杭孟由儒入黄老，师儒者而寄迹道家流，可能因为这一原因才有筑室之举，才有修习之所名为“书院”之为。不过在记文的作者看来，杭孟法师此举大可不必，所谓“无志于道则已，苟有志，书亦累也”，道家修为并不在于读书多寡，世之读书之人无所不读，无所不通，“归而求其本心则虚焉者寡矣”，这是因为黄老之学本不在于以知识繁富为胜，而在于以虚为能集而求之于空灵澄明。
道家办有书院的情况并不少见，据史料记载，宋道士孟宗宝办笤溪书院，元末陈麟著道士冠服，重兴岱山书院；宋元之际江西樟树x皂山道人在大万寿崇真宫旁建紫阳书院，以记朱熹曾讲学于此；明代河代定兴张镐建白河书院，“营以学仙，寄磨壮志”；清道士蒋普倡捐重兴宜兴东坡书院，等等，“这些人大多是先儒后道，故亦把自己学道之处称作为书院”，[6]显然这些书院与教学授徒的儒家书院不同。 （三）官员私家园林书院
科场胜出后的一些读书人，仕宦时除倡捐建设公众教学书院外，亦常有私家书院之建，不过此书院或为仕者政余休暇之所，或为清军之官廨，多为官员个人的私家园林，如明大学士韩雍的友清书院：
昔米元章以石为友，白乐天以诗酒琴为三友，曾端伯以名花海棠酴之灯为十友，夫友石者泥于奇，友诗酒琴流于放，友海棠酴之灯近于侈，彼皆偏于所好者为之，吾之友则异焉。苍梧行台之前除有古松三十株，高参天，即松之西作屋三楹，为休憩之所，移古梅十五株，修竹三百竿环植之。竹既丛生，梅亦盛开。吾休暇与客游其间，见松之亭亭，交峙如冠。Т蟪迹国有大政庭立而议也。见竹之枞枞，森列如百万甲兵，密阵环侍，畏令而不敢嚣也。见梅之疏C横斜，如山林高士，辟谷□引危立于颠崖之上也。三者相依，一尘不侵，吾爱其清，将取以为友。客疑之曰：子曾以古人友物为偏于所好，何亦取于兹乎？噫！自《伐木》诗降，友道不能尽古，若世之人，平居无事，相处与契合，亲密真若终始不相遗，有事可以相扶持，一旦地位殊，利害近，多反眼若不相识；或势位相逼，谗毁排挤无不至。虽门生故吏，亦多随时逐利，前恭而后倨，初附而终叛，以怨报德者有焉。若是者，宜非士君子所为。而其人且忍为之，奚望其有忠孝大节哉？维松也，竹也，历四时风雨霜雪之繁，尽万物之荣枯，独能不改柯易节，有久而能敬，士穷见节义之道焉；梅也，不与群芳争丽于春风艳阳，而独秀于严冬之时，有秉心无，途穷见交态之理焉，是则彼皆有岁寒之操，君子之德。吾友其德，以为晚节之，如之何其不可？客曰：子取友得矣。因举酒属贺。少焉，明月东升，天风徐来，舞蚪鸾，锵金石，响寒涛，兰蕙之馨馥馥芬芬，吾耳目鼻息之所得，又如游钧天广寒，如中秋后，登吴山绝顶，如趋朝近御，炉其清，何如哉？！乃x客曰：是果吾清友也，书以为友清书院记。[7]
松、竹、梅岁寒三友，三者相依，一尘不侵，作者爱其清，取以为友，遂将政治之余休暇之地命之为“友清书院”，此书院似为园林胜景，但并无传统意义的书院教学授受活动。
再如明儒胡居仁所记成化时期松江府的“棠溪书院”：
松江郡治东南有清军之所，其地宽衍，傍连溪水，吏部主事黄公平为通判，乃创厅堂斋舍，榜曰：棠溪书院。同府于公钦来继其事，植碧梧数株于内。宁公祥、傅公恺又创外门并牌匾。成化甲午，冢宰尹公以世衡于先生前任河南卫辉通判，累有治绩，举升本府同知。先生来郡重加修葺。前为治事厅，后为燕寝堂，左右两庑外设门墙。先生于厅之楣揭其师聘君康斋吴先生“黄堂勤政”四大字，又以“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八字置之北壁，书《太极图解》于北壁之东，《西铭解》于北壁之西，寝堂中仍揭康斋“勤谨和缓”四大字于楣，书“平易近民，视民如伤”于堂之南北壁。堂之东西壁，尽书古今嘉言善行有关于政教者，以自勉励。于寝堂两荣分为四室，东北曰清军局，军册藏焉；西北曰清匠局，匠册藏焉；东南曰琴室，中设圣贤像，古琴一张，筹策一椟置于左右。西南曰雪窗，中置一榻，傍积古今书籍，揭“惩忿窒欲，改过迁善”八字以自警。堂之前，虚轩幽敞，扁曰：太古轩。轩之北书“吏隐”二字。琴室之前扁：翠竹轩。轩左之池名鱼跃池。池之傍有钓鱼矶。池之内有莲，因书茂叔《爱莲说》。雪窗之前扁碧梧轩，轩之西南作棠溪桥，杂植花卉蔬果竹木数十种。先生生每日升公堂，与郡侯王公及诸同寅商榷政事毕，即造书院。清理公事既暇，则深衣幅巾，退坐寝堂，读书鸣琴，遍观格言以自省。又其暇或赏花或看竹，或观鱼或垂钓，绿阴满窗，清香透户，草色连阶。同官士友有来书院者，则相与讲论道义，游观景物，情思洒然，而不不知倦也[8] 棠溪书院与友清书院的情况类似，从书院的建筑结构可以确知不是教学型的书院，而是官员优游暇豫之所，是园林性质的官廨。作为官员休憩之所的书院在明代不少见，除前所例外，明代四川邛州知州鞠文谷所建讲易书院亦是一例，“（书）院凡三楣，堂扁‘学易’，前有露亭，后有别署，延袤一里有奇。左有梅竹轩，乃公暇诵读之所。”[4]（四）宗族祠堂书院
以书院形态存在的宗族祠堂著名的莫过于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广州陈氏书院，陈氏书院是以书院命名的广东全省陈氏宗亲的合族祠堂。据《广东省各县建造陈氏书院》称： 敬启者：我太邱太祖德高汉代，荫贻后昆，奕叶蕃昌，散布于粤中者，类成巨族。今切水源木本之思，为崇德报功之举，邀集宗族在羊城西关连元大街买得吉地一千井有奇，议建宗祠。我粤中各房昆仲或为值事，或出主陪享。经众议定章程，辰下各昆仲极为踊跃，业已交易地价，诹吉兴工。诚恐未及周至，谨修函奉达，敬请家先生大人惠临公所面商一切，并通知尊处亲房：倘欲出主陪享者，祈早日到公所挂号。诸叨玉成，曷胜铭感。从此宗敦族睦，数厥典而无忘，云蔚霞蒸，庆远条之益茂，肃此，驰布顺候。蕃祺统希，朗照不宣。家先生大人座右。[9]
据研究，清末广州城内有类似于合省同姓宗祠数十所，且多以书院为名，但并不延师授徒。广州宗祠书院的出现既有清末国家对地方宗族势力扩张进行防范与控制的原因，也是强宗世族为进一步联宗合族，提升宗族竞争力，扩大宗族影响使然，不过祠堂假名书院而已。与广州合族祠堂书院类似的还有江西万载龙氏于清末在郡城宜春所建的“鼎盛试馆”，其寓考、祭祀、宾兴等功能与广州的合族祠并无不同，甚至龙氏的郡城试馆还有“祠课”节目，[10]较之广州的祠堂书院更似书院，但毕竟不延师授徒，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机构，祠堂书院亦可称之为书院异态中的一种。二 书院形态多样性形成原因
以上择例中的书院形态各异，禅林静修、守道集虚的佛、老书院有之，政事之暇官员优游其间的园林书院有之，用以密切宗亲关系的祠堂书院有之，其建筑与功能不尽相同，与聚书授徒的教学书院相比，此类书院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所为，亦极少围绕书作文章（集虚书院的作者甚至提出“苟有志，书亦累”），传统书院的规制或若干事业如教学、藏书、学田、祭祀等在此类书院中都不具备，不啻为书院中的“另类”、“异端”，是书院发展中的异态。
异态书院是书院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书院发展长河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异态书院的出现其原因是多样的，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民间书院发展除家族和科举力量外，与有影响的先贤、名儒结庐名山胜景，隐居读书并授徒讲业有莫大关系。“要路知无援，深山必遇师”，唐李涉、李渤兄弟隐居庐山，遂后有白鹿洞书院；宋初孙复之于泰山书院，石介之于徂徕书院，南宋朱熹之于武夷精舍、陆九渊之于象山书院，王阳明之于龙冈书院，等等，莫不如是。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成为领风气之先的学术创新的重要阵地，是文化精英集中的精神圣地，成为中华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先进的文化符号，在政权叠加的影响下，由此而为时人、后人向慕，并从儒家教育圈、学术圈走向社会，并对包括佛、道等宗教信仰在内的社会风尚、社会文化产生影响，从而书院之名为佛道方外之士向慕借用，似顺理成章之事。此即所谓“书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尽是教育机构。由于大师的提倡，士人向慕，书院的名号被各种机构借用，最初的教学功能亦逐渐向祭祀、集会等功能延展开来……”[13]
2.威权压力使然。历史上，因为治化与教化权力的争夺，“道”、“势”之间的冲突祸及书院的情况并不在少数，其中又尤以明代为甚。史称明代禁毁书院有五次之多，书院更名为其他社会组织，以求自保的情况亦为多见。万历年间权相张居正禁毁书院，天下书院为威权所摧；天启年间东林党案祸及书院，一些书院为避免为拆毁的命运，亦有将“书院”二字改作道院、祠观等，此与将祠堂更名为书院的情况类同，其背后仍是威权压力所然。
以清代广州陈氏书院为代表的地方宗族组织为加强族群认同，避免政策障碍和压力，而将祠堂等改称书院即是典型的威权压力下出现的书院异态，是先民避害时的创造之举。类似于陈氏书院的，在广州还有同时期的何氏庐江书院（又名何家祠）、邱氏书室等，据广州洗氏《曲江侯书院图记》称：乾隆三十七年，巡抚张彭祖以城内合族祠类多把持讼事，挟众抗官，奏请一律禁毁。于是各姓宗祠皆改题书院。我祠之以书院名亦由于此，故祠制也。[9]其将祠堂改称书院的原因为政策压力可见一斑。因此，研究者认为，陈家祠“在本质上仍与清代广州城中其他的合族祠一样，既不具备广雅书院教书育人培养人才的功能，也不是一个宗族组织，只是一个祭祖的祠堂和为了让来自各地村镇、参与出资建造合族祠的陈姓族人到广州城中应考科举、打官司和交纳赋税以及办理其他事务时居住提供的一落脚步点和联络处。”[14]迫于威权压力，书院更名为祠庙或祠庙改名为书院的，都是先民的创造，亦是历史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个案之一。
3.书院民间性的延续。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民间兴学的传统，私家办学的传统源远流长。书院的出现与印刷术进步、科举取士制度确立、士族地主阶层崛起等经济、政治、文化因素有关，更是民间私家办学传统的赓续。在中国教育史上，实施高等教育最好也最为成功的机构非书院莫属，其原因之一在于书院所具有的民间性，书院的生命力即在于她的民间性。书院历唐宋元明清等朝，除极少数时间外，没有被列为官学体系，不是所谓体制内的产物。因此，后人在解读书院民间性的指向时，称其包括后来被奉为圭臬的由西方转入的学术自由和自治等若干大学精神，所谓“与官府的学术垄断相对应的，则是书院的那种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所有的脆弱而又支离破碎的自治权利”“中国的学术呈现出了一种颇为独特的情景。一方面，在翰林院里士大夫们制订了考试的内容和规范知识，是绝对学术权威。……而别一方面，在书院发展历史的一些特定时期内，书院里的学者极拥有十分广泛的学术研究自由。”[15] “书院自出现以来，由于其私学为主的办学性质，使得书院办学多属于个别行为，没有一种系统的规划来管理、指导书院的发展”[16]民间特质为书院在形态上的活泼多样提供了土壤，并没有一种强力规制要求书院以标准的模式存世。在士人、世人眼里书院是一个文化象征的符号，是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场所，是有文化的各类精英的话语圈。因此，政治精英创办私家园林书院的有之，宗教精英将个人修为之所命之书院的有之，地方家族精英将祠堂名之书院的有之，商业精英出资兴建书院乐育人才的有之，林林总总。如此，书院的兴办者形形色色，儒家士人与官吏、族群势力、佛道方外人士，等等，书院的形态也因创办者不同而千姿百态，百花齐放。
需要提出的是，历史上中央集权制度的不断强化，治化权力对教化权的控制是一个不断加深的过程，表现在书院身上是其民间性、独立性不断挤压、不断削弱直至消亡，有感于此，钱穆称：“南宋以来，书院讲学之风尤盛。然所讲皆渊源伊洛，别标新义，与朝廷功令、汉唐注疏之说不同。及元仁宗皇庆中定制，改遵朱氏《章句集注》。明承元旧，又编《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然后往者书院私人之讲章，悬为朝廷一代之令申。亦犹夫熙宁之《三经》矣。功利所在，学者争趋，而书院讲学之风亦衰。其弊也，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17]书院成为科举的附庸，与官学无二，民间性与独立性的丧失使得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或官学化严重，或成为官学的一部分，其存在的价值荡然无存，退出历史舞台无可避免。三 书院形态多样性意义
书院形态的多样性不仅仅进一步丰富书院发展的若干史实，更重要的在于对书院文化存在问题的深入认识。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认识书院形态的多样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书院形态的多样性有利于对书院发展史的整体把握
“书院是一种很复杂的教育机构群体……，因此，我们就很难用一个模式去评价所有的书院，也不能把某一时期某一类书院的功能与特征去代表书院的整体”。[18]显然书院不仅仅是教育机构（群体），此言虽针对教育书院而言，但仍适用于书院整体。从书院研究学术史的发展来看，长期以来书院被定义为一种教育机构，书院是一种教育文化存在，书院研究是教育史的范畴和领地，从书院形态的多样性来看，这一观点有待修正。书院在发展过程中教学功能或者以教育机构的形态存在是其主体，但并不是唯一的形态，除教学功能外，书院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性功能，如佛道书院中包含的宗教信仰散播、祠堂书院中族群认同、园林书院的政治文化等。在异态书院中，书院不是教学机构，它们或为官员冠以文化往来的场所，或为清修之地，或类同于育婴堂、宾兴会的地方公共组织，这与聚书授徒、讲学考课、乐育贤才的教学书院迥异，但研究者仍应认识到异态书院是中国书院发展中的真实存在，是书院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若干年前，书院学界关于“书院”与“书堂”、“书舍”、“书屋”等名称在中唐书院出现后是否通用、共用、混用等问题展开过讨论，这一讨论关系到书院研究对象、书院起源等书院学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其意义不言自明。不可否认的是，学界对书院学中的重大问题的关注度不够，对关涉书院学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缺乏热情，这也是书院研究与科举研究几乎同时起步，但今日 “书院学”较“科举学”而言热度远远不够的原因之一。书院形态多样性问题的提出，在回答“何为书院”“何为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和无书院之名而有书院之实”等问题上，能有所讨论，有所启发，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拓展书院研究对象，进一步梳理出书院发展的历史脉络，从而对书院发展史的整体有更清晰的把握。
2.书院形态的多样性是书院文化多元的表征
书院形态形成的基础是书院文化，不同的文化基础构成了不同的书院形态，形态多样性表明书院文化的基础是多元的，书院文化的来源是多向的。
3.书院形态的多样性让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书院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多种文化的融合促成了书院形态的多样性，书院的社会功能也呈现出多向性。书院作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对象是基于对书院所承担的教学功能的认识基础，但可以肯定书院的社会功能绝不只限于人才培养上。从广东陈氏祠堂书院来看，书院还有族群认同的功能；从陈氏书院对全省陈姓子弟赴广州乡试给予花红资助的情况来看，书院有宾兴的功能；从佛家莲华书院、道家集虚书院和书院祭奉文昌帝君的情况来看，书院与宗教有着密切关系，而这有可能是教育史学难以涉及的，也是单一学科的研究无法完成的任务。
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及书院文化的多元性鼓励书院研究从单一的学科领域走出来，拆除相关学科之间的藩篱，向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集中，通过教育学、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文化史）、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使书院范式从教育史向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转向，从而形成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方法论体系，使对“书院是怎样的一种文化存在”的探寻更加接近书院史实，如此便有可能形成书院研究新的增长点，如此便有可能走向书院研究的“蓝海”，从而建构成包融多种文化成分的书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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